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而不化：韩愈在宣城的文化遭遇（上）
过而不化
韩愈在宣城的文化遭遇
厦门大学中文系 李菁
摘要：
韩愈求仕前曾在宣城寓居数载，但据方志所见，他对宣城历史文化的影响并不大。北宋梅尧臣尊韩师韩，但其《宛陵先生集》对韩愈曾在他的家乡寓居一事只字未提。名士的成长地不同于地望和贬谪地，它不像地望，可承载祖先世代积淀的声望，也不像谪地，能寄寓名士生命中最厚重的悲欢，一段顺遂的成长期，很难被赋予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韩愈在宣城的身后寂寞，梅尧臣等人对韩愈寓宣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间缘由或许就与后人对名士不同生活空间的价值判断有关。
关键词：
韩愈 宣城 文化遭遇 宣城地志
宣城自古诗人地，其诗风之盛，与吴越堪称伯仲。就唐代而言，寓居宣城、任职宣城、游历宣城以及未至而诗涉宣城的文士多达163名。 然而，如此盛况在历代宣城方志中的记载却杂乱零散挂一漏万，韩愈所遇，即是一例。有长达七年的寓居经历在前，又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的盛名在后，然而韩愈对宣城历史文化所应当具有的影响力与当地方志所载所见，着实不成比例。
韩愈与宣城的结缘，始于应举求仕之前的青年时期。愈之父辈与宣州或其邻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父仲卿曾为鄱阳县令，兼摄数县， 叔父少卿曾为当涂县丞，云卿曾为广德县令，绅卿曾为高邮县尉、扬州录事参军。韩氏有别业在宣城，或与仲卿兄弟在此地的共同经营有关。韩愈进京求取功名之前，于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约780—786），因中原多故，曾随寡嫂郑氏避居别业，时年十三左右，凡七稔，年十九学成而去。
这段经历散见於韩愈的多篇诗文中，如《祭郑夫人文》云：“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濆。” 《复志赋》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於江之南。始专专於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 《祭十二郎文》云：“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 《欧阳生哀辞》云：“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 诸句所谓“江濆”“江之南”“江南”者，皆指宣城而言。韩愈入京应举后，嫂侄等仍居宣城，从《祭十二郎文》中“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等句看，贞元六年（790）前后韩愈曾经归宣。
晚年，在给侄孙韩爽（或疑即韩老成之子韩湘）及第后入江南幕的别诗中，韩愈动情地写道：“宣城去京国，里数逾三千。……汝来江南近，里闾故依然。昔年同戏儿，看汝立路边。”一本“里闾”句下自注：“宣城在江之南，愈有别业在焉。”并流露出归田之意：“临分不汝逛，有路即归田。” 钱仲联先生于“里闾故依然”下考曰：“老成于贞元十九年殁，葬南方，祭文（按即《祭十二郎文》）所云‘汝之子始十岁’，即谓湘也。是湘生长江南，无可疑者。故下句有‘昔日同戏儿’之语。孙、洪二家皆谓韩氏有别业在宣城者，其说可信。”凡此，皆为韩愈寓居宣城之证。
那么，在宣城志乘中，在邑人的记忆中，韩愈其人其事如何？光绪十四年（1888）知县李应泰主持编修光绪《宣城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时，韩愈被明确地载入卷二十六“寓士”门。该门小序“自唐李韩白而后，轨辙相寻，其流风遗躅，犹可仿佛也”数字中，也将韩愈作为宣城寓士的主要代表之一。但韩氏别业座落何处？所谓“今敬亭山下有昌黎别业，祠祀之” ，乃光绪年间后事，唐后期、宋元两代以及明前期韩氏别业的或存或毁改易变迁，志载皆语焉不详，所能确知者，明正德己卯年（1519）别业旧址已然湮灭莫稽。
南宋吴潜为其父辈李兼网罗“自晋宋齐梁而后，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后三百家，居者、仕者、游者、寄者苟有片言只字及於吾宣”所得而成的28卷《宣城总集》作序时说：“问宣之山，孰不知屹者为昭亭，崒者为文脊，崔者为叠嶂；问宣之水，孰不知奫沦者为江，浩溔者为湖，演迤者为双溪；问宣之文章，或知退之书与序而已，或知圣俞之少隐有集而已，其他奥篇隐帙，皆罔闻知。” 吴潜是南宋后期宣州人，从他这段话中，看不出收录于《宣城总集》的“诗千余首、赋颂杂文二百篇”与韩愈诗文有否师承关系，而“问宣之文章，或知退之书与序而已”云云，似乎还隐含将二者对立而凸显前者之意。
