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文坛]冯韦光的散文《父亲与我》

父亲与我 

题记：这是长篇随笔《父亲》中的第三部分。

我是1969年春季入学的。

第一学期报名费五角钱。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四个作业本。学期结束，班主任退给我们八分钱，第一学期学杂费四角二分钱。记忆最深刻的是班主任叮嘱我们，钱要交给父母，不要弄丢了。困难家庭有助学金资助。当年，我家七口人（四弟还未出生）。父亲在大队当干部，不在生产队拿工分；大姐挣半个男劳力的工分值，每天5工分；母亲是家庭妇女，只出勤10天左右，每天挣7个工分。母亲与大姐两人的工分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男劳力挣的工分多，年终核算，我家属超支户。一直到包到户，才改变这种状况。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每年评一次。我享受甲等助学金，二元五角。我读书不但不需要家庭负担，每年还略有盈余，一直到高一年级结束。报名费从五角逐年增长到二元。高一结束，我们离开了庆洪中学（公社初中，办了高一班），去新建的四棵乡高级中学上高二。

高中离家有八九里路，要住宿，学杂费涨到八元。暑期期间，大姐起早摸黑，趁别人歇息的时候，拾废品、挖半夏、检苧麻等，将辛苦所得的一叠毛票换成一张十元大钞，给我做了报名费。

读大学的那些年，每学期开学，身上带上十元二十元的；平时，有华师五姨在身边，周末去她家蹭饭，既改善伙食，又节省开支；还有沙洋舅舅、锦西姨妈关照，隔三差五的给我寄过八元十元的；再说，师范院校，一切免费，每月还有三元钱零用；我患病的那一年，院财务处每月还补贴我八元钱的营养费。当年，与农村那些同学比，我也算富裕子弟了。

农村孩子读书，家长最关注的是学费。我做了十五年半学生，父亲却没有为我的学费操心。那是因为我赶上了好时代，享受了社会制度的优越——读书基本免费。

我上学时，已是七岁半了。那时读书，学生自带桌子、板凳。报到那天，天空飞舞着鹅毛大雪，我与村里几个同龄伙伴，抬着课桌、扛着板凳，顶风冒雪，踏着泥泞的积雪向大队小学走去。虽是新生第一次跨入学堂门，却没有大人陪同。我们自己去学校，找老师报名，报名后自己去找教室。五年半小学，我一直带板凳，与其他同学共桌子，一直到小学毕业。

进入初中后，才结束了自带板凳、课桌的历史。

进高中了，条件好多了，但住校生要自带铺板、垫絮、被褥。高一暑假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与几个同学一起，轮换着背一张竹床，到学校报到。虽然是十六岁的小伙子，但第一次离家，背着竹床走七八里路。当时有失落吗？似乎有一点；当时有抱怨吗？又好像没有！

我不知道，父亲是太放心了我的能力，还是太忙无暇顾及我的存在？当我成为父辈、祖辈后，再看现在的孩子，想想当初的我们，真有仿若隔世之感！

我读小学时，特别贪玩。

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我与两个伙伴在上学路上，碰到村里一个拖板车的青年，我们仨爬到板车上，缠着他拉着跑。忘了时间，上学迟到了，被老师罚站了两节课。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两个同伴吓哭了，而我硬是将眼泪忍住，没让掉下来。罚站的事被传播得沸沸扬扬，那俩伙伴挨了大人的揍；而我父亲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既没问我迟到的原因，也没批评我。

当年上学，书包里除了装两本课本外，还装有象棋、扑克。一次上学，与一同学在学校旁边的台戏山下象棋忘了时间，听到上课铃声响，撒腿就跑，将书包遗忘在了。进教室发现掉了书包，跑回台戏山找，书包已经不见了。我当时吓哭了，怕挨父亲打。其实，担心是多余的。父亲听说我书包掉了，只说道，课本丢了，怎么办？而我可惜的是丢了铅笔盒，那是一只半新的很漂亮的铁皮铅笔盒。父亲去大队卫生室拿来一个装葡萄糖液的盒子给我，代替铅笔盒。

还有一次，丢了一支钢笔，在教室吓哭了，放学后不敢回家。班主任送我回家，将丢钢笔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谢过老师，然后将他用的钢笔给了我，叮嘱了一句，以后过细点。

