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译介】贺凯：《竞争性多边主义2.0与亚洲安全动态》｜ 国政学人 第441期
新书资讯
竞争性多边主义2.0与亚洲安全动态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Asian Security Dynamics
贺凯 主编
2020年5月出版
编者简介
贺凯（Kai He）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教授。他也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未来研究员（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Future Fellow）。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中国国际关系。贺凯教授已出版专著：《亚太地区制度制衡：经济依赖与中国崛起》（2009）、《中国危机行为：政治生存与外交政策》（2016）；合著：《亚太地区前景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理性的领导人与有风险的行为》（合著）；合编：《中美竞争与南海争端》（2018）；并曾在中英文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上世纪90年代，在东盟主导下亚太地区出现了第一轮多边主义浪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非东盟成员国开始争夺新一轮多边主义的主导权。
这本书讨论了“竞争性多边主义2.0”的起因及其对该地区政治与安全的影响。此外，本书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经验视角，讨论了“印太战略转向（Indo-Pacific turn）对于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而言是利是弊”一问题，并针对该地区不同的大国、中等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战略。
本书共十章。第一章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竞争性多边主义2.0”现象进行了全局性分析。接下来九个章节分为两个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第一部分，该部分从区域视角分析了多边主义2.0现象；后五章为第二部分，该部分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主要行为体（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如何参与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
本书由贺凯及其它知名学者组成的一流团队共同完成，论证了“竞争性多边主义2.0”是理解亚洲新安全动态的关键。所有关注亚洲、多边主义的未来的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随着东亚地区巨大的实力变化，东亚地区与国际制度的角色、功能和地理范围也在发生改变。无论是对于国家外交政策还是对于区域、全球新秩序的建立，制度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具。贺凯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既包括不同理论视角，也包括该地区不同国家的相关政策，使我们不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角度都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新现象。我推荐所有关心这一地区的研究者与政府相关人员都读一读这本书。
——Yoshinobu Yamamoto，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
下面对本书第一章进行简要编译和评述
作品简介
【作者】贺凯（Kai He）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教授。他也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未来研究员（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Future Fellow）。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中国国际关系。
【编译】李雯珲（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审校】晋玉、杨帆
【排版】高佳美
【来源】He, K. (2020).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Asian Security Dynamics (1st ed., pp. 1-13). Milt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新书资讯：《竞争性多边主义2.0与亚洲安全动态》
贺凯
文章导读
第一章 竞争性多边主义2.0与地区秩序转型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 and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
01
什么是竞争性多边主义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亚太地区产生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新概念。与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主导的“多边主义1.0”不同，这一波“多边主义2.0”浪潮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非东盟成员通过建立新制度或重振现有制度而掀起的。
“多边主义2.0”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多边主义2.0”由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或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强国推动，主导国不再是东盟。其次，在处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及经济问题时更为全面，同时在地缘上更强调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而非东南亚。最后，它与“多边主义1.0”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联盟和小多边合作等其他形式的安全组织共存、竞争和互动，共同塑造着亚太的区域秩序。
02
为什么会产生竞争性多边主义2.0：既有解释回顾
对于“亚太地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重要解读有很多。新现实主义者以及其他支持更广泛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只是大国间强权政治的一种附带现象。因此，所谓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只是权力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多边主义的功能性，认为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制度和多边主义都体现了特定的观念和规范——东盟主导的“多边主义1.0”建立在成员国之间的身份认同（we-feeling）基础之上；“竞争性多边主义2.0”则体现了大国之间关于地区秩序构想的观念冲突。尽管上述三种理论在不同方面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它们都未能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竞争性多边主义”现象出现的时机、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多边主义2.0”的动态变化。如现实主义正确地指出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是大国权力政治的延伸，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国要推动新一轮多边主义以及它们是如何做的。其中权力转移理论只能解释中美两国的动力，无法解释其他大国为什么要参与。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如日本倡导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EAC）、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APC）和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相互竞争，反映的是提出国偏好的经济模式，且服务与加强大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这超出了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功能界限。建构主义者提出的观念竞争也难以完全解释“多边主义2.0”中国家的行为动态。基于上述解释的不足，作者提出制度制衡理论来解释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
03
潜在的秩序转型与制度制衡
