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栋：一位被遗忘的原创性哲学家
西蒙栋：一位被遗忘的原创性哲学家
作者：秦琳
引言
西蒙栋，是二十世纪法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长期以来在学界遭受冷遇。西蒙栋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哲学，恢复技术和文化应有的地位，直击人类生活的归属问题，开拓新形式的异化（aliénation）理论。从而最终确立了技术客体的本体论地位，让文化世界再次亲近技术世界。走近西蒙栋，填补哲学理论的空白和缺失，探寻他雄心勃勃的理论创新路径，解读其一系列崭新的术语，比如具体化（concrét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tion）、转导（transduction）等，对当下诸多的现实问题，包括人类存在的基本关系、技术现实与人的关系、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都有富于启发的指导意义。
西蒙栋
01
西蒙栋其人其事
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Simondon，1924-1989）出生于法国卢瓦尔省首府圣艾蒂安市（Saint-Étienne）。他是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杨 （GeorgesCanguilhem）、哲学家马迪尔·戈鲁罗特（MartialGuéroult）和 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学生。西蒙栋从小酷爱科学，在家乡中学读书时就常常向工程师请教有关发明创造、产品创新的知识，对科技方面的新发明显示强烈兴趣，因此他很早就熟悉了早期的工业环境。这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知识积累和探索动力。1944年至1948年，西蒙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专业，毕业后任教于笛卡尔学校。在学校里，他常常躲在地下室安装物理设备，并在课堂上演示给学生，深得学生喜爱，校方为此给他安排的物理课的课时量远远超过了哲学课。1955年，他调入普瓦提埃大学（UniversitédePoitiers）做辅导老师。1958年，他在乔治·康吉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博士论文《形式与信息概念中的个体化》（L’individuation à la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s et d’information），使他晋升为大学教授。1960年至1963年，他在普瓦提埃大学任教，1963年至1969年在巴黎大学人文科学院工作，1969 至1984年到巴黎第五大学任教并创建了亨利·皮罗恩（Henri Piéron）“普通心理学和实验技术”研究所。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被精神疾病所折磨，导致他提前退休。1989年2月7日，在位于巴黎西南18公里的帕莱索去世。
康吉杨（康吉莱姆）
西蒙栋的主要作品诞生于1954年至1968年之间，他生前只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一，最能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不是他的博士论文，而是他博士论文的补充部分：《技术客体的存在形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这篇论文于1958年发表后立即得到广泛的关注。其二，博士论文主体部分《形式与信息概念中的个体化》中的第一部分《个体及其肉体生物起源》（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于1964年出版。其三， 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心理与集体个体化》（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直至1989年才由 Aubier出版。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对西蒙栋的再次关注。《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发展了“个体与集体的个体化理论”（théorie de individuation du individu et collectif），认为个体主体是个体化 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个体原子被永不停止的个体化过程（processus d’individualisation）所取代。个体化总是一个未完成过程，总留下一个“前个体”（préindividuel）的剩余，正是这一剩余使得未来的个体化成为可能。另外，个体化同时创造一个个体的和一个集体的主体，二者同时个体化。另外，西蒙栋去世后出版的作品还有：《技术上的发明》（L’invention dans les techniques）；《形式与信息概念中的个体化》（L’Individuation a la lumie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感知中》（Cours sur la perception）；《想象与发明》（Imagination et invention）；《交流与信息》（Communication et Information）。其论文的完整版至2005年才得以出版。西蒙栋对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大多数人通过研究二位学者的作品才接触到西蒙栋的理论光芒。西蒙栋的作品在非法语圈仍然是一个亟待发掘的空白。