四年级上军体（现在的体育）课，是迎面跑步接力。因惯性，一跑得特快的同学与我撞了个满怀。将我的右侧眉峰撞破，鲜血直流。那个肇事的同学脸都吓白了；好几个女生吓哭了；老师带我去卫生所做了简单的包扎。晚上，母亲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算是安抚。父亲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像没有这件事一样，既没有责怪学校，也没有责怪那个同学；第二天，父亲买了一袋泡水喝的葡萄糖粉，算是给予我受伤的补偿。

那时候，物质虽然匮乏，但孩子们的快乐方式很多：捉迷藏、抓山羊、跳绳子、打陀螺、滚铁环等，我最喜欢将门板卸下来，在堂屋搭成乒乓球台，与小伙伴在门板上争输赢。爱整洁的大姐收工回家，看到屋子被我弄得乱七八糟，气哭了。虽然大姐最喜欢我，但她仍在父亲面前告我的状。父亲似乎知道这个事，他并不批评我。

我做学生时，面相白、皮肤嫩。班上个别女生说我像城里人，我听后很不高兴。那时，我正在努力争取入团。要时刻准备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怕被人说成长了一个小白脸，我要在烈日下晒黑我的皮肤。那年暑假，我找理发师剃了一个光头。当我回家，摘掉草帽，一家人大吃一惊。从不在我面前生气的母亲都生气了，说丑死了；父亲朝我光头脑壳瞧半天，半句话没说。

有年暑假，队长安排学生娃去廖家畈水田薅草。廖家畈离我们村有两里路程，五亩水田离公路大概50米距离。七八个学生娃三下五除二，很快将一块田的草薅完了。看时间还早，我就到公路边歇歇，大家跟着跑到公路边，坐在柳树下吹牛聊天。

那天，也是不凑巧，碰上一行干部下队检查，带队的是公社叶书记。我们都认得公社书记，只是没把这个当一回事。也不知过了多久，叶书记那伙人转了回来，看到我们还坐在树阴下，叶书记说，你们是哪个队的，谁负责的？

是哪个队，当然不能说；至于谁负责的，那更是没影的事。只是大家作鸟兽散，跑到田里，快速将另一块田薅完。

过了没几天，叶书记下队劳动，中午在我家吃派饭。见到我，好像记起了什么来，右手将脑壳一拍，笑着说，呵呵，你这个小光头是冯队长家的公子哟。

叶书记向父亲说了那天的事。

父亲若是圆滑一些，当着领导的面，会做出高姿态：批评我一顿，教育我一番。那是多好的表现机会！而父亲望向我，却什么都没说。

父亲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在他的心目中，我那些事不算事。他的心思与精力放在大队那一摊事上了，早出晚归，家都顾不过来，还哪有精力与心情管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父亲更少过问我学习上的事了。

我入学前，就认识了好多字，会写一些简单的句子。父亲拿回家的报刊（《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黄石日报》《红旗》杂志）是我的启蒙教材，我近水楼台，跟着学会了一些字、词、句。

在学校，《语文》第一册（当时课本中没有汉语拼音）课文，我都会读、会写。

第一课：毛主席万岁！

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从小学到高一年级结束，每天没有课外作业，当天作业当堂完成。我虽然贪玩，但我的成绩一直很优秀。

父亲从来不逼我看书、做作业。如果说“文革”期间，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那么“文革”结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父亲应该重视我的学习了吧。其实不然！国家处于拨乱反正的上世纪70年代末，虽说高考是过独木桥，但若努力过去了，就能改变命运，就可以跳出农门。即使那样的诱惑，父亲也不逼我学习。我辈四兄弟，除我跨过了独木桥，其他仨兄弟没有一人踏上桥面。

盛夏的夜晚，大家都坐在屋外乘凉；我能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看书、做作业。温度高、蚊子多，房内燃一堆稻谷壳熏蚊子，旁边放一只盛凉水的木桶，双脚伸进凉水桶里，既解暑，也避蚊子咬。有一天晚上，在村里禾场上放电影，那是一年中难得的娱乐。出门左拐，上几级台阶就是禾场，居然也吸引不了我。父亲要我出去看电影，我嘴里应着，屁股钉在凳子上并不挪位。

