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世界、存在、陌生化：可能政治的黎明

文｜巴迪欧

《政治可能的黎明》

译｜蓝江

世界、存在、陌生化：可能政治的黎明

在政治上，根据阶级斗争和年轻的马克思对新的政治主体的定义，宣布一种存在——例如游牧的无产者的存在——被掩盖、否认、压制，相反，必须被肯定和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秩序，这难道不是基本的吗？是的，但任何这样的存在宣言，最后都会在世界上采取一种立场。阶级斗争只有在对当代世界采取立场时才成为有组织的思想。列宁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能够宣布什么是“当前形势”时，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而这种情况总是世界的情势。

但是，关于世界的声明究竟可以包括什么，尤其是在今天？我将举一个相当抽象和平庸的例子，但许多当代的情况使它变得更加突出。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个宗教，例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在世界的地平线上铭刻它的存在宣言。好吧，一个宗教的本质始终是宣布有两个世界。存在，作为思想的一个范畴，在宗教中完全由其对两个不同世界的存在的强度变化决定。无论我们把这种二元性称为“感性”与“超感性”，“有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界”，“有限的世俗世界”与“绝对的天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世界。人们甚至会问，任何断言事先存在两个世界的对存在的评价类型是否不应该被称为“宗教”。

这种选择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例如，如果有两个世界，一个人可以通过死亡宣布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殉道者的形象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道歉人物。它只是说：“我可以通过死亡来宣告存在，因为有两个世界，我在一个世界中死亡只是为了征服另一个世界。”否则，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判断在哪里？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如你所知，传统的国家或政治话语的大部分内容是向我们解释，任何对存在的断言确实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即世界的约束是这样的，对存在的断言本身是有约束的。因此，对存在的断言和关于世界的命题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现状进行拷问是很有意思的。

如你所知，当代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全球化而自豪。有一段时间，它是全球性的这一事实是其批判的一个要素：当马克思发展世界市场理论时就是如此，因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强调了市场全球化，作为一个新的和独特的特征。相反，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品质被自己赞美为其命运的顶峰，到处都有人在谈论“全球化”。关于世界的论述是，有一个客观的形势全球化的过程。如你所知，这种全球化的敌人说，他们想要“另一个世界”。他们正处于一种改变全球化的模式。他们想要一个截然不同的全球化。这证明今天的世界不仅是身体、话语、真理或主体存在的地方，也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攸关。

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一直包含两个不同的问题。有一个分析性或描述性的问题，大致是：“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或“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但在对世界的描述之后是规范性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究竟想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宣布我们的存在？”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即如何从现在的世界走向我们希望的世界，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的基本定义，从关于世界的断言的角度来看，它指挥或构成了存在断言的视野。因此，改变全球主义、生态学、可持续发展、人权、民主，所有这些实践都在以下意义上定义了政治。从现在的世界来看，要实现我们希望的世界，必须做什么？

在表面上，这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我们今天能说，存在着一个世界。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个人认为不是。今天，在我们所处的规模上，即从人类历史未来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另一个”世界。而且将取代它的不是生态神秘主义者的可怜的“地球”。至少，在积极的意识中，在现实的经验中，在主导的政治中，有两个世界（例如，“民主”世界和“极权”世界），甚至好几个世界（例如，民族主义，封闭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因此，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在其中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并反对我们不喜欢的世界？因为这预示着我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论题：理想世界的可能统一性的论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世界，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今天都没有将足够的生存选择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单一世界的支撑。世界是存在问题的地平线，但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对存在的断言的无形散布提出了世界本身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代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使一个世界存在？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世界，让我们这样称呼它。因为在现实中，这样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存在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我说，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体的世界，一个充满存在的世界。它只是一个物品和货币符号的世界，一个产品和流动的自由流通的世界。这个全球市场的世界最终只是马克思早就预见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的价值以冷冰冰的自我计算为准则，这个世界只包含事物和符号，或者不那么隐喻地包含商品和资金流动。

在这个由社会阶级体系统一的世界里，本身就明确有着物品和金钱符号的规范，人类主体自由存在并决定一个理想世界的统一性是非常不可能的。首先，大多数人类主体绝对没有在他们想去的地方移动和定居的基本权利，与金融流动和商品不同，它们——在原则上，有时通过屠戮与战争——受到国际“自由贸易”权利的约束。在所谓的世界，即产品和标志的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妇女和男子都无法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上使他们的存在正常化，在其所谓的统一性中。他们没有能力走过它，他们没有能力在其中追踪自己的存在路径。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宣布他们在其中的存在，因为他们被严重地封闭在事实上构成这个世界的内在外部。