02
西蒙栋的代表作：《技术客体的存在形式》
《技术客体的存在形式》（以下简称《形式》）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了深刻而持久的技术哲学思考，自1958年发表以来，对当代技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确立了技术本体论地位，旨在恢复被解构的技术和人类文化的关系，主张对技术客体形态和本质的真正理解以防止人们对技术的恐惧，并通过探讨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关系，如技术现实与人的关系，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等，进而展示技术与人类文化互荣共济的理论视域。首先，《形式》充分体现了西蒙栋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哲学兴趣一直围绕着广泛的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1954年写了《本世纪的技术》（La Technique ou l’enjou du siécle）一书，同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发表了《技术的问题》（Fragenachder Technik），两个哲学家都强调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负面影响，西蒙栋的《形式》是对他们理论的强烈回应。他致力于从反映技术客体的具体例子以确证其技术思想的研究路径，完成技术哲学经验主义转向（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并开拓了以分析为导向的哲学研究（analytically-oriented philosophical studies）新范式。西蒙栋对传统哲学没有直面技术现实、过于笼统地理解技术客体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采取独一无二的具体化理论研究范式，随着“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进行了更特别和更具分析方法的技术反思。①
雅克·埃吕尔
其次，《形式》彰显了西蒙栋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西蒙栋的哲学理论给予当代哲学以宽阔的研究视野，他以分析为导向的哲学研究范式 来探查技术客体，通过对技术客体内部谨慎而细致的考察，创建了一个更为动态平衡的技术世界。《形式》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技术客体的起源和演化问题；第二部分厘清了人类与技术客体的关系；第三部分则是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总结《形式》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三点。其一，《形式》开创了技术客体的“具体化”新理论。西蒙栋以五极管的例子来解释具体化过程（processus de concrétisation），并指出技术进化过程是分化过程，也是具体化过程。在《形式》的第一部分，他列举“三极管演变成四极管，四极管进化为五极管”的典型演变过程，形象阐释具体 化过程。由于三极管内部的不确定性（indétermination）易产生缺陷，而内部缺陷妨碍着三极管正常的运作，四极管是对三极管中本质缺陷的超越；另外五极管是四极管的一个发展趋势，其优点在于，它补充一个有固定电压的人工网格，有助于提升动态运行系统。②西蒙栋巧妙运用大量迥然不同的例子分析技术客体的具体化过程，并指出：技术客体的具体化，可以通过许多结构的协同作用得以实现，而在原始和抽象的技术客体中，每个结构仅满足通常只有一个的特定功能。本质上说，技术客体的具体化是总系统中的子系统功能组织形成积极的、内在的、整体的综合性功能的过程。③除此之外，金巴尔涡轮机的发明解决了浸入水中的涡轮机防水和保温问题，也被西蒙栋指认为另一个典型的具体化例证。由西蒙栋率先提出的具体化理论同时也是技术客体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理论，因为，认识机器的技术个体性就是认识它的起源。把这个起源作为一种和谐和个体性的发展来认识，就必须考察物体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④另外，西蒙栋针对技术客体具体化过程还探讨了：具体化条件的成熟在于缩小科学与技术的差距；真正的技术进化是以自主性、具体化为特征；具体化与技术性的关系说明了技术客体越具体化，技术性则越增加等等。在西蒙栋那里，具体化过程是一个协同运作的系统化动态过程，依此过程，技术客体得以有序地科学更新和不断进化。
其二，《形式》重构新技术文化哲学。西蒙栋在探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重建技术客体的哲学观念预示着技术必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一旦技术现实变成可控性，它就形成 了本质上可管理的文化范畴”。⑤西蒙栋认为，当代文化与技术呈现不协调关系甚至发生断裂式状态，文化不能反映创世纪工业技术因为不能够领会技术客体新的活力，其症结是：“今天的文化仍然是古老的文化，是古代手工业和本世纪初农业的技术系统状态。”⑥他进一步呼吁技术文化需要的不是工程师，而是多学科研究者（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参与。同时，西蒙栋认为新型文化应该考虑到：技术现实已经包括人类的现实。由此他拒斥原初文化所形成的把人从技术中分离的观点：“技术和文化，人和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不存在的，是无知与仇视的结果。”