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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焚香听雨中

文/汪芳记

《夏注金匮要略》样书

11月24日上午，老中青三代中医参加了《夏注金匮要略》首发暨夏芳圃先生学术思想研讨，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中医人聚合最多的一次活动，用成语“济济一堂”大抵不过。

《夏注金匮要略》首发暨夏芳圃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合影一）

《夏注金匮要略》首发暨夏芳圃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合影二）

夏芳圃（1902年—1976年）是麻邑当代名老中医，知名中医教育家，《夏注金匮要略》发肇于中医教学时心得，是学习研究张仲景《金匮要略》重要读本。对麻邑中医事业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活动说是研讨，实际是缅怀。形式大于内容。因为有老中医参加，不想搞得那样“正襟危坐”，只是想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轻松围坐到一起，听前辈回忆前辈，从青葱岁月中，怀想那些过往的氤氲时光。如果还有展望，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多少有点传承和发扬。

芳圃先生曾教授的那一批1960年代中医学子，三批一百二十多人队伍，目前健在的年纪最小也有七十四五岁，他们多数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少数几位还在做临床工作。有些同学可能很多年都没怎么见过面，因为有这样一个“轴”，让他们联动起来，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所以，那些并不生活在这个县城的前辈，克服了诸多困难，甚至专程让子女护送，也要来到活动现场。

对于他们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现在想起来，最早知道“夏芳圃”这三个字，大概是读1993年版的《麻城县志》。第一次浏览这一版县志时，对“胡衡甫”印象最深，一是县志上有他的传，事例除记载先生著的《衡庐医话》和手抄稿万密斋《片玉心书》外，特别提到董必武1962年访问麻城时，胡衡甫、吴伯厚与董必武之间的诗词唱和。能与董老诗词互和，肯定不是“简单人”。再就是县志还录了几首胡衡甫1949年前客居外地写的绝句（这个印象更深），满是浓浓的乡愁。接在传的后面是表，表记载的人物更多，其中就有“夏芳圃”。作为医林代表人物，我相信我最初一定浏览过，只是没怎么在意。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有一天，我整理办公室的柜子，从一堆故纸中，找到一本《衡庐医话》，是一位中医前辈留下的，上面有他的钢笔签名。《衡庐医话》是胡衡甫先生毕生业医心得，初稿完成于1954年。那时，先生正如日中天。虽说只有几万字，内容非常丰富。前面几个章节谈经说理，表现了老先生的不凡见识，后面的论医集锦，更有史学价值。我是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甚至对书中的内容也思考过。读完后写了一篇《暗香残留》的读后心得，乱发一通议论。老先生嫡孙、麻城名老中医胡勇院长看到后，请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老方同志联络，到一起聚聚。席间，胡院长就跟我谈到了夏芳圃和《夏注金匮要略》。

萌生整理翻印《夏注金匮要略》的念头，就是在那次见面后。

几个月后，我们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中医座谈会，特别邀请胡院长参加。会上，胡院长简要介绍了夏芳圃先生和《夏注金匮》的一些陈年旧事，分管中医工作的领导听后，表现了浓厚兴趣，于是确定将整理《夏注》作为当年度中医工作任务之一。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胡院长手里借来了《夏注金匮要略》。这是一部中医教学讲稿，对经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与通常看到的研究《金匮》的专著还是有所区别。这部讲稿钢板刻印，成书1963年前后，当时参与刻印的有十多个学生。字迹有优有劣。五十多年过去，纸质发黄倒是次要的，因为刻板者笔迹不同，有些字与字之间，油墨已经混成一团，不好辨认。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要看它的学术价值。我选择其中字迹比较清晰的“血痹虚劳”篇，将这一章节文字录入好后，传到湖北中医药大学金匮教研室张志峰博士，请他从专业出发，鉴识其学术价值。张是麻城人，主要从事《金匮》教学，他找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很多版本的《金匮》书籍对照，很肯定地说，文字为原创，并且对《金匮》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了张博士的专业意见，勘校《夏注金匮要略》正式排上了工作日程。

以后，我们在市中医院找到十位年轻中医，分章节请他们完成初稿录入，然后，一轮又一轮勘校，一字一句至少看了五遍以上。对其中存疑的地方又请行家一起讨论，既要最大限度尊重先生的原意，又要对原稿中存在的错误尽力给予纠正。《夏注》引述前人研究的书籍非常多，多数书已经绝版，很多引述文字只能借助网上查阅、对比，对出入较大的审慎甄别，尽量不去做画蛇添足的事。后来，老一辈中医胡勇、黄争三、胡美伦几个人又反复校读，对我们的校订本指出了一二十处错误。

