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 举头天外无我般
“十力”的说法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用来比喻佛陀全知全能的十种能力。作为一名凡夫,且是佛学研究者,敢以此为名,可见其性格之一斑。熊十力以“新唯识论”名震江湖,署名为“黄冈熊十力造”。在佛家的经律论中,佛祖传经,菩萨造论,等闲人哪里敢用?不过说起来,新儒学八大家中,他带着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三位弟子,与梁漱溟、冯友兰等并列,可见其学术地位之崇高。
关于熊十力狂傲的段子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1936年他参加蒋介石的五十寿诞。这位狂士本就好吃,坐下来毫不客气,一顿大快朵颐。他吃得舒爽了,见旁人纷纷吟诗作对,无非是些歌功颂德的,便也不推辞,起身拿过笔来,边吟边写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头。”讽刺完国家领袖,偏偏做出一副内急的样子,借着尿急遁去。老友邵力子担惊受怕,蒋介石却也无奈,因为熊十力的革命经历确实是响当当的。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1885年生于湖北黄冈上巴河张家湾的一家农户,具体生日记不得了,他自己后来将生日定为大年初四,既占了一春之先,又避开了大年三天的忙乱,以便踏踏实实地过生日。家里很穷,兄弟又多,父亲便教他一些基础的学问。与其他学术大家一样,熊继智也有着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事,一天就背下来《三字经》,还意犹未尽地要求背《四书》。父亲过世后,他放牛为生,跑到何举人家听经馆,列门下第一。后来,有蒙馆问他敢不敢去授课,他当仁不让,作诗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熊继智喜欢孟子、王船山的著作,倾向维新,索性投了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又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在武汉三镇闹得沸沸扬扬。总兵张彪通缉赏银五百两要他的脑袋,熊继智只好躲去乡下。还是张之洞看了文章,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此事才得以了结。等到武昌首义,熊参加了黄州光复,后回到都督府做参谋。当时,“黄冈四杰”在雄楚楼聚会庆祝,李四光写了“雄视三楚”,他一书而就:“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南北对抗期间,熊十力去了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搞护法运动,很快失败。熊十力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了一段时间。熊十力对异军突起的蒋介石十分看不上,当着人前骂,报刊上发表文章也骂。有一次,他还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故意塞到裤裆里以示侮辱。他觉得:“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于是有了革命不如革心之想。
据说,当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安徽人称霸学术界,大肆贬低湖北学人,熊十力听了“毛发倒竖”,这才一头钻进故纸堆,要为湖北学人长志气。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生活异常窘迫。一次在某山寨为幼童启蒙,只有一条裤子,有时裤子洗了还没干,就只穿着一件长衫,里面光着腿,人称“空空道人”。
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开始并不待见熊十力。后来看了蔡元培为他的书作的序,这才对他刮目相看。熊十力苦读佛学三年,学业大成,毕业论文脱颖而出。1922年,在梁漱溟的推荐之下,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成为北京大学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上课时,熊十力讲到兴起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听者的头上或者肩上重重一拍。因为力道颇大,久而久之,教室前面两排座位都空了。
熊十力信札
熊十力与废名讨论佛经,一次争辩到酣处,忽然声音没了。众人赶紧上前探看,发现二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互相掐着脖子,发不出声。熊十力与梁漱溟争论时也出现类似情形,熊十力争得不过瘾,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了三拳,口中大骂“笨蛋”,方才作罢。任继愈评价他像一盆火,接近时灼热烤人,离开后怀念温暖。此语甚为得当。
熊十力肯做冷学问,家里挂条幅“闲谈不超过三分钟”,率性认真,不做敷衍之语。从1932年到1944年,他终于完成并完善了《新唯识论》,主张“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构建了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以语体文本为界,成为新儒家的代表,尽管他一直是个北大讲师。同时,他的思想引起了南京内学院的强烈反响。直到1942年恩师欧阳竟无大师病重,师兄弟们仍不让他进门探望。
虽研究佛学,熊十力却是每餐无肉不欢。当年,他曾和梁漱溟等人住在北京西郊胡同,仅靠写作糊口,十来人都跟梁漱溟一起吃素,唯有熊十力要吃肉。梁漱溟无奈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梁先生让学生住自己家,熊十力则爱住学生家。他吃起肉来连小孩子都不让,美其名曰:“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他吃了何用?”
一次在弟子徐复观家里,熊十力问徐的三岁小女儿:“你喜不喜欢我住你家啊?”小女孩说:“不喜欢,你把我们家里的好东西都吃掉了。”他对自家的事全不操心,都由夫人傅既光处理。他有时小声嘟囔道:“这个老太婆啊!”据说当年二人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其间熊十力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熟记于胸。
抗战期间,郭沫若投其所好,在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十力。两人谈些学问,谈累了,便一起骂蒋介石。熊十力和齐白石也是哥们儿,他见齐的裤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就说这么大岁数了,何苦还自己管家。齐白石却说:“小孩子不争气,还得自己来操心啊。”
1949年前后,熊十力住在广州番禺,董必武等老友请他来北平,极尽礼遇。他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写信给毛泽东说:“大乱之后要治,宜当以治为主。”
全国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杨玉清说:“过去有人说,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于是,熊十力担任了特邀代表。
1960年,熊十力便血后,曾跟统战部写信要了一只肥母鸭,这算是个特例了。
重病后的熊十力由减食到绝食,只求速死。加上他习惯早晨开窗,加重了肺炎,于1968年5月23日上午九点在上海与世长辞。
一个好吃了一辈子的老人,最终近乎于饿死,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死前,熊十力为友人寄过一联: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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