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的书法创新及其代表作
王羲之诸子皆善书法，唯七子献之才分过人，书格超群，得于乃父齐名。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献之自幼秉承家学，临池学字，颇见才分，加上生性洒脱，故《晋书》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卷八十）。
年轻时即出仕，由州主簿而秘书郎、秘书丞，迁至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官至中书令。故人又称为“大令”。
然而，献之享年不永，42岁即离开了人世，尽管他的书法艺术取得了光耀千古的成就，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他早逝而作少的遗憾。
（晋）王献之小楷《洛神赋》
一 家法传承与追求创新
王献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得力于他有一个被后人奉为“书圣”的父亲王羲之，更是由于他个人的勤奋和天才。
献之的楷书作品流传后世的，仅有小楷《洛神赋》13行，此作原写于白麻笺上，传至宋代时已成残纸。南宋时贾似道先后得两幅残纸共13行，遂以玉版刻之，即后世人所说的“玉版13行”。
看他的用笔，瘦劲俊俏，每一笔的起收与转折，都不作明显的顿挫，而是意到笔到，以精劲见长，写得疏朗放纵。章法上，纵有行横无列，字的大小，因形定势，如群鹤翩翩翔舞，悠然自得。虽千年之后，观此妙迹，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活泼泼的生气在纸上流荡。
王献之对于书法艺术可以说是自幼就有“凌绝顶”的抱负，或者说是他对于书法艺术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和创新的意识。
（晋）王献之行书《二十九日帖》
二 “破体”书法与“连绵草”
所谓“破体”，就是打破原有的书体界限，创作出新的书体来。在王献之以前，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都已经成为固定的书体。
传说献之十五六岁时，就曾对他父亲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可谓胆识过人，他创造出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的“行楷”体、介于行书和草书之间的“行草”体。这种新的书体被称为“大令体”。
（晋）王献之《鸭头丸帖》
献之的行楷作品，以《二十九日帖》最具有代表性，此帖为《万岁通天帖》之第七种。
以楷书而略带行书意味，用笔收放自如，灵秀洒脱。全帖仅3行，行气连贯，且末尾“献之再拜”四字又自然地流为草书，“从意适便”的趣旨，于此可见一斑。
献之的行草书作品，最有名的是《鸭头丸帖》和《送梨帖》等。
《鸭头丸帖》属绢本墨迹，共两行15字，也许是硬毫书绢的缘故，此帖稍见枯笔，然不失润泽的笔致。观其行笔，时疾时徐，笔断意连一气贯注，虚实相生，于自然流畅中颇能见其书写时的精神意态。
（晋）王献之《中秋帖》
除此之外，王献之另创获了新体“连绵草”，有人把它叫作“一笔书”。
草书由章草而今草，自张芝到王羲之，有一个完善的过程，王羲之对于草书法度的完善是有贡献的，但他的杰出成就是在行书方面。
草书的品位并不高。张怀瓘品列汉末以来诸人草书，以张伯英（张芝字）为第一，而列王逸少为第八。
并且说：“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书议》）
这或者可视为见仁见智的评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羲之虽然强调“适我莫非新”，但在草书上没有多少创新。
适宜于快速书写的草书，如果仍然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不敢将其作连贯书写的处理，是不免显得拘谨的。
（晋）王献之《东山松帖》
王献之在这一点上作了大胆的创新，对草书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作连贯处理，有意形成字字连绵的笔势，从而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滔滔江河一泻千里的奔放之感。
看他的《十二月割至帖》和《中秋帖》，的确是有一种与一般的互不连属的草字不同的气势与力量感。
标为王献之的行草书作品的，尚有《辞中令帖》《群鹅帖》《地黄汤帖》《东山松帖》《兰草帖》《授衣帖》《舍内帖》等墨迹或双钩填墨本。
观其墨迹意趣，似多系后人临仿，一般以为《地黄汤帖》是唐代人的临本，而《中秋帖》《东山松帖》等则大有可能出自宋代的米芾之手笔，这些字帖的艺术性是有的，但只能说明王献之书法对后世的影响，而不必多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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