我除体育差些外，各科文化课成绩都好，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出色。

在没有收音机、电视的农村，各大队都建有广播站，喇叭都安装到各个村里，每天早、中、晚三段时间按时广播。各村有宣传员，我是两个宣传员之一。当年我是三年级学生，每天早晨起床，拿一个铁皮喇叭站在南边垴上，面向北方，对着村里喊口号，读语录。“双抢”期间，区、公社、大队都办了《“双抢”战报》，我站在田埂对着在田里忙碌的乡亲，喊口号，读打油诗。将战报里的表扬稿的姓名一改，主人公就变成了那些割稻、栽秧的乡亲。蹲点干部夸我聪明，我心里十分得意。

我兼过村里的夜校辅导员，虽然没有授过课，但参加了大队举办的辅导员培训班。我最自豪的是，五年级时，我做过小老师。学校搞开门办学——学生授课。我在班里讲了一节语文课。听课的人很多，20多人的班级，听课的老师不比学生少。有外校和本校的语文老师，有文教组及大队的领导，我父亲就坐在底下听课。那次得到了所有听课老师的好评，但父亲一个字的赞扬都没有，他真是惜言如金。

我的成长，没有让父亲操心，他也没有想到为我操心。我在学校成绩怎样，表现如何？父亲从来不过问。我一直是班干部，每学期都评为“三好学生”（其实，名不副实，体育不好）。但父亲从来没有夸我半句。我进步了，我受表扬了，我喜悦、我自豪，但父亲从来不与我分享我的喜悦与自豪。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一结束，我的成绩一直拔尖。但学习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方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过去了。进高二了，四个片的高一都聚集一起，那真是高手云集哟。学习上我再做不成龙头老大了，但仍是几个优秀生之一。我从小学一直到考上大学，离开故乡去省城读书，父亲从来不操心我的学习。在学习上，我是一个放养的孩子，自由、散漫。

除学习以外，父亲对我其他方面还是很关注的，不仅仅是关注，更是有意识的锻炼与培养了。

童年最盼过年，除了盼吃好的，穿好的外，过年最开心的是放爆竹。除夕吃年饭、初一开门，这两个节点是最热闹的，各家各户都要放爆竹，孩子们见到哪里响，就往哪里跑，去抢那些没有引燃的爆竹。大家一起赶场子是最刺激的，但父亲不准我去抢爆竹。他提前将爆竹分给我与二弟。那时，三弟还小，四弟还没出世。二弟与我好像同时就能玩爆竹的。有了爆竹，需要火柴点燃，火柴供应紧张，要凭票。每年春节要花销五六盒火柴，父亲在这方面从不吝啬。

父亲手巧，童年时代，父亲给我做过多种玩具，有：三轮车、火柴手枪等。三轮车是用3个轴承、几根木棒、几块木板组装的，一个小孩坐，一个人在后面推或在前面拉，坐在车上的孩子威风极了；火柴手枪，是用七八节自行车链条、一根尺余长的铁丝做成的，子弹就是火柴棒，火柴手枪射击威力较大。

父亲是我的喝酒启蒙师。故乡的春节，亲戚之间拜年是从初三开始的。不论年龄大小，辈份高低，身份贵贱，来的都是客。除了大鱼大肉招待外，酒是少不了的。因为是长子，有幸成了陪酒郞，——始于七八岁的年龄。在父亲的启蒙、训练下，我的酒瘾、酒量逐日见长。

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通信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刚认得几个字时，父亲就让我承担了与锦西姨妈、沙洋舅舅写信的重任。虽说父亲是个半文盲，但我写信是父亲引入门的。如何开头、怎样结尾，称呼、落款等，都是父亲亲授的。不知是有意栽培，还是无心插柳？我更相信是后者。我多方面的能力，都得益于父亲的教诲！

我在高中住校时，家庭条件有了改善，摘掉了多年来的“超支户”的帽子，但住校生的生活仍然艰苦。每周带2瓶腌菜或豆豉，有时带点黄豆蒸汤，隔三差五地改善一下伙食。平时，只有周六下午回家，住一宿，周日吃了中餐返校。

每次回家，父亲总要想尽办法弄点荤菜（畜、鱼、禽肉总是少不了的）给我解馋。我参加工作后，与江北农村一个同事聊天，他说上大学前，他每年最多吃三次（春节、元宵、端午）猪肉，我与他比起来，我的生活真是天堂了。