⑦人、自然、技术三者关系中，技术成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媒介。由此衍生出人与机器的关系，西蒙栋开拓了利用具体实例以创新新理论之范式，并发挥极具天才的想象力，他认为：“人远非一小队奴隶的管理者，而是一个社会技术客体永久的组织者， 人就像一个管弦乐的指挥，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引导他的乐队”，“这就是人怎样成为永久的发明家以及机器协调员的过程。”⑧他清楚地勾勒出人在技术整体中的地位以及人始终处于各类物体配合运作的有机组织中。西蒙栋彻底解构过时的技术文化行为并建构新人类文化范式，他不客气地声称：对机器的误解是异化世界最主要的原因，异化的问题不在于机器本身原因，而是不能正确把握自然和机器关系，不能正确理解机器的本质。⑨西蒙栋进一步思考抑制异化的主要手段是建立文化发展模式，重建监管信息，给学者提供思考人的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关系。⑩其独辟蹊径的探索集中于文化范畴的异化新理论，是西蒙栋的原创性哲学之思，对当下解决众多实际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为重新思考技术与人类文化关系提供全新的思想构境。
其三，在《形式》的第三部分，西蒙栋开启了未来技术性的本体论（Ontologie）力量。对技术客体的目标和方式的反思日益成为学者所关注，指引人类意识通过技术客体的不同方式直达目的。西蒙栋深刻理解宗教的本质并发现：甚至主张“反思”的宗教，在对技术理性本质反映的过程中， 也获得许多技术性本体论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是宗教理性更深一层的思想构境。尤其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西蒙栋致力于研究人类与机器、哲学与机器的相互关系。西蒙栋对动态技术创造力和机器功能性的分析弥补了控制论（Théorie de commande）的缺陷，创立了动态技术论并建构了技术性的本体论优势。⑪
03
西蒙栋对德勒兹、斯蒂格勒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研究西蒙栋主要是因为他对斯蒂格勒和德勒兹的影响。对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探知西蒙栋的理论非常困难，因为他的作品极少被翻译成英文，英语学界极难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全面了解西蒙栋的思想。而偏重英语的大陆汉语学界了解西蒙栋的哲学思想更是困难重重，只能依据斯蒂格勒的作品《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中译本三卷水中探月。西蒙栋思想是斯蒂格勒的主要理论来源，人们无法抗拒斯蒂格勒著作的迷人魅力，因此开始关注西蒙栋的哲学思想。
在斯蒂格勒看来，西蒙栋是对他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写道：“吉尔、勒鲁瓦 古兰和西蒙栋明确地建立了技术体系、技术趋势和具体化过程等概念。”⑫“我们将要研究用具体化概念来描述一般技术体系的进化的可能性，并把体系本身作为个体和客体来考察。”⑬斯蒂格勒娴熟地运用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丰富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西蒙栋是当代技术哲学的集大成者，斯蒂格勒仔细地辨识说：“技术科学时代使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的个性化过程变得显而易见，西蒙栋将这一过程称为'具体化过程’，从而完善了勒鲁瓦·古兰的'技术趋势’理论以及贝特朗·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⑭斯蒂格勒不遗余力地弘扬西蒙栋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个体化、具体化概念，都是从西蒙栋那里借用而来。例如，西蒙栋提出的个体化概念，斯蒂格勒进一步发展并构建了超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概念，这使他的理论发生了转向。⑮另外斯蒂格勒对西蒙栋“我们”（we）理论进行了弘扬，并指出海德格尔错过了西蒙栋的“我们”理论导致他的纳粹主义倾向，他承认自己的哲学在于正确理解“我们”和“他们”（they）。⑯
斯蒂格勒
西蒙栋对德勒兹也有重要影响。德勒兹的思想，大多带有西蒙栋的影子。在西蒙栋那里，个体主体处在一个永不停止的个体化过程中，个体化真正的成因及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隐藏着个体主体的非个体化（disindividuation），这就是德勒兹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的思想依据。甚至德勒兹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也衍生于西蒙栋的观点。⑰美国学者波顿（Jon Cogburn）认为，西蒙栋的肉体—生物个体化理论（theory of physico-biological individuation）的关键部分，被德勒兹采用并转化为自己的研究基础。波顿明确列举了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受西蒙栋思想影响，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蒙栋的现实主义观念转变为德勒兹的身份差异特权思想；二是西蒙栋的前个体理论成为德勒兹在个体化实现过程中的虚拟境界和奇点理论的基础；三是西蒙栋对各个领域中如何发生个体化过程的考察方式，丰富了德勒兹的研究路向。⑱许多德勒兹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但读懂德勒兹往往形成障碍，不仅因为德勒兹被西方传统哲学家相当模糊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更因为现在的哲学领域对这些哲学家研究太少。可想而知，西蒙栋在法国本土遭受不公平漠视，在非法语界也鲜为人知，其著名的个体化理论是通过德勒兹的作品而间接公之于众的。因此我觉得，随着个体化概念为学界所接受，西蒙栋的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形式与信息概 念中的个体化》）必然会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将流传甚广，影响巨大。