在一个由物体和符号定义的世界中，外部是什么？那么，在那些商品很少的地区，货币的流通一般只涉及少数剥削者。如果世界是由物体和符号的流通所定义的，在那里，物体变得稀缺，甚至不存在，因为它们作为商品被送到其他地方，而货币符号在骨架式的私人回路中旅行，我们往往处于内部的外部，因为世界的身份是由这种流通所定义的。

这种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之中的封闭条约是非常具体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正处于建造隔离墙的时代。柏林墙已经倒下，在“西方民主万岁”的嘹亮呼声中，让东德进入了物和符号的世界。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全世界都在建造隔离墙。这是世界的一项基本活动：看看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分开的隔离墙，把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分开的隔离墙，或者把非洲人和西班牙人分开的电网墙。不久前，一个意大利城市的市长自然受到这种状况的启发，并以自己的方式宣称这个世界的世俗性要求，提议在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建一堵隔离墙。好主意，这样我们就能确保那些可怕的“郊区青年”只会烧他们自己的车！。归根结底，这些隔离墙是墙，所以穷人，特别是游牧的无产者，仍然被封锁在他们的家里，在世界之外，尽管它是世界。那些对低级工作绝对必要的人将被允许通过隔离墙上的洞，在严格的控制下，最好能换取或多或少的黑手党的报酬。

这段隔离墙的历史可以成为理解世界历史的指针，很有意思。隔离墙的历史让世界历史的变得一目了然，只有在一定世界范围内，以划定必须留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为前提，才能主张这个世界的统一性。这一点从堡垒、城堡、城墙、围城、住宅区、殖民时期的别墅……到现在一直均是如此。让我们再来谈谈柏林墙的“倒塌”问题。当时，它被认为是世界统一最终得到恢复的象征。东西德已经有五十多年分离，那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世界”由于其内部不足、国家主义的崩溃以及尽管毛泽东不可能使非常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所谓的“极权世界”已经被“民主世界”打败了。因此，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单一世界的胜利，即民主世界的胜利。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以前有两个意识形态指定的世界，各自声称是两个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堵墙只是移动了，它已经反转了。这是对隔离墙的重新定位。比方说，以前是在社会主义的东方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之间，现在是在俗称的北方和南方之间，但其实是：一方面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被掠夺的“区域”，例如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甚至东欧和南欧，在那里悲惨的人群看到商品-物和货币-符号的快速流通，他们无法企及。

在主流国家那里，所谓的基本矛盾，即在自己的本土化范围内对世界势力范围划分的影响，对于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反对一个尽可能强大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与控制国家的主流资产阶级。今天，我们一方面有世界贸易的富裕受益者和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寄生虫，另一方面有巨大的、不断增长的被排斥者。“被排斥的人”是所有实际上不在“真正的”西方和民主世界中的人的称谓；也就是说，那些在外面的人，即使他们在里面；他们是由外而内的。也许我们要建一堵隔离墙，让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外面。各地已经确保了在郊区与内部的边界上有强大的警察部队将人们隔离开来。

这就是世界的历史。直到1980年左右，还有一堵意识形态的隔离墙，即我们常说的政治上的“铁幕”；现在则有一堵隔离墙，它不断扩大，形式多样，有内有外，将富人的享受，甚至许多半富人的享受，与穷人和赤贫者的欲望分开。我认为，一切都发生了，好像为了让商品-物和货币符号的单一世界存在，有必要根据它们的来源和资源，将活体严酷地分开。如果全球化的世界是物体和标志的世界，那么活体就必须被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出结论，今天没有世界。因为资本的统一世界的代价是将人类的存在暴力地划分为两个区域，由围墙、警犬、管制、海军巡逻、铁丝网和驱逐所分隔开来的两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非常糟糕的名字的问题，即“移民”问题，移民问题，用正确的语言说是游牧无产者的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基本问题。非常惊人的是，这甚至成为一个美国问题，而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以欢迎和移民的卓越之地自居。而现在是隔离墙，控制，识别，驱逐出境。所有这些来到这里的外国人，他们在富国生活和工作，在高墙和警察的背后，证明了世界民主统一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是实际的证据，是安装的证据，是活生生的证据。因此，“移民”这个伪问题已经成为物和符号的虚假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的毒药。