那时的住宿条件简陋，一间54平米的教室，住十几人。汗味、臭气充满了空间；蚊虫、跳蚤成堆。每天晚上，身上被咬得到处是疤子。高二下学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双小腿各长了几粒红斑点，米粒大小。我以为是臭虫咬的，没放心上。第二天，红斑点多了几粒，面积也变大了。因为不痛、不痒，加上功课忙之故，仍没放心上。哪曾想到，接着的几天，红斑点竟疯狂地扩散，变大，布满了双小腿，并漫延至大腿。这时，我才有了惊恐。

请假回家，父亲带我去大队卫生室看医生，去乡卫生院看大夫，最后转到县人民医院。我在县医院住了20多天，父亲与母亲一直守在病床前侍候，直至出院。

父亲当年负责大队企业，事情多，工作忙。父亲请假陪护，没有流露出半点烦躁与不安。

记得高考前一天，父亲冒着酷暑来学校看我，带来一碗红烧肉、六个苹果、八个熟鸡蛋。我与几个室友在临上考场前分享了一顿丰盛的佳肴，也算父亲提前的庆贺。直至若干年后，我才悟出——父亲当年在高考前夕送我那些东西的深意：“168”，一路发嘛。

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大人小孩都在忙“双抢”，我是家里，也是村里唯一的闲人。我安静地待在屋里，等待录取通知。村里有人说闲话，也有人打算看我笑话。九月初，苦等了一个多月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整个村子沸腾了。当年，庆洪片就我一个考上了大学，我走在路上，人们指指点点——那是下冯村的那个大学生，那是冯队长的儿子！

那时的大学生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听到这些溢美之词，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开心地笑了。不知道父亲笑了没有？也许，背着我的面笑过。能有这样一个争脸面的儿子，他能不笑吗？也许还会骄傲和自豪吧！

村里为庆祝我金榜题名，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全体干部陪我这个大学生，还有父亲。并在祖堂门前搭台，请瞎子先生说书。先生连续说了三个晚上，说的什么没有印象了。亲朋好友都表示了真诚的祝贺——几枚鸡蛋、几斤面条、一个脸盆、一只热水瓶、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或红包……礼轻情意重，表示着乡亲们的诚意。在我那个20多户的乡村，父亲办了15桌酒席，答谢乡亲。家家户户男女主人都请到了，还有一些亲戚朋友。

那一年，我第一次穿上皮鞋。黑色牛皮鞋，是父亲花了七元钱，在黄石贸易大楼买的。第一次穿上高档布料的衣裤。蓝色卡其布中山装、黑色灯芯绒布长裤，是请缝纫师来家中裁剪的。父亲给我准备了一只旧木箱，外面重新做了红漆，像新箱子一样。

吃完升学宴的第二天，我离开故乡。父亲与大姐送我去学校的。父亲与大姐轮流挑着担子，一头是箱子，另一头是土特产，翻越月亮山到黄石；再搭姨父的教练车去武汉。第一学期结束，又是父亲与二弟去武汉接我回家的。

大学五年间，每学期，父亲与我通一二封信，询问一下我的学习、生活情况。那时，不知是因为懒，还是因为忙，我很少主动往家里写信。回信就像是完成一项任务。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该说的不该说的，在假期里都说了；提笔写信，好像没有说的了。

父亲从不怪我很少与家里联系。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工作之后，父亲对我管得就越来越多，对我操心就越来越多。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每月四十五元五角工资，不到月尾，就囊中羞涩了。除了向学校工会提前预支外，有时回家歇周末，还要向父亲要一点。父亲总是慷慨解囊，并没有因为我已是工作的人了，没能帮衬家里，而流露出半点不高兴。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准备给父亲买一件棉衣，他不要。他体谅我收入低；我也没坚持。我内心有些歉疚，春节送给父亲一顶绒帽。父亲说，你的钱自己存着，成家时用得着。我玩笑说，靠我这点钱还能娶媳妇？

当时，真是穷啊，虽是拿国家工资的长子，不但帮扶不了家里，就是平时，也没有给父母亲一分零花钱。只是春节时，象征性地给过一点。先是几十元，后是几百元，也只能说是给父母亲玩牌的。不然，真的拿不出手，难为情！

上世纪80年代，老家拆平房建楼房，我从牙缝里省下五百元钱、四百斤粮票给父亲。父亲接到钱、票时，什么都没说，不知是不是嫌少了？父亲可否知道，那是我工作两年的全部积蓄？