宣地盛产诗文，清初，邑人施闰章、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诸子创立“宣城体”，作诗以“醇厚”为则，追求“清真雅正”、语言简净、句调整严的艺术风貌，主东南诗坛数十年。可是，不难看出，宣城体与意奇韵险、散句入诗的昌黎体相去甚远。
事实上，韩愈的诗文和学术对宣城邑人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邑人师韩而声名大振者，非北宋梅尧臣莫属。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梅氏四世孙，仁宗朝侍读学士梅询从子，初用询荫为河南主簿，历德兴县令，忠武、镇安军节度判官等。皇祐三年（1051），仁宗召试，赐梅尧臣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年五十九。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又称宛陵先生。 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梅尧臣者不多，而他终能“开宋诗一代之面目” ，为宋诗的发展开辟道路，则与尊韩、师韩密不可分。梅诗师韩，除了不时可见的“偷语”之外，举其大略，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立意奇险，托怪以刺，明确标示效韩，如《拟韩吏部射训狐》和《余居御桥南夜闻祆鸟鸣效昌黎体》。虽然训狐与祆鸟所寓何人何事不易确定，但梅尧臣这两首仿作从言辞到风格都堪与韩诗比肩。他如《聚蚊》、《彼鴷吟》、《猛虎行》 等作怪恶而恐怖，也属同类之作，只是未标明效韩而已，穷愁感愤，骂讥笑谑，一发于诗，恰犹韩愈不平之鸣。
其二，“从韩愈、孟郊、卢仝那里学了一些手法” ，多作“弹压百怪”的五古“雄文” 。如纪游诗《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幾道游嵩因诵而韵之》 ，虽纪游而梅尧臣实未曾游，只因收到谢希深的《游嵩山寄梅殿丞书》，便效仿韩愈以文为诗，用古文体作出这笔力古硬、洋洋五百言之诗，诵次游观之美，且语重韵险，无一字近浮靡涉缪异。又喜用古文句法，如参照韩愈《南山诗》的写法，铺排“或”字句；打乱五古的常规音节，使用上一下四句如“或反授人柄” “物以美好称” ，上三下二句如“君比众最笃” “十一月将雪” ，甚至干脆以散文句式入诗，如“上有朏魄桂树婆娑而枝虬” “太宰既不得请而赐黄金百两以为寿兮” 等等。
其三，以游戏之笔为俳谐之作。如《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 ，创意明显由韩诗《答柳柳州食虾蟆》而来，表现手法也完全一样，为俚以取乐。又以丑为美，不忌俗恶，刻意追步韩愈同类诗，举凡虱、蚊、蚯蚓、人颈上的瘿（肿块)、厕所里的蛆、啜茶入腹的咿哇声等等，都被梅尧臣采为诗材写入诗中。
梅尧臣师韩，古今学者多有评说，兹不赘述。他自己说“我欲效韩非痴狂”，后人也因其成功地撷取了韩愈、孟郊二家之长而奉他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然而，梅尧臣的60卷《宛陵先生集》无一字提及韩愈曾在他的家乡寓居数载，《县志》中也找不到他俩的任何交叉点。
对于家乡曾经有过的离他那个时代并不算久远的昔日风流，梅尧臣并非不神往，他的《来上人归宣城兼柬太守孙学士》诗直接把谢脁和李白当成了家乡的符号 。翻检《宛陵先生集》，发现在梅氏晚年描写家乡风物的《宣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九中，有令人惊喜的“吏部”二字，可遗憾的是，全诗的写作对象是同为宣城寓士的柳宗元，韩愈只是连带而及。梅尧臣有诗《依韵和王平甫见寄》，起首即言：“尊王兴霸国，古莫重齐桓。仲尼书大法，亦莫重更端。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 可见他是将韩愈视作诗文中的齐桓公和孔仲尼来尊崇礼拜的。他尊韩师韩，却完全撇开原本很容易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宣城；他的效韩，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兴起以及诗文革新迫在眉捷、“宋调”亟待开启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和宣城地方文化的下传上承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关联。然而，这能够成为梅尧臣完全忽视韩愈寓宣这一史实的充分理由吗？如果不，真正的理由又该是什么呢？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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