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丨張承志：我衹珍視一個個真摯的人
張承志
中國當代屈指可數的擁有堅定信仰、始終堅持鮮明的文學個性的作家之一。祖籍山東濟南，1948年秋生於北京，穆斯林。1968年清華附中畢業後，在內蒙古烏珠穆沁牧區插隊。197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硏究生院並獲歷史學碩士。曾長期從事新疆、甘寧青回族區的歷史考古調查。曾先後遊學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和拉丁美洲國家。作品多以內蒙古草原，新疆、甘寧青，中亞，日本，西班牙等地為依託，將激情與思想、求知與秘境、道義與歷史融為風格鮮明的美文。迄今已出版著作百餘種（含單行本、日文著作和各種編選本），主要作品有《黑駿馬》《北方的河》《金牧場》《金草地》《心靈史》《鮮花的廢墟—西班牙紀行》《聾子的耳朵》《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你的微笑》《越過死海》等。曾獲首屆愛文文學獎。
《老橋》是您的第一部小說集吧？
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少作”？
那是很遙遠的事情了。那一批作品，我一直自己形容為“中學生作文”，一部分是我們那一代青年的政治觀點表達，另一部分是對經過了插隊生活之後的感情抒發。它們大都談不上什麼文學藝術。不過從那時起，我以“人民”的概念，與頌揚體制的傷痕文學及那一代知識分子，表達了一種思考很久的異議。
從《綠夜》《大阪》《糊塗亂抹》這一時期的作品中，似乎能感到一種理想和現實衝突，寫作是您對現實的突圍嗎？關於理想和現實，您是如何平衡的？
理想和現實從來是孿生的。從來沒有對立，也不是各有維度。四十年寫作，也許就是在這一對矛盾中成長摸索。
《北方的河》作為您的代表作，是文學史上的經典，影響了幾代人。您能講講這部小說創作的緣起和有關的故事嗎？
那一代人充斥着這樣的故事，充斥着這樣的人物。以至於後來我聽到過各樣完全不同的人對號入座，說我寫的原型是她和他，是她的男友或丈夫。也許“他”代表了我們那一代人中的一種類型？甚至在日本還見過因讀這部小說而國際結婚的一對。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感到了某種誤解，人們沒有在意小說裏“文革的遺恨，底層的宣言”。
這當然沒關係。但一些攀登官僚臺階的人也言稱《北方的河》就使我討厭了：他們沒讀懂，使他們一度被吸引的主人公，實際上與他們依附體制的基因完全不同。
您曾經說過，“我年輕時，理想色彩很重。我寫血書，主動要求去農村鍛煉。我走的時候甚至沒有告訴我的母親。”今天，您怎樣看待“理想”？
對本來沒有真心的擬似理想主義者，他們可能受了挫傷。而對那些不想侮辱自己生命的人，道路就在眼前。在努力中，在學習中，在對中文優美的發掘和體會中，理想在不斷新生。
《二十八年的額吉》中，您說：“代言的方式，永遠是危險的。聽見對於我的草原小說過分誇獎時，我的心頭常掠過不安……”作為草原文學的代表作家，您現在面對草原主題還會有這樣複雜的情感和身份認同的問題嗎？
面對越來越膚淺的描畫草原的寫手，這樣的話題過於深奧了。你想，我們在這邊講着尊重他者的心情，他們在那邊做着踐踏和掠奪他者的事情—我們的文學命題怎能一樣呢？
至於我，我永遠心懷這樣的警惕和自律，面對我每一個新結交的人群和題目。
您在所有草原主題的文章中都難掩極深的情感，無論是觸碰一件老舊的袍子或是看到一具碎裂的馬鞍。草原，給青年時代的您最大的震撼是什麼？如今回首，覺得最珍貴的是什麼？
當年最大的震撼是騎馬生活。一個20歲的青年與浪漫的生活方式遭遇一起，絕不是一件小事。
如今回首，最使我永遠不忘，永遠視為心中珍寶的，我已多次寫過：是他者的文明、他者的權利、他者的心情。
內蒙古、新疆、青海，這三個地理概念，對於您來講分別意味着什麼？
內蒙古大草原、天山牧區和塔里木綠洲、穆斯林密集的黃土高原——他們是我作品的基本地理範圍。但我並不是強調每一個類型的作家都必須擁有特殊的地理，我衹是有意識地希望：作品背後擁有複數的而不是單調的，色彩斑斕的文化的支撐。
您說：“美則生，失美則死——即使文明失敗了，人們也應該看見：還有以美為生的中國人。”能談談您的美學觀嗎?