当二弟成家并做了两个儿子的父亲，三弟、四弟也在谈婚论嫁时，父亲对我的婚姻，是越来越急了。只是，他在农村，鞭长莫及。当我在几年之中，走马灯似地见识了十几个女孩后，终于决定与现在的妻子走进婚姻的殿堂时，父亲听说我谈了一个农村女孩时，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父亲对我说的是，并不是非要门当户对，但至少应该找一个城市户口的。既然你已经选定了，那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后悔，不要做眯着良心的事。

正是婚前有父亲的提醒，婚后有多次的叮嘱，才有我今天对家庭、对婚姻的知足。因为性格差异，兴趣不同，我与妻常常有矛盾。妻不说讲过千次，但至少有数百次的口头禅了——离婚！就是那样的时刻，我都没有冲动，都当着那是妻一时的气话。

成家后，我从平房搬入楼房后，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父母为我真心高兴。母亲健在时，父母亲每学期要到我黄石的家住十天半月的。父母来时，我没有特别好的招待，只是每天陪父亲喝两餐酒；再就是，不管多么忙，每晚陪父母抹几圈纸牌。母亲去世后，父亲极少来我黄石的家了。有事偶尔来一次，最多吃餐饭就走，也不留宿了。他是信了农村的俗语“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吗？其实，在那句俗语前边，还有一句“六十不劝酒”呢，但父亲来后，酒还是让我劝的；兴趣来了，他想喝，我还要制止呢。在自己儿子的家中，那句俗语是没有作用的。我父亲是懂的，只是没有母亲在身边，父亲住在外面不安心。

母亲离开后，下冯老屋还在时，节假日回家，我都是陪父亲睡的。即使春节携妻带女一起回老屋过年，也是妻、女同床，我是陪伴父亲的。乡村消逝后，父亲住在兄弟的还建房里，再也没有与父亲同床而眠的机会了。

父亲在慢慢老去，但他一直在为长子操心。

有一次，我在空间挂了一篇随笔：因颈椎病发作，引起头晕，导致上班途中晕倒在地，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主要是做理疗，进行颈椎、腰椎康复。不是什么大毛病。父亲用的是老人机，空间的信息他不知道；他是听兄弟或晚辈讲的。当天晚上，他吃完晚饭，召集兄弟仨和姐俩一起，来黄石看我。

看着80多岁的父亲，我双眼有些模糊。

我自责。

我不该在空间晒我住院的事，但我喜欢记一些随笔，晒在微信、QQ朋友圈。既能自我欣赏，又能保存。从那以后，再写随笔，我就十分谨慎地将一些信息充分过滤、取舍之后，再作处理。在以后的几年，我又住了两次医院，短的10来天，长的20多天，仍是做理疗。两次住院，还真有一些值得一记的故事，但我仍是忍痛舍弃了，不再写住院的事，免得晒空间，引起父亲不必要的担心。

父亲虽说是一个耄耋老人，但父亲常常为我流泪。一提到我，父亲就伤感。父亲是不是想到了他的目前，——四世同堂，儿孙绕膝。我一个独女，后半辈子会有多么的孤单？

那年去江西婺源旅游，不慎摔折了3根肋骨。在家养伤的日子，电话告诉了父母。父母接听电话后，一大早从山南赶来黄石看我。来时，妻、女还没起床，我躺在客厅沙发上。母亲叹了一口气；父亲顿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母亲问我过早了没有？听说我还饿着肚子，父亲去给我买早点。这一次，是不是给父亲心里留下了阴影？

自从在四棵买了一套还建房，每年春节，要请父亲及兄弟吃年饭。父亲见我下厨掌勺，心里难过，有时暗自擦泪。一个大男人，在外要操心，在家还要买菜做饭，于他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是不是又将我与他对比了呢？

兄弟仨背后聊天，总羡慕我这个长兄，——铁饭碗，退休之后有几千元退休金。听兄弟们的议论，父亲就说，你们懂得什么？老大今后会受苦的。说完，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流（这是侄儿告诉我的）。

前不久，与仨兄弟一起聊天，我描绘着未来：去养老院度过余生。听到这话，四弟骂我没出息，他是希望我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父亲望向我，那目光有失望，有无奈，更多的是责备。我怕父亲又要流泪，连忙叉开了话题。

