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谈》 —— 王满平
王满平 I 艺术简历
自序
印章的红与白，就像时光锈蚀的古玺，常常给我一种既深奥、又复杂的感觉。但印章当初的本质是如此简单明了，先秦及秦汉时期把印章盖在封泥之上，作为一种印记，一种信验。
自从明代王冕用青田花乳石刻印章，此后，文人自篆自刻蔚然成风。人世间的五味杂陈、酸甜苦辣，生活的多姿多彩，都纳入了方寸天地的印章。印章红与白交错的界格，不仅仅有名号、斋号印，还有大量的闲章印文问世。闲章不闲，意有所指，丰富并拓宽了印章的内涵。
印章于我，无论是刻印，还是读印。老实说，我只是一个学习者，不是文人，无法用优美的词语，纵横古今，写出引人入胜的印章故事。读印于我，只是业余，书中鸡零狗碎的“豆腐块”，无法做到字字玑珠，自然也无法发出刻刀嵌入石章，铿锵有力地金石声了。再说，选读的印文随意性很大，记录的想法，是个人的胡思乱想，必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闲章体现了文人对生活的热爱，是人文精神的艺术体现。天道永恒，人生苦短。明代诗人于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闲暇时，读一读闲章，是生活中一种简单的乐事。于是，我说，在读闲章逝去的时光中，它本身也是我留存在已经逝去光阴的一些印文。
梅花为“四君子”之一，不畏冰霜侵袭，其高洁的品格，从古至今，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人们常常拿“梅”为文或作篆刻及绘画之题材，清代篆刻家陈鸿寿、现代篆刻家邓散木均篆刻印文“绕屋梅花三十树”，梅花自古以来成为文人精神的理想之地，可见一斑。
杭州孤山多梅花。北宋诗人林和靖一生不娶不仕,以梅为'妻',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优美诗句。宋代大文豪苏轼以梅花为题，作《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讲述了苏轼与歌女王朝云一段相濡以沫、红颜知己的故事，词的文字明咏的是惠州梅花，暗则寄托了对这位红颜知己深深的思念。
这方“梅花作伴”印章，为清初著名篆刻家林皋所刻。印中文字用小篆入印，造型生动，灵动飘逸，体现了小篆字形的变异手法。刀法上体现了清秀流畅，凝练典雅。印章的布局笔画连边，四角留白，长短笔画互见，呼应呼随。具体表现在“作”字头部略向右探，与“梅”字形成左右顾盼的关系，“伴”字略向上部突出，使印章左边趋于稳重，笔画中的部首及两点亦与“花”字有顾盼之势，二字长短不一，排列有序。因而整方印章空间显得疏朗空灵，松而不散，于工整中兼有婉约的情趣。一种文人喜梅、恋梅、爱梅的情结，触及心灵深处，荡漾出别样的情怀，寄托了对“梅花”深深的情愫，给人以温馨之感。
由此观之，印人的“梅花作伴”，不是一种自我玩雅的风雅，而是发自于内心深处，誓与“梅花”为一生，无怨无悔，需要的是一颗超凡脱俗的心境和高尚的胸怀！
出自南宋词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其中词的下阙为“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中过进士，一心想施展平生抱负，效力宋王朝。但南宋王朝山河的破碎瓦解，令他一生饱经战火纷乱及颠沛流离之苦，一直过着凄苦的生活。蒋捷有《竹山词》一卷，他的词多表达思念故国之情，着力体现当时的人生境遇。如他另一首《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就是通过“听雨”的画面，描述了年龄不同人的心境而感悟不一，体现出沧桑悲凉的情怀。诚实地说，无论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是“少年、壮年听雨”，虽是美文佳句，却是一种无法言状的凄凉美，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境遇是无法分开的。