的确，如果世界民主统一的论调是真实的，如果在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区之后，我们已经走向了世界的民主统一，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所有这些外国人当作与我们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来欢迎。我们应该欢迎他们，就像欢迎一个在你家里停留的旅行者一样，说“你好，你好吗？有来自家里的消息吗？”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些不幸的定居居民，在遭受物和符号世界的首都的灾难的地区，绝大多数认为这些人来自另一个世界，进入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那是因为在物体和符号的世界中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他们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民主和发达世界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即活生生的主体的独特世界，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有一些妇女和男子被认为来自另一个世界。

只有钱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它不知道两个世界：美元或欧元，卢布或人民币，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在国内都是一样的。他们甚至是唯一在任何地方都是家常便饭的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交换，不管他们的来源如何。此外，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美元或欧元。但是他或她，在他或她的人身上，在他或她的起源上，在他或她的存在方式上，我们说他或她不是来自我们的世界。我们要控制他或她，禁止他们留下，并焦急地问自己，在我们的房子里有多少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它不可避免地为迫害、禁令和大规模驱逐做准备，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如果世界的统一性是物和货币符号的统一性，那么对于活人来说，就没有世界的统一性，存在着区域、墙壁、绝望的旅程和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核心超越性政治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世界的存在。

很多人会说：“是的，这是真的，但这样我们就必须扩大民主，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好的形式，即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或日本的形式，扩大到整个世界。这是真的，我们需要一个世界。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真实的、好的世界的美德延伸到败坏的世界所在的地方。”这种设想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正如我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的那样，它是可怕的。因为我们的民主的西方世界作为其绝对的物质基础，作为其超验的结构，有强加的物和货币符号的流通。这就是构成其主要统一性的原因。而致命的后果是，由于无情地维护巨大或普通财富的特权，并在现实中将活人分离。此外，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扩大民主的具体形式：那就是战争，在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和非洲的战争。为了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民主”而进行可怕的战争。这意味着到处强加，包括通过暴力，我们可以在外面，在世界之外，在虚假的统一世界的广大地区。

在这里，由于我们正处于选举时期，我想说，如果为了在虚假的独特的物和货币符号世界的偏远、缺少地方组织选举，我们不得不发动可怕的战争，这应该导致我们不仅反思战争，而且反思选举，并迫使我们问自己，今天的选举民主与什么世界概念、什么世界存在的理论有关。 当我们看到整个战争只是因为选举的设置而合法化的时候，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战争摧毁了组织选举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在伪选举热中消失了几十年。

基本上，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毕竟，选举民主在支配其现实的东西，即商品和金钱之后，施加了数字法则。投票是一种计数法，它是可计算符号的伪政治思想。正如商品统一的世界将货币法则作为数字法则，即事物的价格，其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拥有最多的钱的人，所以投票规定政治赢家是拥有最多的选票的人。这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问题，即如果世界是物体和符号的世界，它就是一个一切都被计算的世界，一切都被计算的世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人们必须计算，必须探测，然后计算。而那些不被计算的人，或者那些被计算得很差的人，我们将通过战争把我们的会计法强加给他们，就像在巴格达或利比亚那样。恰恰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也是我们长期以来通过殖民战争强加给他们的，产品的价格。

这向我证明，这样设想的全球化世界并不存在，或人为地存在，作为“世界”，只是通过暴力而存在。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问题转过来，不是作为一种观察、一种规则，而是作为一种公理、一种原则，肯定世界的存在，肯定一个世界的存在。我们必须说这个简单的句子，它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世界。”

我坚持认为，这个说法不是客观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在货币规则下，不存在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世界。有一堵隔离墙将它们隔开了。还有一些人来自于卑劣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超越性问题上，“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世界”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演性的。这不是一个声明，而是一个处方：我们决定它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决定，我们将忠实于这句话。这不是一个说我们想在现有的世界中创造这个其他世界的问题，这不是我谈到的内在政治，即把现有的世界，然后试图把它导向某个方向。不，不！它是一个原则，一个肯定的原则，一个规定：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必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尚未存在。

