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薇：《金瓶梅》的“传奇性”继承对其写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初论
当今多数论者都会承认，《金瓶梅》为中国古典小说开辟了一条写实主义的道路，具有里程碑的性质，甚至有些学者高度评价《金瓶梅》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它不是一部传奇，而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1]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严格说，作为写实主义小说它还够不上“最合于现代意义”，只是题材选择的幸运，给了它写实的便利，才有了超越前人写实的成就。然而，说它为中国古典小说开辟了一条写实主义的道路则是当之无愧的。
在《金瓶梅》之前，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主要有三类题材：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性事小说只有短篇，而写常人常事的长篇小说尚未出现。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性事小说。这已是开创性的了。它更被当今学者看重的是它又是第一部写常人常事、真实刻画生活细节的长篇写实主义小说，这显然是更大的开创，具有里程碑的性质，所以，本就有所忌讳的论者往往忽略其为性事小说，而只强调其为写实主义小说，于是，有意无意之间，掩盖了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发展过渡的原因和轨迹。那么，“性”之于《金瓶梅》到底意味着什么？
词话本《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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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首先是以性事小说的创意和构思酝酿而成的，小说的主题叙事和核心内容显然是性事，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多维、多向、全面深入地暴露和突破性性事。考量作品的人物设计、情节安排、艺术表现、创作意图和追求的社会效益，无一不是由这个性事叙说而来，并与之息息相关。
作品甫一问世即引起当时社会上上下下读者群的忿然注目和哗然反响，传抄窥阅不胫而走。不言而喻，受众兴趣所在自然是指向作品性事叙说这一核心与主体的。
崇祯本《金瓶梅》
然而，《金瓶梅》的两重性又使它与英雄传奇等小说大异其趣：
一方面，性事小说属于暴露隐私的性质，其引人注目的程度不亚于传奇小说的传奇性。
另一方面，性事属于常人的生活常事，表现其行为主体的个性、欲念、行为、事件及其来龙去脉的情节、细节也都属于生活常事。
既然作者立意要真实的全方位的细细叙说性事，自然而然便也将性事所在的这一部分生活娓娓道出。在人的总体生活中属于性事范围的生活所占比例本来不菲，再加性与财产、地位的紧密关系，往往达到言此必及彼的程度，因而，在小说史上出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变数：
一部全面、深入、专力写性事的长篇小说在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性事小说的同时，又成为第一部写常人常事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
第一奇书本《金瓶梅》
这一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过渡，尽管此书受题材内容限制，反映的生活尚未全面展开，格调不高，人物偏于猥琐，但毕竟为写实主义创作开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头，功不可没。
此后，出现的伟大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就是它卓越的后继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金瓶梅》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开拓便不能不探寻这一转变、过渡的轨迹及其形成的内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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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金瓶梅》的研究一向存在诸多人所共知的桎梏，迄今为止，研究者们还是未能毫无顾忌的根据当时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历史地面对这一作品。
《金瓶梅》邮票
面对这部主题内容和整体结构均着意于性事的长篇小说，学者们研究了由性事而及的情节、细节和由性主角与性有关的行为性情，得出了一系列结论，高度评价其现实主义成就，诸如揭露黑暗，反映现实，开创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和平民人物的空间塑造等。
所论并非空穴来风，而且确有见地，但所论不能贴切历史，贴切文学发展的实际，也不能贴切作品。
从当时说唱文学和小说的传布情况看，如果哪部小说不以传奇故事、性故事等引人注目的内容挂牌，而专写平民常事，无异于自绝于读者，绝不可能流传。而且当时作者写作也不可能具有当今的小说观念：一心想着如何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以常人的日常生活的真是细节来反映现实等等。
日本昭和四十三年金铃社版《金瓶梅》译本
追寻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考察社会上下层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期待，结合当时社会所谓“淫风”的浸润，我们认为《金瓶梅》这部长篇小说写实主义的新变是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和长篇神魔小说的阅读传统和惯性中实现的。