赵之琛是浙派篆刻代表人物，是篆刻家陈豫钟的学生，为“西泠八家”之一。他的切刀之法以巧取胜，以务求精美而称誉印坛。他篆刻的这方“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白文印。八字作二行排列，字法随笔划的多少占据印面，多者密，少者疏，听任自然。此印妙在笔画虽粗细不均，但不失厚重。因笔画的接触点能牢固地粘连在一起，刀感着力点很强。整方印章布局工稳，字形方正平直，呈扁方，各尽其态，不呆板。刀法上以擅长的切刀刻之。一起一伏，首尾兼顾的碎切刀，既有滞重的涩意，又不失劲挺清秀之态，力求巧妙而蕴含姿态，浑然一体，使得印面的章法在规整严密中更见气息高古而雅致。高超的篆刻技艺，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道在何居”是一方印章的内容，为清代书画篆刻家吴让之所刻。吴让之篆刻初学汉印，后力追清代篆刻大师邓石如篆刻艺术，为邓派印风的嫡系传人。吴让之一生勤奋，治印数以万计。他圆转流美的篆书，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章，是其篆刻艺术的一大特色，为他篆刻步入了新的境界，进入清代篆刻大师之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让之在晚年治印时，印章的文字在布局上了力求舒展而得体，他通过不断印化篆字的处理，令印章的字灵巧生动，神采飞扬，顾盼而生辉。这方“道在何居”印章，是吴让之篆刻艺术的一方经典之作，印章内“道”等四字排列有序，各占印面的四分之一。印文在书写方面也显示了吴让之的篆书特点，除少数字的笔划是“横”划书写外，几乎所有的笔划都带有“弧”状，字的转折处也多圆转，法度自然，强调“以书入印”，笔致意态。印面中字与字的圆笔之间笔画相互留有空隙，气脉贯穿，虚实相生。印风气息古雅，舒展中见沉雄，稳重中显灵动。印文四字如同四位妙龄的女子，在见方的舞台上雍容揖让，随音乐（刀感）地节奏，轻舒长袖，翩翩起舞，古典淡雅的气氛流溢着整个印面。真可谓“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着力营造了一种恬静自然、妩媚柔和的艺术美。吴让之篆刻艺术不仅将篆刻大师邓石如所倡导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篆刻理念发挥到极致，还将篆刻特有的“书、雕、绘”三者合一的艺术效果表达地淋漓尽致。他能在篆刻艺坛上独领风骚，丝毫不足为奇。
古代士大夫闲情雅趣颇多，宋代米芾一生爱石，如痴如狂，爱石成癖。安徽灵壁产奇石，制作砚台极佳，但灵璧知县一时无空缺，米芾便请求到地接灵壁相邻的江苏涟水县为官，是为了更好地收石爱石赏石。为此，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陈洪绶曾作画“米芾拜石图”，一时传为千古佳话。明朝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嗜书成癖，可以置房产不顾，拿房产去换一部宋刻本《两汉书》,足可见其嗜书成癖。
明朝张岱在他的小品文《陶庵梦忆》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如有了癖好与痴情，就有了真情。对于有癖好与痴情者，只要不是玩物丧志，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大可不必敬而远之，而是以亲近为善最好，与之产生共存共鸣。共同的语言，会剥离一切虚伪假意，世间必然自留真情在。当然，印文“金石癖”自然是说篆刻家酷爱金石，并嗜金石为第二生命。
此印章内容于今天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计较清代篆刻家黄易篆刻此印的创作背景、价值所向等，单凭他嗜好“金石”一项，寄情于金石篆刻艺术的浓浓情怀，就值得点赞。
黄易喜爱汉铜印，他曾篆刻“金石癖”白文印两方，颇有汉铜印出土古拙斑驳色彩之韵味。此印章篆刻线条粗细一任自然，印文的笔画多，线条细；笔画少，线条粗，饱满而静谧，虚实对比强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癖”字左上部大胆地残破印边，使全印为之一活，自然鲜活的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篆刻家黄易高超的雕刻技法与篆体文字的造型能力。
印文“心迹双清”当出自唐代诗人杜甫《屏迹三首》：“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双清即心中所思所想，行事时了无俗气。人从呱呱坠地到执杖皓首，一生行走于世，留下过无数的人生足迹。蓦然回首，见自己行程的履迹里，尘世的“俗气”并没有污染双脚，虽不能尽如人意，但也无愧于心，尤喜足安了。