问题是，我们从这个简单句子的得出一个令人痛楚的结论。特别是，为了回到当下的问题，我们必须从这个关于世界一体性的断言中得出它所带来的关于存在的断言。第一个结论，我认为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涉及到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外国血统的人。如果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世界，那么，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外国血统的人就与我们属于同一个世界。显然，如果从规定上讲没有其他世界，它们就不可能来自另一个世界。就这样了。这非常简单。我在餐馆厨房看到的非洲工人，我看到的在街上挖掘的摩洛哥人，或者在花园里照顾孩子的戴面纱的妇女，他们都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看起来不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在这种实际的经验中，通过这种内在的宣言，我们推翻了超验的架构，推翻了通过符号和物的世界统一性的主流思想。

那么，世界的统一性就是活生生的、鲜活的身体，此时此地，我们必须绝对支持这种统一性的经验：这些在那里的人，与我不同，是在那里（在那里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他们存在于那里。他们在语言、服装、宗教、食物和教育方面与我不同，但他们却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他们存在，有他们自己的存在程度，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我一样存在。在它们的存在原则中，不可能有质的区别。由于他们像我一样存在，我可以，例如，与他们交谈，因为人们与来自同一世界的人交谈。可能会有协议和分歧，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但当我们假设人们来自同一个世界时，与我们假设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时，这些都没有相同的意义。这不是同一个协议或分歧的系统，这不是同一个强度的分配系统。避免这种情况的绝对条件是，这些人和我一样存在，也就是在同一个世界。

马上，就会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大家都在谈论的问题，即文化的差异。毕竟，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会被说成是与我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的整体，是我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人的整体。那些民主人士，那些尊重妇女的人，那些支持人权的人，等等，都和我是同一个世界的。因为，这些人有着相同的世界。但对于那些拥有对立或不同文化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有反动的宗教，他们有野蛮的习俗，他们喜欢专制者，他们甚至有带面纱的女人，仅此而已。最终，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将被允许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需要有人来做脏活），但条件是他们要学习我们的价值观并分享这些价值观。而这里的大词是“融合”（intégration）。

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性，或理论性，或哲学意义的词：“融合”意味着，为了进入属于我们的世界，教育必须改变“移民们”的存在原则，这些人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与我的存在超然一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像我那样存在，正是因为超验教育不是与我一样的存在的形式化。因此，“融合”正是关于存在与世界的关系的断言。这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某种概念：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必须融入我们的世界；也就是说，为了使非洲工人的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主人）的世界相同，他，非洲工人，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与我们相同。如果他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就和我们一样，最初或公理上都是如此。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必须学习我们的价值观，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坚持认为他来自其他地方，为了进入我们的世界，他必须成为相同的人；他必须有相同的做法，相同的价值观。

你知道，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很多人的掌声中说，如果外国人想留在法国，他们必须热爱法国，否则他们必须滚蛋。从字面上看，我得出结论，我应该滚蛋；因为说这句话的人的法国，首先是说这句话的人，我根本不喜欢他们，我根本不认同他们所谓的价值观。所以我也没有“融入”他们。

很明显，如果你为非洲工人创造条件，让他们与你同属一个世界，你就会毁掉并放弃'只有一个世界的活生生的主体'这一原则。因为，要有分享世界的条件，自然必须假定这些条件所强加给的许多其他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所以你已经放弃了“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世界”的表演性原则。

对“只有一个世界”这一公理论题的最终反对意见稍有不同，那就是一个国家仍有法律！这是个事实。而不是来自我们国家的外国人难道不应该学会遵守我们的法律吗？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也许我们将能够说，一旦共产主义实现了，当国家消亡了，就没有法律了。但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要求。当然有法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今天的根本——在法律和条件这两件事之间正在产生可怕的混淆。但法律不是一个条件。你不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根据定义，一项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而法律并不因此而设定属于一个世界的条件。法律是存在于世界上一个所谓的独特地区的临时规则，感谢上帝，我们不要求喜欢法律，我们只要求遵守它。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学会了遵守法律，那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这样做，这并没有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

