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官要见官，并非百姓与官过不去。
告官要见官，
并非百姓与官过不去。
谭浩俊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只有让官民双方的法律主体地位更加平等，才能让行政机关更加懂得依法行政的重要，让行政机关少一点高高在上和居高临下，从而更好地履行好手中的职权。
7日，最高法公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明确，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民告官不见官，早已形成常态。好则派个工作人员应诉，一般则由律师全程代理，差的甚至连律师也不出面。理由是，都是“公”事，与单位负责人没有直接关系。
虽然从法律层面来看，单位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是完全合法的，是一种权利。现实生活中，一般的民事官司也经常出现委托代理人应诉的现象。但是，“民告官”有一点特殊，那就是百姓所以要“告官”，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引起“官”们的重视，避免利益受到进一步伤害。而“官”出庭应诉，也不只是为了满足“民”的需要，而是体现和表达解决问题的态度。用当下最时兴的话说，就是体现担当，亦即在困难和矛盾面前不退缩、不回避、不推责。
进一步看，虽然单位的事，都是“公”事，只要是公家的人，都可以应诉。但是，这样的“公”事，显然与单位负责人在履行公权力过程中出现的行为不规范等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能够一切依法办事，也就不可能出现“民告官”问题。至少，会案件越来越少。就算百姓所告的事实不正确，行政机关不存在过错，在有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如果单位负责人能够正面应对、直面矛盾，对提升政府形象也是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
事实也是如此，从近年来“民告官”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只要冷静分析就不难发现，多数并不是老百姓无理取闹，而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行政执法过程中行为不够规范，或者使用行政法律不太适当，侵犯了公民权利，损害了民众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民告官”案件。
而从“民告官”案件的发生情况来看，也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企业改革、政府工程建设等与老百姓关系密切的领域。恰恰又是这些领域，最容易出现行为不规范、操作不透明等方面的问题。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以后，有问题的解决问题，没问题的面对百姓，政群干群关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避而不见，反而会让百姓认为是怕事，是存在问题，是想推卸责任。
殊不知，只有“民告官”之路畅通，各种信访案件才会越来越少。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心里，法院才是他们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法院的最终判决，才能够使他们的维权之路结束。特别是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民告官”的案例也明显增多，显示出百姓对利用司法手段解决与行政机关纠纷的意识增强。
正是因为“告官不见官”现象的发生，才会让百姓越来越感到存在“官官相护”的问题，担心维权成本过高，担心受到行政机关的报复。同时，“告官不见官”还会让“告官”的时间拉得很长，让起诉人心力交瘁、身心疲惫。因为，无论是受托律师还是应诉的一般工作人员，都必须在单位负责人划定的权力范围内应诉。一旦超越范围，就要向单位负责人请示。如此一来，案件的审理难度就会很大，“告官”的群众心理压力也会更大。这样的现象多了，百姓也就不大愿意选择“民告官”，而是到政府上访。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就发布了一项帮助百姓“民告官”的规定。这一叫做《南通市行政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试行)》的地方法规，不仅提出了“有效整合社会法律资源，建立让原告接受的、专业性的法律引导和规范”的内容，还“出资150万元帮老百姓请律师，支持‘民告官’”。可以肯定，此项新规一出，南通的信访案件会大大减少。因为，很多案件都可以引导到司法轨道上来。而一旦司法处理公平公正、依法合规的话，老百姓不仅不要再通过信访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些无理取闹者也会因为司法挺在前而不敢再造次。
自然，面对这样的改变，行政机关负责人也要转变观念，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主动出庭应诉，而不是遥控指挥。“民告官”，并不是百姓与官过不去，而是在伸张自己的权利。也只有让民众与行政机关保持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让行政机关负责人能够与百姓一样出席“民告官”案件审理，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才会更加谨慎、更加依法行政，公权力的运用才不会越轨、不会毫无禁忌。
所以，最高法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与“民告官”案件应诉的要求，不仅能够使“民告官”案件双方的法律主体地位更加平等，也能够让行政机关更加懂得依法行政的重要，让行政机关负责人少一点高高在上和居高临下，从而更好地履行好手中的职权。这也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一种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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