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家的品行，我只服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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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书魂颜真卿》剧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缺点于人再正常不过，那么，保守一点讲，颜真卿近乎一个完人。
我们平常所知的艺术家，多半是矛盾体，一方面让人无限崇敬，一方面又因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和癖好而让人生厌乃至于不齿。培根出卖朋友，欠债不还，惯于逢迎拍马，为得到巨额财富而企图娶一个寡妇；瓦格纳目中无人，自恋成狂，沾花惹草，当着妻子的面与别的女人嘿咻；雪莱也不是好鸟，因私德败坏而被牛津开除……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甚至有人总结，艺术家靠他的缺点工作。
英国大哲学家 培根
除了人格上的问题，人们说到艺术家的缺点时，谈论最多是他们的不解世事、天真烂漫。贝多芬动辄就大发光火，梵高竟然相信妓女的诺言；李白能喝善吟却不谙“酒桌文化”，在官场上蹉跎了一辈子；晚唐奇葩李商隐，身陷牛李dang争之夹缝，一生郁郁不得志；苏东坡大才，却徘徊在反对王安石与支持王安石的政治泥潭中不能自拔……真的艺术家，首先有真性情，一生求真持真，虽为世人侧目而终不悖于己心。
“下笔即作万年想”的自恋才子苏东坡
如果非要挑颜鲁公的毛病，那就是过于刚直，为了坚持大道真理，宰相可以得罪，皇帝可以数落，对他认为不当之事或无耻之徒“零容忍”，所以遭人陷害在所难免。然而，从人格而论，这又怎能算缺点呢？
鲁公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把杨国忠、崔圆、李辅国、元载、杨炎、卢杞等一班宰相得罪个遍，并最终被卢杞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一代大师就此陨落，可悲可叹。
颜真卿《奉命帖》
这两天，在匆忙中，我尽量认真地阅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为鲁公立的传，颇感慨。两篇传记对鲁公其人其事的记述大致相同，都讲了鲁公从一个九品小官成长为从一品的太子太师，以及他忠直拥君、颇具谋略、直言敢谏、抗击安史、精通礼法的经历，其中两处我想讲一讲。
鲁公出身颜氏望族，诗礼传家，博古通今，对礼法的研究很深，也很坚持。他老丈人中书舍人韦迪的家，也是长安巨族，藏书甚富，自然对礼仪也很讲究。所以，鲁公一生，因礼仪之失而被他弹奏罢职的人就非常多。有时细想，礼仪固然重要，但鲁公之为是不是也过于执拗了？唐肃宗时发生过一个事，以此可见一斑。肃宗之子广平王率二十万大军去平定长安，出师那天，依照礼法，走出宫外设置的木栅樘桓后方敢上马，而广平王的都虞候管崇嗣却先于广平王上了马，不合礼仪，于是鲁公便上疏弹劾管。肃宗没追究这个事，而是答复鲁公：“朕子每出，谆谆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鐍，卿姑容之。”就是说，我儿子每次出行，我都谆谆教诫，因此他不敢失礼。管崇嗣年老又跛足，你姑且宽容他吧。连皇帝都能理解容忍的事，鲁公却要计较。何况，大军出师，本已劳苦，大将却因小事而在后方被弹劾，情何以堪，容易动摇军心，这是大忌。再者，管崇嗣没被罢职，万一哪天知道这个事，岂不要衔恨鲁公？因为这点事，何苦得罪行伍之人？
何绍基临颜真卿《争座位帖》
还有一事，就是两篇传记都引用的鲁公那篇《论百官论事疏》，可谓忠言逆耳，如果这疏的墨迹存世，那一定又是一件稀世珍宝了。
《论百官论事疏》，是艺术家的忠臣为维护言路通达、政治清明、社稷安定而作，通篇旁征博引、以古为镜、情真意切，忠臣对奸佞的愤慨跃然纸上，即使今天读来也还虎虎有生气，也还足以让我们引以为戒。
但是，这也让鲁公与时任宰相元载之间的仇恨更深一层。
话说元载为了独揽大权，压制百官，仗着当年因除掉李辅国、鱼朝恩这两个掌权宦官而获取的皇帝的信任，给唐代宗建议，以后群臣奏事，要先禀报长官，长官再报告宰相，宰相再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禀告皇帝。元载擅权之心昭然若揭。
喜欢弹劾无礼之臣，又一向不惧高位的鲁公坐不住了，立即向代宗上了这篇《论百官论事疏》。按说这篇奏章写得有理有据，我们普通人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皇帝那儿就未必了。我想，代宗读这篇奏章时有两个地方肯定让他觉得很不是滋味。
英明神武唐太宗
一是以唐太宗“勤于听览”为反衬，这势必让代宗充满压力。难道代宗自己不知道与太宗的差距吗，难道代宗不明白言路闭塞的危害吗，需要你颜真卿提醒？二是说即便奸诈如李林甫、杨国忠者也还不敢像元载这样公然压制百官进言。原话是：“如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历史定论的大奸大恶之徒，鲁公居然骂元载比他们还奸恶，作为崇信元载的代宗肯定很不舒服，自己的宠臣是奸佞，自己又是什么呢？
呈递这篇奏章的危险性，鲁公心知肚明，他在奏末写道：“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就是说，我知道冒犯宰相没有好下场，但不忍眼看着皇上被孤立，心里万分恳切急迫。鲁公把自己大义凛然的形象树起来了，却让皇帝心中充满疑虑——不治元载之罪，好像是昏君信馋；治了元载之罪，功劳又似乎都在鲁公的提醒上。
更要命的是，这篇奏章在朝臣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誊抄，散布朝野。不到一个月，元载就找了个“诽谤”罪名，而且是鲁公最熟悉的礼仪方面的“诽谤”之罪，把鲁公一贬再贬。这贬谪一定是皇帝默许的。
颜真卿《自告身帖》
颜真卿的忠义，绝非单纯的愚忠，而是恪守原则之忠。他忠于皇帝，更忠于内心的道义。当皇帝犯错时，他也会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指出来。他追求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情怀，其伟大是人格上的伟大，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亟需他这种情怀和精神。尤其是为官者，更当以鲁公为楷模。
统观新、旧唐书给鲁公立的两篇传，皆逾四千字，但讲到书法的地方极少。《旧唐书·颜真卿传》只有三个字“尤工书”，《新唐书·颜真卿传》仅云“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想了解颜真卿书学史，可点击链接 颜真卿在大唐书坛的“发迹史”）而大量的篇幅在讲鲁公忠义之事，以此可见古人的艺术观，人格还是第一位的。做人做不好，字写得再好也是枉然，因为“见艺思人”，艺术总要有所承载——如果一个美女品行不端，再漂亮的脸蛋、再火辣的身材，也很难让人欣赏她的美；如果一盘菜放了许多佐料，色香俱美，用的却是粗制食材，让人吃了就拉肚子，也很难让人喜欢上。
学书法，决不仅止于点画小技，更多的功夫应在于写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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