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将此做得更好。

迄今为止，在中医学术地位上，没有一人的分量超过张仲景。尽管《内经》中有黄帝、岐伯的对答，但“黄帝、岐伯”毕竟是托名人物；医和、扁鹊或许有，已经神化。奠定张仲景“医圣”地位的，就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仲景时代，它们是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生活在汉末乱世。那个时代有两大特征：一是战争，二是瘟疫。《伤寒杂病论》就成书这种背景下。全书16卷，前10卷论伤寒，后6卷讲杂病。仲景笔下的“伤寒”，主要是讨论瘟疫（传染病）的治疗，所创立的“六经辨证”也是按照传染病由浅入深的特点确立治法的。《金匮要略》就是6卷杂病的主要部分。所谓“要略”，说的不是仲景原文的全部，但保留了原著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原因在于《伤寒杂病论》是竹简所刻，数量有限，仲景过世后因为战乱散佚，稍晚于世的王叔和虽然收集整理了仲景著作，主要还是编纂了《伤寒论》，杂病部分的内容只搜集到少数，汇编在他的脉学专著《脉经》最后三章。隋唐时期的孙思邈、王焘等医家，在著述中虽然记载了仲景杂病的一些内容，也仅是少部分。

800年后的1057年，北宋仁宗嘉佑二年。“嘉佑二年”于中国历史有一份特殊记忆。这一年，苏轼20岁，苏辙18岁，曾巩21岁，程颢25岁，程颐24岁，张载38岁，章淳22岁，吕惠卿25岁，他们一同上了大宋王朝的进士榜，史称“龙虎榜”。前三人后来进入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人是北宋理学兴起的代表人物，后两人，王安石变法时的手下干将，左倾得不要不要。苏轼、苏辙御试之后，仁宗皇帝对高皇后说的“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也就是在这一年（世事虚幻，他们不仅没有成为两宰相，大多数时间还偏离中枢很远）。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大臣韩琦上表朝廷，要求成立校正医书局，整理古医籍。于是北宋王朝在编修院内成立了以掌禹锡、林忆、高保衡、孙奇为主的四大臣，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也就是在这以后不久，翰林学士王洙从翰林院堆放的残旧竹简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这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并妇人病的治法，因为在此之前，四大臣《伤寒论》已经整理完成，他们就将中卷、下卷合在一起，并将下卷中的方剂并到病证之下，同时还收集了其它方书记载的仲景治疗杂病的方法，成书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要略》就是《方论》的简称。历经800年，仲景论杂病治法，失而复得，不得不说多少有些天意。《金匮》一书，记载了44个病种、262个医方、158味药物，张仲景确定的杂病治疗的理、法、方、药，至今大部分还是临床中的规绳矩墨。金元时期，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开《金匮要略》注解先河的是元末明初的赵以德，谓《金匮要略衍义》，此后，注解《金匮要略》的医家逐渐多了起来，但再多，也比不上对《伤寒论》研究的人多。明清是中医药繁盛时期，注解《金匮》而成书流传的，也只有二三十家（子娄医生跟我说，历代注解《金匮》有两百多家，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夏注金匮》之所以对《金匮要略》研究颇有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关于《夏注金匮要略》对《金匮》研究的医学价值，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专门用一节文字做了记载。当然，这是用我肤浅的眼光来谈的，恰不恰当又是一回事。这篇后记七千三百余言，大概占四分之一的篇幅。我以为这种安排还是合理的。在着手做这件事前我就想到了将来一定要写序言或后记的，所以，校勘《夏注》时，对芳圃先生一些独到见解都作了标记或笔记，不然，七千言就算是废话也难以罗列出来。

随着对《夏注》的不断领会，我越发感觉到：当时那个社会，给芳圃先生施展拳脚的平台太小，假若老先生有更高更好的舞台，放出的光芒更耀目。

我确信这结论的说服力。

如果芳圃先生当时有更好的舞台和平台，他的《夏注》，影响力绝不只是在麻邑这巴掌一块大的地方。他成为其时国内研究《金匮》的大家、名家，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不是抄书工，他对《金匮要略》经文有自己的解读，绝非随便附和或人云亦云。

他对张仲景学说，已经融会贯通了。这对于今天我们这一代中医，比登天还难。

不仅仅是我们的根基太薄，更主要是我们从未曾想到要沉静下来，传承守正。浮躁和急功近利，是培养不出真中医的。

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中医学发展到今天，走下坡路是不争的事实。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如何让坡道更长、更缓。避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跌宕。

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责任。

回过头来看芳圃先生一生足迹，1926年12月，他从名医冉雪峰的湖北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因为生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怎么做医疗工作，至少医疗不是他的主业，他的心腔中居然还有那么深厚的医学积淀。这种功底，真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积累出来的。是不是那一代受过训练的中医，都这样厉害？

芳圃先生在1964年10月的一份干部履历表“医技专长”中，这样总结自己：“对内科慢性疑难杂症，喜运用独立思考，耐心为人诊治，多数取得疗效。对教授学徒颇有经验。不懂外语。”真正的大医生多半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勾勒的很谦逊。

在当时，他们（胡衡甫、赵叔炳、夏芳圃）还总结了“熟读成诵、泛览成趣、精思有得、勤练有成”16字学习中医箴言，至今依然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