德勒兹
04
西蒙栋的学术成就影响及其在法国哲学的地位
西蒙栋学术成就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他抛弃了形而上学物质论，批判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形质论，创立了个体化理论；二是建立技术体系本体论地位，化解人与机器对立；三是反对二十世纪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恐惧论，变革旧的文化理念，确证技术与文化正确关系开创新型技术文化哲学；四是拒斥NorbertWiener的控制论，发展机器科学如“机械学” （mécanologie）；五是探讨关于人类生活的归属哲学，提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异化理论。
西蒙栋学术影响力已初露端倪。据荷兰学者弗里斯探查，虽然西蒙栋作品很少被译成英文，但在面向“大陆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背景的文章中还是被人援引，作为他们文章的主要立论依据。保罗（Dumouchel）总结西蒙栋《形式》的主要观点，明确提出西蒙栋意欲展示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纯粹发展技术哲学的思想；亨宁（Schmidgen）在他的一篇论文指出，他阅读西蒙栋的动机在于西蒙栋对技术历史研究的透辟而不仅仅是其对技术哲学的分析；阿德里安·麦肯（AdrianMackenzie）讨论了《形式》中的关于技术社会建构主义（thesocial-constructivist）的思维向度；安德鲁（Andrew Feenberg）探讨区别所谓原级或次级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关系发生混淆时，他从西蒙栋作品中找到了方向。⑲
西蒙栋的影响力不仅仅在技术哲学领域，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他的理论。Didier Van de Velde把西蒙栋的思想用于教育领域，他指出，西蒙栋反对把文化与技术截然分开的二分法，认为那将导致一种颇具西方文化特色的技术恐惧症，技术教育者应该从中得到启示，试图把技术教育与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紧密联系起来。⑳Jean-Christophe Denaés利用西蒙栋个体化理论构建其生活与认知体系，并认为西蒙栋对形质论的彻底批判体现了富有原创力的自然思维方式。㉑Anton Schütz的文章认为，西蒙栋的个体化理论解构了Duns Scotus的形而上学个体垄断论关于个体化限制共性的观点。㉒Oscar Guardiola-Rivera在论述马克思关于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地位时，Oscar援引了西蒙栋的技术客体的具体化动力概念。㉓Christina Amcoff Nyström 指出，西蒙栋强调哲学涉及到对技术的理解能力，呼吁人们重视技术与哲学的关系并提出哲学有助于提高技术反思能力的观点。㉔D.M.DeGoedel把西蒙栋具体化过程原理运用到农业技术系统中的动物身上，表明动物也经历具体化和工具化过程。㉕Valentine Roux把西蒙栋的技术进化驱动力原理，即技术、方法的内部进化规则对潜在的结构要素的重组有影响，以此解释技术变化的动力系统。㉖Andrés Vaccari在论述物质论（Materiality）和本体论的难题时也从 西蒙栋关于技术进化动力结构思想中找到解决路径，从而创立人工产品本体论终结的条件使之延伸至社会技术系统的领域。㉗
西蒙栋在法国哲学界被定位为Bachelard认识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与 Canguilhem，Dagognet以及Beaune等哲学家齐名。他最著名的技术进化思想来自他的博士论文补充部分《形式》，重点批判 Norber Wiener的控制论。西蒙栋的志向在于重构技术本体论，阐发独特的个体论思想。他发展一种新型异化理论，颠覆把异化归咎于机器的学说，指认从机器的真正本质去讨论异化的根源。他采取了富有成效的具体化例证的分析方法，把自然、技术、人类作为共谋一体的参与者，揭示了通过技术沟通人类与自然协调平衡发展的实质。实际上，西蒙栋本人尚未为我国学界所认识，对他的研究几乎为空白。随着斯蒂格勒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西蒙栋的思想被忽视的局面行将改变。当库姆斯（Muriel Combes）走向西蒙栋“个体化”思想构境的道路中时，她惊讶地发现：“吉尔伯特·西蒙栋是二十世纪哲学界最雄心勃勃的和最具原创性的社会批判理论纪事思想家之一，却被不公平地忽视了太久。”㉘西蒙栋被漠视的现状与他的学术成就不符，亟待加以研究，让学界真正捕捉西蒙栋极有价值的具体化、个体化“双重归基式的思想构境”㉙。
注释：
[1] Marc J. de Vrie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 http://schol- ar.lib.vt.edu/ejournals/SPT/v12n1/devries.html.