自古以来观大节。人生心迹为二者，不能有任何一方出现欠缺，否则“心”如缺失，“迹”必所污，人生寡然无味，患得患失，取舍不当。我们虽不能像老子尝言“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来定格人生的追求。至少，为人一生，清清白白，少一点“世俗功利”，多一些无求善良，还是比较好。
这方“心迹双清”印章为清朝篆刻家黄易所刻，此印布局工稳，印风含蓄秀美。虽为浙派一路的切刀，线条却圆转自如，干净整洁，没有浙派切点为线的苍劲特点。全印在柔美风格的气象下，具有俊美洒脱的风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语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画旨》：“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 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董其昌为明代大臣，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理政之余，喜绘画，擅长山水，是明代“华亭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山水画师法巨然、黄公望等，所作山水笔墨秀中藏拙，疏旷雅逸，有着典型的江南山水风韵。他讲“气韵”不是学来的，是先天性。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古代士大夫是从迷信角度说的。不过，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之论述，是从修养角度和丰富学识，及把自然界的真山真水植于心中，画在纸张。这种“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艺术见解，倒是十分中肯的。退一步讲，古往今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管是在提高修养学识方面，还是绘画“搜尽其峰打草稿”，总体来说，都是百利无一害。
邓尔雅是现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艺术方面是一个“多面手”，能书法，善绘画，创作诗歌。但我以为，在艺术方面，邓尔雅唯篆刻艺术成就最大，应为黟山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他的篆刻秉承了黄牧甫的印风，所作印章，其印风自然恬淡，古朴清新。尤其他以楷书入印，时人曾评“似俗实雅，刀笔俱现。”这方白文印章，印文字体方圆兼备，刚柔并济。印内8字，字与字之间揖让自然，无一丝扭捏作态。刀法光洁稳健，正所谓“清秀俊朗”是其印章的特色，是一方实用与艺术的经典力作。
苏轼《宝绘堂记》云：“君子可寓意于物，但不可留意于物”，印文当出于此。“寓意于物”是人生对待事物一种看法的态度，面对世上错综复杂的事情，我们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理智的对待，即使是微小的事物，倘若寄托了心意，心底里便会得到满足与快乐，这是一种人生豁达的心胸。宋代大学士苏轼在官场上经历了太多的浮沉，他能用哲学审美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确实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心境。
读此印章款文，清代篆刻家丁敬得知“远公过虎溪”，身为他的知心朋友理应祝贺。为此，他由从未刻昌化石成“今为老友破例”。刻了此方昌化石印章。由此看来，丁敬刻这方印章也是言有用意，心有所托。“寓意于物”之用意，在篆刻家存续友情的内心里，也可以讲“身随云共远，梦与汝同居”。如此看来，不失为印坛中的美事一桩。
印文四字，字体端正平稳，笔画细劲，落落大方。三繁一简，各占印面，疏密对比强烈。刀法以冲刀法为主，间用切刀，线条在劲折的刀锋下，仍不失流畅之意，实为秀润典雅一路印风。