从本质上看，《金瓶梅》的写作动机和阅读热点仍然是在上述三种长篇小说共同具备的“传奇性”的继续张扬。《金瓶梅》的核心内容是性事，是当时小说受体有浓烈兴趣和高度期待的内容，较之此前小说的传奇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以“传奇性”来指称《金瓶梅》性事内容引人注目的性质，只是一种借用。因为所谓“传奇性”，一般是指小说具有的超常性、神奇性和怪异性。对照这三项，性事小说虽不算甚合，却也不离大格。只是不可谓“神奇”，却也有“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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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小说，习惯上不以“传奇性”指称性小说。为了便于论述《金瓶梅》在这方面的传承性，我们打破了论文的惯例。不然，就直接将“传奇性”改为“引人注目性”了。
我们说《金瓶梅》继承了传奇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的传奇性，是有迹可寻的。只须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各种传奇性小说的回目中都不乏“闹”的字样，如《三国演义》的“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西游记》的“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水浒传》就更是比比皆是了，开篇不久，即有“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接着就是“鲁智深大闹三名山”、“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仅前八回就“大闹”了四回之多。为了引人注目，竟然不避文字上的重复。
《金瓶梅》芮效卫英译本
《金瓶梅》的作者恰恰深体其意。笔下所“闹”回目也不在少数，如“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吴月娘大闹授官厅”。两次“大闹”也是不避文字重复的。此外还有“潘金莲醉闹葡萄架”、“傻帮闲趋奉闹华宴”。虽然所“闹”内容各有不同，而其引人注目的“闹”意则如出一辙。
读过《金瓶梅》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故事的大轮廓是取自《水浒传》中的一个情节：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害死武大郎，武松杀奸夫淫妇，为兄报仇、伸张正义的传奇故事。此书稍加改动，变成错杀他人而被判罪，刺配远方。西门庆、潘金莲得以不死，数年之后，武松重回故地，杀潘金莲祭兄。
《金瓶梅》的故事就从这几年中衍生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可说《金瓶梅》直接脱胎于英雄传奇小说。
《黄霖说金瓶梅》
黄霖先生在研究《金瓶梅》和《水浒传》的关系时指出：《金瓶梅》模仿了《水浒传》中大部分关于淫妇如潘巧云的描写用于潘金莲等人。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过渡，这是视《水浒传》为传奇经典，借用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已有印象，取得读者的移情性认可。这显然是起步时的一种依傍。
《金瓶梅》的肖像描写也存在这种过渡。浦安迪先生曾指出：潘金莲的微黑与《三国演义》中张飞的黑和《水浒传》中李逵的黑并非偶合。我们观其不管不顾，为所欲为，自称“不戴头巾的汉子”的一面，觉得浦氏所言，的确深中肯綮。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易于为人忽略不顾的是《金瓶梅》的开创性生活细节描写对于传奇性小说来说也不是一无所承。事实上，传奇性小说的细节性描写也并非一味都是夸张、想象的产物。如很多人熟悉的，李逵负母赶夜路，在荒山上其母口渴，李逵到庙中搬去香炉下山取水，便是真实生动的生活细节描写。甚至连《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写到猪八戒好吃懒做、攒私房钱的性情时，也不乏可圈可点的生活细节描写。
这些细节看似平常，却真正是从生活中精选提纯出来的，也是突出传奇性不可或缺的因素。除历史题材的作品之外，中国长篇传奇性小说与其它小说一致，书中主要人物的结局、命运，均与其为人善恶有关。
《金瓶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一一按其善恶程度安排男女主角的结局和命运。显然，这和书中大胆的形象叙事与细节描绘形成对照。后者是作者新潮思想、生存理念和文学创意的突破传统观念的产物，而前者则是传统道德观念产物的范式。
《金瓶梅资料汇编》
作者虽然勇于创新、突破，却还没有大胆到突破这一惯性范式。因为在当时社会，他形象叙写上的突破已然趋近小说受众容忍的极限，如果他敢于再进一步，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一个道德立足点，其传播很可能举步维艰。
他之所以在这方面集成传奇性长篇小说的传统，而且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清楚自己越界叙写可能出现严重后果而做出的代偿性行为。这是给读者的一个交代。正如作者的署名一样：他取了一个调侃性笔名“笑笑生”，意指笑谈社会，笑谈性事，同时以博读者一笑，供其休闲愉意。由此可见其读者意识之一斑。
综观以上列举的《金瓶梅》对英雄传奇等传奇性小说的借用、因循、依托、临摹、借鉴，可谓历历在目，无不是继承其传奇性的显著踪迹。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
这些踪迹告诉我们，《金瓶梅》的作者深谙小说创作与传播流布的历史和规律。他创作《金瓶梅》，多方面继承各类小说的传奇性，完全是深知传奇性是当时小说的命脉而自觉继承和张扬的结果。这应该就是作者之所以选择传奇性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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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肯定会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会弃其他容易表现传奇性的题材于不顾，单单选取性事这样一个尚无长篇先例、接受效果尚难确定的题材呢？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只是提得更集中而已。因为我们更集中地论证了此书的中心题材是性事，而此前一般《金瓶梅》的论者都是就此书首开淫风，肆写性事展开论说的，所论方向基本一致。
《金瓶梅资料汇录》
为免枝蔓，对于已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我们便直陈结论，不再繁征博引，并在此向持论者致谢。至于发表时间较为晚近，独有见地、自辟蹊径的见解，我们还是要注明作者、篇目等项，以利读者根究。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关注当时社会。明中叶以后，社会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而经济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气出现了背离传统道德、追求物欲满足的倾向，上上下下卷入一股“淫风”之中。