[2]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objetstechniques, Aubier Press, 1989, pp.27-29.
[3] Ibid,p.34-35.
[4]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5]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objetstechniques, Aubier Press, 1989, pp.16.
[6] Ibid, p.14.
[7] Ibid, p.9.
[8] Ibid, p.11-12.
[9] Ibid,9-10.
[10] Ibid,p.14.
[11] Aud Sissel Hoel & Iris van derTuin,“The ontological force of technicity: reading Cassire and Simondon diffractively”, Philos. Technol, 2013, p.188.
[1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3] 同上，第33页。
[14] 同上，第251页。
[15] Yuk Hui,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the Problem of Desymbolization” , Jacques Ellul and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2013, p.81.
[16] Arne De Boever, Alex Murray, Jon Roffe, and Ashley Woodward(eds.), GilbertSimondon: Being and Techn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Reviewed by Jon Cogburn, ht- tp://ndpr.nd.edu/news/41310-gilbert-simondon-being-and-technology
[17] http://www.amazon.com/Simondon-Philosophy-Transindividual-Technologies-Abstraction/ product-reviews
[18] Arne De Boever, Alex Murray, Jon Roffe, and Ashley Woodward(eds.), GilbertSimondon: Being and Techn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Reviewed by Jon Cogburn, ht- tp://ndpr.nd.edu/news/41310-gilbert-simondon-being-and-technology
[19] Marc J. de Vrie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 http://schol- ar.lib.vt.edu/ejournals/SPT/v12n1/devries.html.
[20] Didier Van de Velde, “Co-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M.J.deVrie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Curriculum, Sense Publishers, 2011, pp.179-188.
[21] Jean-Christophe Denaés, “Life and cognition”, Constructal theory of social dynamics,Spring- er,2007,pp.315-343.
[22] Anton Schütz, “A quandary concerning immanence”, Law Critique, 2011, pp.189-203.
[23] Oscar Guardiola-Rivera, “Returnofthefetish: Apleaforanew materialism”, Law Critique, 2007, pp.275-307.
[24] Christina Amcoff Nyströ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A Foundation for In- tranets”,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06, pp.839-844.
[25] D.M.DeGoedel, B.Gremmen, and M.Blom-Zandstra, Adaptive capacities from ananimal welfare perspective, 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2, pp.187-191.
[26] Valentine Roux, “A Dynamic Systems Frame work for Study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Appli- c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Potter’s Wheel in the Southern Levant”, Journal of Archaeo- 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Plen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3, pp.1-30.
[27] Andrés Vaccari, “Artifact Dualism, Materiality, and the Hard Problem of Ontology: Some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Dual Nature of Techonology, Philos Technol, 2013, pp. 7-29.
[28]Muriel Combes, “Gilbert Simond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Transindividual”, http://mit- press.mit.edu/books/gilbert-simondon-and-philosophy-transindividual-0.
[29]张一兵，《意蕴：遭遇世界中的上手与在手———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构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