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侧影 | “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编者按
“名家侧影”栏目由《时代文学》1997年推出，每期选一位名家，并请几位同好、老友从不同角度畅聊其人其文，让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家在作品后面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余年来，100多位当代中国作家，500多位栏目作者，在这个可以从容成长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各自不同的姿态与读者相见，并在文学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鉴于此，中国作家网重新推出“名家侧影”系列，精选其中文章，一起听文坛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话文事。
王蒙
王蒙是当今文坛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创作与理论相济、老中青几代作家均能沟通，有说不完的话题。收在这个栏目里的几篇文字，不是研究性、批评性的文字，更不是大学教科书式的文章，它们是几位熟悉或不太熟悉王蒙的朋友（他们中有作家，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距离来观照王蒙，用笔真诚，好读，希望能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更好地了解王蒙的机会，也提供一些读来令人轻松愉悦的文字。
王蒙一瞥
童庆炳
在牡丹江市，主人把我们带到大家都神往的镜泊湖。镜泊湖的风光着实迷人。扫兴的是那里刚下过大雨，湖水浑浊，且天气阴晦，不便于游泳。我们在湖边的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明艳的太阳出来了，湖水在晨光中似金子般闪耀，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中午我们情不自禁地跳进还有些浑浊的湖水里游起泳来。下湖的记得有谢永旺、王蒙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人我就不记得了。我清楚记得的是，老谢的泳姿好、速度快，就像经过专业训练的一样棒。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蒙的泳姿。他的仰泳姿势并不规范，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本来仰泳双手的动作要一先一后扬起并在入水后划水，腿则要像自由泳那样伸直并上下打动，可他却同时张开两只手掌向身下划水，同时提起两只脚向后蹬水，有点像翻过来的“狗刨式”，但又不全是。你们就想象他独特的泳姿吧。我因游速不快，总是跟在他的后面，所以一抬头就看到他的手和脚，我觉得他的手和脚特别大，大得像小船扬起的船桨，而且由于他的每一个手脚的动作都特别有力的缘故，我用自由式也赶不上他。有趣的是因他的头永远露出水面，所以能不断地说着笑话——他不喜欢与别人雷同，连游泳也别具一格。
我自己游得不太好，却喜欢游。中午与王蒙、谢水旺游了一回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下午又约老谢游了一次，这次游得比较远，游回来时不禁筋疲力尽，身上有些发紧。晚上回牡丹江市时，竟然发起烧来了。我躺在床上直哼哼。王蒙来看我，用一种“过来人”的口气说：“太过了！凡事都不可太过。”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我游泳太过了。后一句就是“人情练达”之语了。在人们的印象中王蒙是一个“先锋”派(对了，他还和我的学生一起编《今日先锋》杂志，他出任主编)，文学上的“新潮”代表，似乎有点走极端。在其后我们的多次接触中，我觉得他的思想不是咄咄逼人的先锋，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守旧，他更多时候是“中庸”，一种独特思考者的“中庸”。
王蒙的人生神往的是大海。大海的特点是它的变化无穷，它的宽广无际。变化无穷则多姿多彩，永不重复，让人百看百听而不厌；宽广无际则可容纳百川，让人心胸开阔开朗而不窄。王蒙为社会的种种问题而焦虑，但在这焦虑中他也游戏。王蒙景仰崇高，但也同情凡俗；王蒙喜欢单纯，但又知道事物的错综复杂；王蒙不主张“过”，但也认为“不及”是缺陷；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但又认为文学的审美性是不可或缺的；他认可美声唱法的优美，但也认为流行唱法也不错，那如诉如说似歌似话自有韵味……在王蒙那里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诚如他自己所言：“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者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相信他”。跟王蒙在一起是愉快的、轻松的、有趣的、长见识的。有一次，大概是苏联解体不久之后，他站在我的书房里，对着他的朋友王燎和我说，哎，现在怎么没人再唱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那些让人心醉的苏联歌曲呢？随后他就哼起了《喀秋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被他的歌声填满了。
他的妙论会使一个严肃的会议变得轻松，在钟敬文先生的九十五岁的祝寿会上，前面的人过多的介绍和客套话给人以沉闷之感。这时候王蒙说话了，他说钟老是“仁者”，为仁者寿。他说钟老能长寿，且生活质量如此高，是因为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淡泊的人，不想整天整人的人。他说有的人整天想整人，就经常发怒，发怒会使人身上分泌出一种毒液，老发怒，老分泌毒液：毒液积累多了，肯定损害身体。钟老长寿是因为他的和气、厚道而导致身上毒液少……他的奇谈怪论引起了热烈的掌声。碰巧的是过了几天，《参考消息》登了一条与王蒙的“长寿理论”相似的医学消息。他的记忆是超人的，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吃饭，不知怎么谈到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他竟然能把启功先生1978年六十六岁时所作的《自撰墓志铭》背出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那滔滔不绝的样子，嬉皮笑脸的样子，笑容可掬的样子，像一个调皮的小学生。突然他的笑戛然而止，正经地议论说：一个能自嘲和幽默的人，是他有力量和有活力的表现，是不容易的。然后他又开始另一个新鲜有趣的话题，这时可能是一条令人焦虑的消息，或是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
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余 华
写完上面这个题目时，我才发现自己是第一次书写“王蒙”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名字经常从我的嘴里出去过，而用手写下来则是刚刚发生的事，我突然感到这个名字陌生起来了，尤其是那个“蒙”字，让我犹豫不决，我总觉得可能是写错了，可是我又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蒙”。