當身邊過多擁擠着獐頭鼠目的猥瑣之輩，人會強烈地追求美的生存。
美與清潔、與信仰、與諾言、以承擔責任的危險，都合為一體無法區分。美尤其與人格魅力（嘎力斯瑪，carisma）緊密相連。但“嘎力斯瑪”並非對鏡貼花黃。不同庸衆的言論、人所不能的舉動、一諾千鈞的獻身，纔是美的標準。《三十三年行半步》有一篇寫到了烏拉圭前總統何塞穆希卡。極致的人格魅力和男性美的例子，當然要數偉大的格瓦拉。
您幾十年行走，旅途中思考的主題是什麼？
這個主題就是：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學校教的精英說的不能使人信服，我要親自看一看。於是，我有了自己的感受和發現。每次有所發現都像中彩一樣快樂，它們擁有的巨大的意義，是在以後纔逐漸意識到的。
可能你們想問的，還包括一個方法的主題。我的方法，和衹在五星級賓館的學會上的“觀點獲得和資訊交換”，也和視人們的生活與世界為“田野”的學術調查完全不同。我說過我們是偉大的六十年代的兒子，是內蒙古草原的遊牧知識青年，我們習慣艱苦與浪漫的生活，在西班牙和美洲，我們背着電鍋和糧食，乘坐大巴走遍了安達魯西亞的每一個角落。在日本，為了獲得啟發和知識，我們專程住到尊敬的學者家旁，登門聽講。無論極端節儉，還是無視金錢，唯一的目的衹是求知，衹是想儘量懂得這個世界。
您的《三十三年行半步》出版，您說：“將三年生命拿出付印，是走近未知的一道大阪。”這部文集對於您來講意味着什麼？後續的創作會側重關注什麼主題？
我有一種強烈的念頭：《越過死海》和這一本《三十三年行半步》，它們給我夕死可矣的感覺。它們是我作為一名作家，獻給自己的讀者的禮物。
但今天我已經不會說什麼“最後一本”之類的話了。今天手撫摸着裝幀精美的新書，我的心裏充滿的，是年輕戰士的激動。我已經重新起步了：從日文閱讀有關耶穌的早期歷史、日本佛教改革者親鸞聖人的傳記、以及最古老的伊斯蘭史料、伊本· 伊斯哈格著《先知穆聖傳》。若承上天美意，我會完成一部解讀三位偉大的先行者的小書，它的改革、挑戰、表述的目的不言而喻。
《三十三年行半步》中寫沙溝農民朋友的文章——《馬啟芳》，文章開篇您說，“像馬啟芳這樣的人，半生以來我不知認識了多少。”您在《三十三年行半步》中也曾說：“我衹珍視一個個真摯的人。”像馬啟芳這樣的平凡卻“真摯的人”，帶給了您怎樣的感動和啟示？
他們是普通的底層的中國人，他們的感受和觀點，是我作為知識分子發言的最基本依據。我感謝命運，使北京的我，在中國北方大地結識了很多這樣的普通人。哪怕他們一聲不語。他們的存在和姿態，已經在啟發和矯正着我的思想。像這篇短文寫的，他們像煤炭一樣擠着，把我的心烤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