其次，要关注当时思想界出现的反礼教、反禁欲、要求尊重个性和生活欲求的社会思潮。
再次，要关注当时流行文学因“宣淫之风”与反禁欲思潮带来的新变。如《牡丹亭》的脍炙人口与在《金瓶梅》前后问世的短篇性事小说《如意君传》等的走俏。
《金瓶梅研究史》
最后，我们还需把关注指向作者，然而，兰陵笑笑生究属何人笔名，学界聚讼多年，迄今未衷一是。
我们只能就作品反观作者。毫无疑问，作者正是典型的当时黑暗、腐朽社会中人，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萌芽、官商勾结的社会中人，正是典型的宣淫风气中人，正是典型的解禁逐欲文学的读者。
一方面，他对当时黑暗现实、道德沦丧、淫风炽盛深怀不满，这从他书中多次议论、感言中不难发现。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并有所认同，他自己的生活也与社会的趋势同向。
尤为重要的是，由其作品的形象体系的纵深看，而不是从宣言、议论看，他对当时反禁欲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感悟要深于我们过去所愿意承认的程度。
《宁宗一讲金瓶梅》
对这个问题，宁宗一先生有一个颇含新意的阐述。他认为《金瓶梅》的超越之处在于“积极关注个人生存方式”、“关注有质感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追问已经无法从道德上加以直接判断，因为这种生活的道德意识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倒是那个仿真时代的有质感的生活。于是，它给中国长篇小说带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力，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
此文命题曰：《换个视角去关照<金瓶梅>——读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引发的思考》。文如其题，的确转移了视角，更新了视野，令人感到一种思维结构有所开放、改善而带来的新意。
我们纵观《金瓶梅》的形象叙写，如能将上文论及的人物结局、命运之类特例排除，不难发现，《金瓶梅》的形象体系的人文蕴含绝不简单，值得发微抉隐。
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金瓶梅词话》
关于作者我们还要强调，由丰富的市民生活和经验与文学修养决定，他一定深谙社会阅读的兴趣所趋，甚至可能已预判了他们对长篇性事小说的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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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作者既然将自己的题材选择定位在性事上，随之而来就必然会产生正负效应。
正效应我们已然明确，那就是被明代、清代、近代小说接受史载明了的成功——成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著名的四大奇书之一，和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金瓶梅艺术论》
至于负效应，除了书中历来最受人诟病的无节制、无提炼的性细节描写之外，主要便是生活写实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缺失。如周中明先生指出：此书“缺乏必要的理想成分。”“缺乏必要的艺术加工和提炼。”“把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描写得太卑劣、懦弱和渺小了。”“没有充分写出人物多面、复杂、流动性格的主客观根据及其个性的统一性。”“细节描写过于琐屑，甚至有淫秽、庸俗、低级的自然主义的倾向。”[2]
然而，周先生将这些弊端和局限归因于“早期的近代现实主义，尚没有与自然主义划清界限”[3]。这未免有些大而无当。
其实，这正是《金瓶梅》的作者将题材选择定位在性事上所带来的负效应。因为作者面对当时的世风和受众，选择性题材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引发读者的强烈兴趣，满足其猎奇、窥秘之心。
《金瓶梅鉴赏辞典》
既然是这样，来自当时世民趣向的题材选择和创作意向能取得写实主义小说的开创之功，已经难能可贵了，怎么可能指望他达到高质量、高格调的典型现实主义水平呢？
恰恰是在生活写实上存在着这么多的弊端和局限，才证明作者的写作中心和重点本不放在生活写实和社会批判上，而是放在他所选定的性事上。写性事与反映现实、批判社会的宗旨大相径庭，两者尽管有相当程度的兼顾和同路，可毕竟前者为主，后者为从，不可移易。
行文至此，我们已从不同角度多次阐发了一个命题，这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选择以性事为作品叙事的中心和主体。在实际创作中，虽对生活写实和社会批判也有所属意，却并非专意，只是顺遂性事主体的叙写而进入相关的生活写实。
于水绘金瓶梅人物
这似乎是在强调阐释题材决定论。即《金瓶梅》真实描写生活情节、细节的一种现实主义开创是由性事题材决定的。
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主导的方面，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方面。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参照系，作者在如何叙写生活情节、细节的问题上，并非别无选择。
像传奇性长篇小说一样夸张、想象、借用的细节在其他小说的性事描写中也不罕见，特别是在那些或先或后问世的短篇性事小说中，更是如此。
《金瓶梅》藏书票
《金瓶梅》之所以选择细细写实的原因一是作者生活阅历丰富，深谙个中细情细节，有独具的条件。二是性事隐秘，禁网森严，鲜有人道，道亦多模糊之语，谬悠之谈。
因而，写得愈真实愈真切细致，愈惬猎奇窥秘之心，愈生惊悚之效。第三细写实叙与性密切相关的各种生活细节，有助于全面烘托凸显性事奇情异彩，并能不断制造指向性事的悬念。同时，也借此把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与批判顺势有所释放。
[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六十章。
[2]、周中明，《论<金瓶梅>的近代现实主义特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54页。
[3]、同上，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