那年中秋，我回四棵看父亲。回去之前，我纠结，给父亲带什么礼物？烟，戒了。酒，量减了。茶，也喝淡了，每次给的新鲜绿茶，都舍不得喝。钱，舍不得花，其实，也没有花的地方。犹豫再三，就给父亲买了一箱纯牛奶，一串香蕉。当时，父亲一人独住35栋老四屋（老四一家乔迁另一还建点）。我进屋，父亲一人独坐沙发上。我问父亲，怎么不看电视？父亲说，没有交费，电视停了。我给老四打电话，老四说，再过三天，父亲将去老二家或老三家了，那房子将空着，就没必要交费了。我听后，心戚戚然。

我问父亲早、中餐吃的什么？父亲说早晨煮的汤圆，中午吃的煮水饺（汤圆、水饺都是大姐给他买的，冷藏在冰箱里），晚上仍是准备汤圆或水饺混一顿。我听得心酸，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四世同堂，儿孙满堂的父亲，在中秋全家团圆的日子里，竟孤零零、冷清清的一个人度过！

看到父亲生活都过成了这样，是不是看到了我的晚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发脾气，更很少动手打人。除我之外，父亲没有打过姐俩和弟仨。但父亲打过我，只打了一次，这一次打得并不凶。估计父亲不记得了，应该早忘到爪哇国去了。我记得，那是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挨打；还因为那是夏天，穿着单薄的衣服。假若冬天，裹着厚棉衣裤，竹条子抽着身子，就似抓痒一样，没有痛感，还能记住吗？还会留下记忆吗？

那个夏天的早晨，母亲在菜园摘了蔬菜，父亲买了瘦肉，要我送给王叶的三外婆家。这是每隔一段时间，父亲与母亲的义务。这样的美差，我都是乐此不疲的。我在散文《外公》里也说过，每次去，外婆要给我几毛钱。但那天，我竟然违心地第一次抗命。我不去王叶三外婆家，我要与同龄伙伴参加队里割稻。

母亲与我讲好话，不听；父亲与我讲好话，仍不听。父亲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想不到挑战者来自他本分的儿子，这就让他恼火了。他从一把竹扫帚里抽出一根瘦竹条来，朝我的屁股抽打起来。少年的我，内向、忠厚、木讷，但性格犟，我没有告饶，更没有哭。这让父亲更恼火，本想下手更重些吧，但终是不忍，扔了竹条，叹了一口气，走了。

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品尝“竹笋炒瘦肉”的滋味。父亲这一生就动手打了我这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起其他人家的孩子，三天两头地挨打，我们兄弟算是幸运得多了。

在我辈面前，父亲极少动手打人，但常动嘴训人。若略去我挨打那一次，父亲几乎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但训我们是家常便饭。我与老四挨训是最多的，那是因为老四与我的性格相似之故。当然，要说“挨训”也不准确，挨训是被动的，我常常反驳，那就是争吵了。父亲与我争吵，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是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争吵的呢？

参加工作以来，我就秉持“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理念，为人正直、忠诚，工作踏实、勤奋。学校党总支非常信任我，希望我加入中共；港区民进组织非常器重我，动员我加入民进。那几年，我一直在两个组织的大门口犹豫、徘徊。

周末回家，与父亲倾诉了我内心的纠结。父亲听后十分生气。在父亲的潜意识里，除了共产党，其他组织都是落后的，非法的，甚至反动的。他要我加入中共，反对我加入民进。从那以后，我每次回家，父亲都要与我讨论入党的事，说多了，耳朵也听出茧子来了，就将父亲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对我的消极抵触，父亲很恼火。最后，父亲退一步说，你如果不加入共产党，就做一个普通百姓，什么组织都不能入。否则，你就不认我这个父亲了！

我能理解父亲。父亲毕竟是一个受过苦的农民，就算当了多年的乡村干部，他对我党的历史，对各民主党派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我虽然理解，但我想不通。我毕竟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我有自己的信仰与追求。无缘无故地被父亲教训，心里就窝着火。当时年轻气盛，也是赌气，就与父亲争起来……

那是父子第一次争吵。从那时起，父子之间的争吵就没有停过。

虽然，我最终选择了中共，与父亲是战友、是同志，但父亲与我还是经常争吵。

与父亲在一起聊天，只要涉及敏感问题，只要谈论社会阴暗面，父亲就激动，就训人。他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不会考虑别人的年龄、地位，他常常让人下不来台。在好多时候，我尽量忍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非说不可的话，也是小心翼翼地说。