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指国家通过多边制度而不是军事手段来争取权力和影响力。制度制衡包括三种行为模式：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包容性制度制衡（inclusiv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指将制衡的目标国纳入到制度之中，以制度的规则和规范来约束目标国的行为，如东盟国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对中国在南海行为的约束。排他性制度制衡（exclusiv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指将目标国排斥在制度之外，制度内成员国团结协作向目标国施压或应对来自目标国的威胁，如东盟10+3（ASEAN Plus Three，APT）就是亚洲国家对美国采取的排他性制度制衡。制度间制衡（inter-institutional balancing）指国家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削弱已有制度的影响力，如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EAS）与东盟10+3之间就存在制度竞争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和地区格局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趋于衰落，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这在亚太地区引发了权力转移和地区秩序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转型为高度不稳定状态。二是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在亚太地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比重都超过了50%。这种秩序转型导致的战略高度不确定性与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使亚太国家借助制度来竞争权力和影响力。这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传统均势行为的集中体现。该地区主要大国和其他国家都认识到在权力转移中机会与风险并存，在这种制度制衡中“竞争性多边主义2.0”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分析“在潜在的秩序转型背景下国家如何参与制度制衡战略”时，作者引入“角色平衡”（balance of role）理论框架。在秩序转型时代，主要大国会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role conception），这种角色定位会塑造它们在制度制衡中的行为选择。作者认为在国际秩序中存在三种角色定位：秩序主导国（order defender）、秩序挑战国（order challenger）和秩序辅成国（kingmakers）。
秩序主导国将自身与现存秩序视为一体，拒绝任何对现存秩序的改变。因此它倾向于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来应对崛起国中的秩序挑战国。一方面秩序主导国将崛起国排除在自己建立的制度之外，另一方面秩序主导国拒绝参加崛起国发起成立的制度，以削弱崛起国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秩序挑战国则追求促进秩序转型。其主要目标是获得合法性（
和其他国家的承认（recognition），因此它倾向于兼用包容性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由于现有制度主要是由霸权国建立的，因此秩序挑战国倾向于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承认和认可，秩序挑战国会邀请所有国家、包括霸权国参与其中。当崛起国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支持者时，就会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手段，将霸权国排除在外。
第三种角色是秩序辅成国。受实力限制，这类国家不会参与领导力角逐，但是在国际秩序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类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发挥着积极且独立的作用。它们倾向于采取制度间制衡的策略，建立或支持新制度，这类制度有别于已有的制度，但又同时对霸权国和崛起国开放。
显然，在“竞争性多边主义2.0”时代，美国是秩序主导国，中国是秩序挑战国。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典型的包容性制度制衡。中国以此增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作为秩序主导国，倾向于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手段，如成立TPP，将中国排斥在外。作为应对，中国支持成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二者可以看作是制度间制衡。
除了中美两国，其他亚太国家也十分关注地区未来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引发“潜在秩序转型”的导火索，秩序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制度难以应对秩序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战略不确定性，因此出现了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一些中等强国采取制度制衡战略，在秩序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韩国朴槿惠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Northeast Asia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类似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EAC）倡议和澳大利亚总统陆克文提出的“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APC），都是中等强国运用制度间制衡的例子。虽然韩日澳不可能成为下一位亚太秩序的领导者，但是它们都有能力帮助现存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冲击，或是帮助崛起国改变世界秩序。
04
结论：意料之外的结果——和平的秩序转型？
“竞争性多边主义2.0”的兴起使主要大国可以进一步参与到亚太地区新一轮制度建设浪潮和竞争之中。这一现象有三个重要战略意义。
首先，“多边主义2.0”将反映区域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将推动地区权力分配从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如果体系走向两极，美国和中国将主导“多边主义2.0”时代的制度竞争，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美国主导的制度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制度之间进行选边站队。在多极体系中，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建立多边制度，加强在亚洲事务中的声音，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中等强国就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
其次，“多边主义2.0”时代的新兴制度将与东盟主导的多边制度展开竞争，同时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等方面对后者进行补充。然而，“多边主义2.0”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东盟主导的相关制度的作用。
最后，“多边主义2.0”的出现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促进该地区秩序的和平转型。传统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战争或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基于制度制衡的秩序转型可能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和平。
译者评述
作为全书第一章，本文运用“制度制衡”和“角色平衡”理论框架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太地区秩序进行了全局性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出现新一轮多边主义浪潮，主要大国利用制度制衡进行实力和影响力的竞争。“竞争性多边主义”和制度制衡理论为亚太地区秩序转型描绘了和平的前景，相比于权力转移理论和“中美注定一战”的论断，本文提出的地区前景显然更加温和与美好。但是从现实来看，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双边直接制裁与反制行为明显增加，制度制衡理论是否符合现实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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