活生生的主体存在的独特世界，正如我们以公理假设的那样，很可能要求新来者像其他人一样遵守法律，以免受到警察和司法的起诉。然而，这个新来者不能受到明显旨在控制、强行引导和最终驱逐他的入境或生存条件的约束。人们不能要求为了生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必须像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一样，因为这将意味着只有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严格来说，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被公理地宣布为独特的，这是一个骗局。但这种骗局是暗中支持的论题。更不能要求他们像已经存在的少数人一样，例如要求他们与受过教育的、民主的白人小资产阶级严格相同。

如果只有一个世界，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果：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像我一样，超然地存在着，同时又不像我，当然，因为存在不是存在，准确地说，是存在。他们不像我，他们是不同的，但他们像我一样存在--你可以看到，存在与被存在之间的这种差异是达到问题的终点所必需的。一个世界恰恰是存在无限差异的地方，它是相同的，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他们的存在中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关闭，并且作为一个世界，变得与另一个世界不同。如果你规定在这个世界上有与你相同的条件，你就同时规定这个世界、你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不同。这为分离、墙壁、控制、蔑视、死亡和最终的战争做了准备。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对身份的思辨，这些思辨可以概括为：世界上有很多身份，但这些身份受制于存在的原则，而存在的原则正是它们的可变性。如果你承认只有一个世界，你就会同时承认，任何身份都有可能被刻在不同强度的分布中。因此，你没有资格对身份进行分类。身份将处于灵活的成为中，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总是由两件事组成。一个身份首先有一个肯定的和创造性的维度，这是对世界的发展，是其不变性的内在表现。这第一个方面是对我的成为保持在同一之内的愿望，也就是说，对有一个同一的形象，我的成为可以被刻在其中。最后，这有点像尼采说的：“成为你所是”；这是身份在新情况下的内在发展。但是，一个身份就有一个消极的或防御性的维度，它包括将一个人的身份与他者分离，也就是说，将身份与属于一个人的他者分离、区分。

让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如果只有一个世界，我之前说的摩洛哥工人绝没有义务放弃构成其个人、家庭或集体身份的东西。如果只有一个世界，那么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差异化的身份特征。他所要做的，必然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用到他发现自己的地方，就像任何人在现实中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他要发明他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引用尼采的话——即一个摩洛哥工人，是的，但在奥奈丛林 (Aulnay-sous-Bois)[1]。他要发明那个在他自己的存在之前并不存在的东西，他要在这个特殊的人物中存在，即作为一个来自奥奈丛林的摩洛哥工人，在这个独特的世界的一般空间中，他是其中一个奇异的存在。事实上，他将创造自己作为一个主观的运动。他将从一个来自摩洛哥北部的摩洛哥农民变成一个生活在巴黎郊区的工人。他将通过可称为身份的扩张来适合这个新的存在形象，这样它将整合单一世界中的可能位移。这是身份的第一个维度，我称之为它的创造性维度，在世界的独特性的视野里。而要求他以一种亲密的断裂、一种主观的断裂、一种内在的断裂的形式来做这件事，是绝对不公正的，同时也是可怕的。

这是可怕的，因为肯定自己身份的另一种方式是消极的，这是真的。它包括捍卫，有时是激烈的捍卫，“我不是别人”。它可以被定义为拒绝融合。但是，鉴于我对整合的看法，这种拒绝是必要的。这往往是必要的，消极的身份，特别是当政府或反动舆论要求你进行专制的整合，完全否定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理由不接受它。而身份的这一负面部分，将仅仅包括拒绝对你的要求，即亲密关系的中断，将使你的身份无法扩大。因此，这个摩洛哥工人，或者他的孩子，会强硬地宣称他们的传统和习俗不是欧洲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俗，他们最终会加强他们的身份、宗教或习俗特征，他们会幻想地反对他们不接受的西方世界的优越性。

我想借此表明，在被设想为存在原则的身份中，而且一旦你记住“存在”和“身份”恰恰是不同的，并处于复杂的辩证游戏中，在身份中存在着对其差异的双重使用，因为在一个对它来说未知的独特世界的区域中体验到。有一种肯定性的用法：“身份”通过创造对新地方的占有来维持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创造，我称之为一个世界的超越性中的身份扩张。然后还有一种消极的使用：同一人捍卫自己，反对它被另一个人强迫和专制的腐败，它想保持它所谓的“纯正性”。可以说，任何身份，在一个独特的世界中超越性地构成为存在，总是创造运动和净化运动的辩证游戏，无论有关身份如何。