仔细一想，我对王蒙的认识也同样如此。在此之前，我几次去过他家，也在其他的场合和他一起胡说八道，他那张严肃的脸经常出现大笑，由衷和幸福地大笑。他是前辈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让我感到轻松的作家。他谈吐风趣，而且分寸适当，这并不是说他说话谨慎，而是指他叙述的能力，他总是将话说到恰到好处时停止。事实上，我觉得他有时说话也不谨慎，虽然他有过很多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但他从来都没有不是作家的时候，所以他经常像王蒙那样大笑，像王蒙那样信口开河。和他的作品一样，他的激情常常呼之就出，从我最早阅读的《夜的眼》，一直到近期的三个《季节》，在那些一气呵成的句式里，我看到一个作家始终饱满的激情，如同杯中盛满之水，似乎就要溢出杯外。因为叙述上控制得好，又永远是滴水不漏。王蒙是否文如其人？
何镇邦为山东《时代文学》主持一个“名家侧影”专栏，要我写这篇短文，我觉得自己是滥竽充数。我想起去年，在王蒙获得民间的“爱文文学奖”时，王朔走上讲台随口编出的贺词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议论王蒙的。
我觉得自己也同样没有资格。原先这篇短文的题目是《我所认识的王蒙》，可是我每写下一句话都要问自己：我还知道什么呢？越往下写，越是发现自己对王蒙知道得太少。何镇邦要我起码写两千字，如果我真的写到两千字，我担心会发现自己其实对王蒙一无所知。所以我决定将这篇短文的题目改成《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近看王蒙
何镇邦
这些年来，我有许多机会就近观照王蒙，但是一直没有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性的，批评性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统统没有。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我既不像一些理论家希望通过对作为部长的王蒙连篇累牍的“论”以至写出一部厚厚的专著而希冀得到什么，也不像某些左视的先生们那样不惜用大字报式的文字来“批”作为作家的王蒙而想捞到什么，于是就闭上了嘴，搁下了笔，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写。但这一次，为了我主持的专栏的补白，就不能不写上一篇了。
在同王蒙不短时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除了才华横溢、机趣睿智、妙语连珠外，最重要的是对朋友、对同志的真诚。无论是当部长、当中央委员，还是当一个普通的作家，他都是平等待人，真诚待人。
王蒙对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的支持也是不胜枚举的。对为了落实他倡导的作家学者化而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两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以及常年举办的文学创作进修班、研究班等，他不仅关心，且每期都抽空授课。有一次还由他牵头，组织了首都一批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为各院学生举行系列讲座，轰动一时。王蒙每次到鲁迅文学院讲课，都不是一般性地谈创作，更不是应景敷衍一下，而是认真准备，有一个颇为引人注意，信息量大，有新见解的话题。例如有一次讲的题目是《小说的可能性》，很有学术性，我们根据讲课录音整理成的文稿，还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在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过。
说到王蒙的办事认真、平等待人，还不能不提到他1996年春天接受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颁给他的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事。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是一家民间创办的文学机构，是我一位学生主持的。创办几年来，由于认真地办了几件实事，诸如每年评选颁发“爱文文学奖”、编辑出版“爱文文丛”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集》等。评选和颁发“爱文文学奖”，是爱文作家文学院每年要办的一件大事，我自然要过问并全力以赴地投入。1996年春天，我们照例进行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发工作。经由袁鹰、李国文等十数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确定王蒙为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得主。开始，我们还担心他不乐意接受这项民间的文学大奖，于是请一位青年作家去探了探口气，得知他对此表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后，我才同他进行了接触。之后，王蒙不仅以获奖者身份被动地接受这个奖项，还主动地参加了颁奖仪式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抽时间到北京东郊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办公地点巡视，并对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在颁奖仪式上，他表示在曾经接受过国内外几十种文学奖后对接受“爱文文学奖”这个民间文学大奖的重视和喜悦。这一切，都给我和爱文作家文学院的主持者很大的鼓舞。
我同王蒙之间，属于工作上的交往并不多，我们之间的来往大多属于朋友之间的私人交往。我同王蒙，无论是在文坛和社会上，就地位、成就和知名度来说，都不是等量级的，我们之间照说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于是很坦然。我们是朋友，于是就是平等的。在他面前，我丝毫没有在当权者面前常有的压迫感、局促感，而是感到从容、自然、融洽，可以随意谈笑，也可以随意神聊。我们之间的交谈，常常是无主题的变奏，也都是属于“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那种自然式的。于是，这种神聊，这种交往，带来的是相互的愉快。
正因为如此，我愿意保持同王蒙这种朋友之间的松弛的真诚的关系。我到王蒙家里去，敲开他家那扇红色的但已不崭新的大门，在他那不大但舒适的客厅里聊天，到他家餐厅里喝他夫人崔大姐精心调制的并不坚硬的稀粥，或者，同他们夫妇结伴而行，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民间文学活动。于是，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一个作为作家和平民老百姓的王蒙。
关于王蒙的话题倒是可以再聊下去。这篇补白性的文字已经写得不短了，到此打住吧。我倒是愿意表一个态，我不满足于同王蒙聊天，还想认真读一下王蒙的作品，做点研究，尽点评论者的责任，也写上那么一篇不太长的但是有我的真实见解的《王蒙论》，也不枉同王蒙交往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