“诗浑漫与”的印文出自金代文学家段克己《渔家傲》：“诗句一春浑漫与，纷纷红紫但尘土。楼外垂杨千万缕，风落絮，栏干倚遍空无语。（上阙）”古代战乱年代总会出现一些阴错阳差的事情，想那段克己在金朝考取进士，如果不改朝换代的话，时间久许，或许能选调一官半职。但金朝改朝换了元代，仕途就难了。虽然段克己在词中饱赏大自然的一片春景，所作词句，佳丽工整，婉约之风如同词中的千般垂柳一般，着实清艳精致。但事实上，他的生活过得不易，困苦艰辛。虽饱读诗学，终郁郁不得志，以至于把“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丁敬为清代著名篆刻家，工书能诗，精于鉴赏，为浙派印学开山鼻祖。其篆刻风格平正见古朴，浑厚蕴雄健。他在《论印绝句》中写道“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写出了多年来治印的心得，反映了独到的艺术见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后人乃至今人学习篆刻的至上宝典。
他创作的这方白文印章，字形方正，外圆内方。“诗”字下面的“寸”与“与”字的下面成对应，左上角的“漫”与右下角的“浑”字，二者呼应，章法布局上虚实相生，平稳整齐。印中笔画用刀饱满圆劲，极具张力，体现了对线条质感的精准掌握。全印唯有“诗”字的“言”部有一并笔处，没有过多的敲击与斑驳，气息是别样地古拙隽永。
古代士大夫及文人墨客创作的闲适诗文，读来趣味盎然，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唐代李白在《夏日山中》诗里，士大夫为了消夏，不摇羽扇，脱掉衣帽，裸着身子，在树林背倚大树，惬意地去消受山林之风。白居易也在《问刘十九》诗里吟咏：“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讲得是，即使在冬雪来临之际，文人墨客闲适雅兴依然不减。“茶熟香温且自看”，此句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一首题画里的诗句。类似这样闲适的诗文，在古代诗文集子里收录的很多，这里无须一一细说，否则，恐有掉书袋之感。如论闲适诗句之精妙，窃以为“茶熟香温且自看”写得最好，“茶熟”、“香温”为渲染铺垫之笔，“且自看”三字谓点睛之笔，描绘出士大夫那一副闲适自信的性情。总体来说，古代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就是这样的任性，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刻不生。闲适的心情，带来了诗情随时随地的勃发，这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人生方面的感悟，不得不说，也是古人留给后人的一种文化财富，有好的一面。
黄易刻的这方印章，全印分朱布白，十分均整。印面中的横、竖笔画较多，为打破这种僵硬的局面，篆刻家特意将“茶、香、自、看”四字部分笔画采用了圆转之笔，使方正平折的印面，在娴静的气息里增添了动势。笔画在线条上运用碎刀切刻，运刀自如，积点成线，技法精到，印风工稳，精雅绝伦，具有典型的浙派风格。
印文“一字值百金”，当采自汉代刘歆所著《西京杂记》卷三：“淮南王安着着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杨子云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读此文，便知汉代扬雄赞叹刘安子才思敏捷，所写的文字值钱，以“百金”誉之。古代文人甘为他人“捧场”的说法，在宋代戴复古《望江南》也曾有，如“结屋三间藏万卷，挥毫一字值千金”，说得也是这个理。更有甚者，唐代杜甫却将文字值钱夸张到极限，有《春望》诗句为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大诗人杜甫眼里，战火连续不断的岁月，家人平安的文字比万两黄金都重要。如此文字值钱，各有其说，不可耳语。字值“百金”好，“千金”更好，“万金”极好，文人墨客是否有吹嘘之嫌疑，姑且不论。言，心声也。古往今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一种方式，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是在特殊的环境内，有其特指的象征意义。
篆刻家黄易这方印章，是他客居镇江时，给一位名为“竹似”的人所刻。印为白文印，字的形体平正，但不失活泼。章法上，采用满白文的形式，切刀刻就的线条连绵起伏，笔画粗壮，白多红少。仔细分析，“一”字简写，与“字、值”占印面地方的二分之一。“百”字与“金”字的头部，以及“字”的内部笔画呈呼应形态，这给全印注入了动感的元素。印面中五个字间隔距离如此相近，留红自然，深得汉印宽博之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