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572，最血腥的巴黎：一场皇室婚礼却成7万人屠杀的序幕
旧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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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基督新教（又称胡格诺派）领袖之一、年轻的纳瓦尔国王亨利（日后的亨利四世）举行婚礼。这场婚礼出于深远的政治考虑，旨在促使宗教战争敌对双方的和解。然而8月24日，巴黎的天主教徒有计划或自发地对城内新教徒展开血腥屠杀，并逐渐蔓延至法国其他城市。据有关学者估计，这次屠杀最终导致7万人遇难（另有10万人一说），可以说是巴黎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大约200年后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文坛巨匠伏尔泰，还曾专门做了一首《1772年8月24日之诗》，愤怒地谴责这次宗教仇杀。
纳瓦尔的亨利
由于这一天正值天主教的圣巴托罗缪节，是纪念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巴托罗缪的节日，因此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
一、历史背景
16至17世纪，欧洲大陆兴起宗教改革运动。胡格诺派（Huguenot）就诞生于此时，是法国基督新教加尔文宗的一支教派。胡格诺派信仰加尔文主义，主张预定论、简化宗教仪式、反对专制、国家从属于教会，重视经济和民主制度等，与法国传统的天主教不容，因而受到宗教迫害。1560年，年仅十岁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即位，由太后凯瑟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垂帘听政。她利用当时法国两派贵族的政治矛盾，即信仰天主教的吉斯家族与信奉新教的波旁家族的对抗来摄政。
1562年3月1日，第二代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率领士兵经过普瓦西镇（Poissy），正值当地的胡格诺教徒进行礼拜活动，而这违反了国王的规定，于是公爵立即下令攻击手无寸铁的新教徒。这在历史上称为普瓦西镇惨案，引发了长达三十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在1570年第三次战争后，新旧教双方签署圣日耳曼和平敕令，战争暂时停止。然而这和平过于短暂。
普瓦西镇惨案
二、屠杀的前奏：刺杀科利尼
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是胡格诺派的领袖之一，也是法国著名的海军元帅。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主张颇得查理九世赏识，作为宗教身份敏感的新教徒，却能成为宫廷中最有权力的大臣。他在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礼中起到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科利尼却在婚礼数日后的22日遭到刺杀，虽然仅使他受伤，但似乎预示着更加不幸的到来。
科利尼
是谁刺杀了科利尼 ？有论者认为这是吉斯家族的复仇之举，另有论者认为是美第奇太后出于对科利尼操纵国王的嫉妒而下此毒手。这里我将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其作品《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中的观点。作者指出，刺杀案的幕后凶手更有可能是一群激进的天主教徒民众。巴黎的天主教民们对国王温和的政策心怀不满，狂热的宗教信仰与对胡格诺教徒的恐慌之情促使他们通常表露出根除新教的意愿。在激进强硬派眼中，与异教徒的和平是放弃、屈服之意，只有战争才能消除异端。凶手不仅仅是为了杀掉科里尼，他的终极目标是谋杀和平。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那么为何之后查理九世又要下令铲除新教领袖们呢？作者解释为：首先，国王长期处于充满矛盾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内心本就极度不安。其次，御前会议中极端天主教徒大肆宣扬新教徒的叛乱意图，加重国王猜疑心。而被伏击的科利尼及新教首领们要求查清并严惩凶手的态度咄咄逼人，更加深了查理九世对其势力的忧惧。最终，科里尼及其新教同僚在8月23日晚的御前会议中被下令处决。
三、巴黎市民的屠杀
1572年8月24日，巴黎城内一幅杀戮之景象。新教徒一旦被发现便立即拖出屋子处死，老弱妇孺不加区别，尸体最后被抛进塞纳河中，鲜血染红了河水。一位来自米约的加尔文宗教徒记载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吃河里的鱼，因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扑鼻。”空气中回荡着枪声、奄奄一息者的呻吟声与屠戮者的呼喊声。天主教徒们被虐杀的快感充斥着，对查理九世颁布的止屠杀令也不屑一顾。所有的新教高官贵族都遭处决，连新婚的亨利也被迫改信天主教，之后被软禁在宫内。茹阿纳在书中的记载令我们心惊肉跳：“巴黎的街巷潮湿异常，'就像是下过一场大雨’——一位路过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说。实际上，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
根据玛格丽特的回忆录重现屠杀时的场景
巴黎市民的屠杀充满了非理性的愤怒情绪。在天主教徒眼中，新教徒的差异与“反动”“危险”等词汇联系起来，他们被当作是威胁民众生命财产的“恐怖分子”。而国王在前一日对科利尼等人的肃清行动更被视作允许屠戮新教徒的信号，他们要拿起武器履行上帝赋予的消灭异端的使命。屠杀迅速扩大至近乎失控地步的原因离不开天主教徒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排除异己的强烈愿望，捍卫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意图，与抢掠新教徒财物的贪欲。
《卢浮宫门外的某日早上》
四、塑造法国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使新旧两教和平共处的愿望破灭，法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大屠杀后法国新教徒的数量锐减（幸存者改宗或逃亡）。而在当时法国的新教徒中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的比例很高，这些人大多逃亡至英国、德国。虽然法国一时扫除了宗教异端，实现了国家稳定，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国家发展。其次茹阿纳认为，“大屠杀中的大规模动乱与之后出现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令人们意识到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存在的必要。”对大屠杀的反思也促使被统治者进行反抗专制与限制统治者行为的探索。最后是大屠杀的教育意义。它成为法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警醒着各时代的法国人，包括卢梭、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
文史君说：
对于他者的恐惧似乎在历史上一而再地招致暴力。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中写道：“大屠杀在成为一种对肉体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看到’了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假想他者。”对差异的恐惧煽动着人们，企图采用暴力手段消灭异己，而这种一时的“和平”终究只是假象。文明能否约束暴力失控？在当下恐袭与宗教冲突频发的时刻，这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Penny Roberta Royal：Authority and Justice During the French Religious Wars.，Past and Present，2004
Elizabeth C. Tingle：Authority and society in Nantes during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58-1598，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
[法]阿莱特·茹阿纳：《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江晟：《流言与暴力：法国宗教战争时期信仰共同体的边界固化》，《世界历史》2018年。
丰华琴：《中古后期法国宗教政策与王权危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
（作者：浩然文史·郑大嵩阳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