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高等级娼妓“书寓”与“长三”

旧上海娼妓中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出现于清代成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名日朱素兰。朱善说书，并会填词吟诗，她创设书场，“挂上书寓的牌子，组织一些略有说唱技艺的女子从业。但这时期真正能与朱素兰相比的书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声势并不大。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严丽英在书寓中出了名，才使书寓名声大噪，在娼妓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日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淫则已，一旦卖淫，其身价高品，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枝鸦片枪，就价值千把元大洋。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

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淫，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俫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琐，于是，一种身份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长三的出现，终于导致书寓在光绪末叶几告绝迹。

长三本来也是高等娼妓，只是自同治年间始，其取费规矩有了划的市价，以陪酒银币三元，留客度夜再三元而被人们从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中演绎出来这一种称呼。长三刚问世时，书寓朱素兰等人不甘下风，将长三中有较高技艺的人挖过来开办书寓，并使长三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视为下等娼妓。光绪末年，书寓被冷落，长三反过来又从书寓中吸收新人。这时侯的长三着手改革原先的收费制度，改为出局费一次一元银洋，代办酒席费每席十元，牌费毎次二元。长三妓女和书寓一样，亦标榜着卖艺不卖身，明里不收过夜费，实际上仍是卖淫的。她们往往以添置衣饰、家具等名目向嫖客索取费用，加上赏钱和点唱费等等，数目也很可观。一般赴长三妓院一次，至少也要花去三五十元。长三妓院里除了娼妓外，还有鸨母、司帐、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大姐、打底娘姨、打底大姐等，其中鸨母是妓院中最高权力者。长三中也有自愿进妓院寄卖的娼妓和将身子押入妓院的娼妓。

早期的长三妓院，主要分布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东西两条荟芳里，以后逐渐向三马路（今汉口路）、六马路（今北海路）发展。到1918年年底，上海的长三人数已达1229名，如果以每个妓女配有一至二名娘姨大姐计算的话，其从业人数之众即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