这使我们能够走向对身份、基于身份的存在形式“只有一个世界”这一伟大原则之间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总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从公理上支持，主要是支持生活主体世界的统一性，那么身份将使创造战胜净化，身份的扩张战胜防御性的公式。当相反的情况发生时，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并没有规定性地假定只有一个世界，而是不断地表示有几个世界，人们来自其他地方。总是在这些条件下，确立了净化对创造的首要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隔离墙、迫害、控制和驱逐的政策是一场灾难。一场严重的灾难，其可怕的后果我们还没有探究完。它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创造了两个想象中的世界，通过在自己的发展中断言有两个世界，它来否认人类的存在，并为无限的战争做准备。它甚至腐化了我们社会内部的状况。因为摩洛哥人、马里人、塞内加尔人、孟加拉国人和所有其他人，他们仍然会来，而且是大量地来。而迫害将加强他们身上的净化过程，也就是说，面对要求立即进行专制整合的西方政府，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准备为其信仰的纯洁性而殉道的年轻伊斯兰主义者。而反作用力将使我们的社会转变为压抑和警察社会。这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并将继续下去。

与这一过程作斗争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坚持这一公理的内部后果必然是创造身份的创造性方面的开放的政治行动，来宣布只有一个世界。正如我所说的，这就是“演艺学校”的长期工作，它在公社剧院欢迎新来者和老来者，它的格言我总结如下：尽一切可能确保身份的创造性方面胜过保守主义，确保身份的忠实创造胜过纯化，纯化只是与另一个相对立。通过各种集体教育，通过每句话都被翻译成房间里所有语言的大会，通过不断帮助反对国家和各种民族主义者发明的所有身份反应的挑衅，所有人都确认：“我们共同居住在所有不同的、同一个世界。”

让我们把这一切总结为四点。

（1）首先，我们假设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也就是说，它只承认商品和货币符号的统一性，因此拒绝人类的大多数进入另一个毫无价值的世界，并通过隔离墙和战争将自己与之分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从客观性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这样一个世界。

（2）其次，确认“有一个世界”是一个行动原则，是真正政治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存在都是平等的。

（3）第三，单一世界的存在原则并不与身份和差异的无限发挥相矛盾，它只是要求身份使其消极层面服从于其肯定层面，使与他人的对立服从于同一的内在和多样的发展。

（4）第四，关于我们国家存在的几十万外国人，有三个共同目标：反对迫害性融合，限制反应性净化，发展或扩大创造性认同。我认为，这三个目标的阐述确定了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一项政策”，“一项关于世界的政策”，“一项关于世界的存在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法国社会党总理曾说过：“移民是一个问题。”他甚至补充说：“这证明勒庞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在一个世界问题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扭转这个判决，说：“外国人是一个机会，一个解决我们一个世界问题的机会。”一个激进的机会，不仅仅是经验性的或次要的，而是一个触及真正可能的政治的本质的机会。

最后，大量的外国工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这在我们古老而有些老气横生的国家里证明了什么？它见证了世界的年轻，见证了它的宽广，见证了它的无限多样性，而不是荒诞的隔离墙、文化和融合的故事。正是有了这些年轻人，才发明了未来的政治。真理总是从奇怪的数字中开始的东西。在世界的统一性中，存在的可变性才是所有创造性思想人物的自然环境。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会沉沦在虚无主义消费和警察秩序的对立面。因为这就是我们被许诺的世界的构成性二元性：虚无主义的消费和警察秩序，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真正的存在恰恰是身份与身份的差异，如果它是身份的创造性差异，那么至少让外国人教我们成为，一点点，对我们自己的陌生。不再完全成为漫长的、白色的、西方历史的囚徒。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段历史即将结束，而且无论如何都会结束的。而如果我们坚持让它延续下去，它只会给我们带来不育和战争。我认为，在只有一个存在和身份的世界的假设下，我们必须欢迎这样的陌生性，也就是说，存在被我们自己重新评价的时候。因为这就是陌生感：它是对存在的重新评价。我们可以说，这样在陌生的元素中构思，所有真正的政治（通过其新的拓扑学，通过其新的强度分布数字）就像一种存在的早晨。与其在即将结束的漫长历史中喋喋不休地辩解，不如让我们同样地问候这个黎明！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的，让我们今天早上问候一下。在一个独特而不再荒谬的世界里，陌生感确实是存在的黎明，在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