有一天晚上，在四弟家喝酒。父亲当时住四弟家，老四顺便叫上他一个朋友（也是母亲娘家的老表）陪酒。刚开始，气氛还好，有说有笑的。中途，不知因为什么话题引起老表的感慨，什么党员？太腐败了（那都是有切身体会的，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时时发生在身边）！没想到，父亲当时就发火了，父亲将酒盅一蹲，吼道：共产党哪点对不住你了！老表也是60多岁的人了，弄得他十分难堪。四弟在桌底下踢老表的脚，意思是让他不要说了，忍着。

这哪是哪哟。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嘛。说党员干部腐败，并没有说半句共产党的不是哟！

我与父亲吵得最凶的一次，还是因为房屋拆迁赔偿问题。我在多篇散文里都提过此事，这里就不赘述了。但要谈我与父亲的争吵，仍是绕不开房子问题。

说到房子，我曾经想，假若母亲那时健在，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母亲虽说是文盲，但她考虑问题，有时比父亲更周到、全面，最重要的是——她最疼长子，最爱孙女。我有时想不明白，即使兄弟们舍不得凑几平米送我，可父亲有遮风挡雨的一片哟。父亲怎么就不考虑一下我呢？让我在亲朋面前，尤其是在妻子、女儿面前不失面子；在家族面前维系一个长子的尊严。这样想法不过分吧，然而，这不过分的想法也落空了。

再回想当年，为了一套房子去吵嘴、去生气，真的不值！一套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按当时房价，100平米，十余万元。有了当年那套房子，就没有了我现在的轻松、洒脱！父亲现在由兄弟仨轮流抚养。第一轮两年一转，现在一年一转。作为长子，远离故乡，没有尽到孝心，但也没有了那一份忐忑。我心里有时也很阴暗，我真的十分庆幸，——父亲当初没有将我作为长子，去与兄弟争那一杯羹。让我能够心安理得地，潇潇洒洒地过好我的晚年生活。

还记得，在我最困难的世纪之交，我迷上了彩票。坚持每天花几元钱买两注，梦想有朝一日能中一个大奖。

妻问我，你想中一个什么奖？

我说，不要多，中五十万足够了。

妻又问，中了五十万准备怎么花？

我说，给十万父母养老；再给每个兄弟、姐姐各二万；剩下的三十万买房、购车。

妻笑我白日做梦；现在再提起这话，那就是天大的讽刺了。

父亲是不苟言笑的。至少在他的孙辈出生之前，我没有看见父亲微笑过。在我辈六姊妹兄弟中，父亲很少与我们有亲密接触，从来没有抱过我们一下。我虽排行三，但是长子，理应会得到父亲额外的疼爱，但没有！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那怕抱我一下，也不曾有过。最羡慕大人与孩子游戏，带孩子看戏、看电影。在我的童年里，没有与父亲看过一次电影与戏。倒是我的三爷（父亲的堂兄）带我走过亲戚、看过猴戏。

年轻时的父亲，是很英俊的。我妻子曾看过我父亲青年时代的一张黑白照，说我没有父亲长得俊。我相貌更像我的母亲，我只是性格有些似父亲，直爽。其他方面都不像我父亲，体力更不能比了。有一年暑假，携妻、女一起回家休假。有一天与父亲一起抬一箩筐谷，箩筐吊在扁担上，麻绳偏离父亲肩膀的三分之一处。六十多岁的父亲迈着稳键的脚步，而壮年的我双手抓着扁担，走得歪歪倒倒的。这个场面让我妻子看见了，她讥笑的我许久。

我的记忆越来越差了，昨天发生的事，也许今天就没有了印象。但我的童年往事，却记忆犹新。有时聊起儿时往事，周围的人都说我是胡编乱造的。我不善于编故事，我越是想证明我说的真实，听的人就越是不信。就连我的妻，也说我瞎吹；同事更是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逢人吹”。

一岁多，我的右手腕第二次骨折，听得见骨头脆裂的响声，不痛。不然，我会放声嚎叫。六七岁时从二楼木架梯上掉下来，不敢与大人讲，自己挺过来了。现在每到冬春天寒气节，我的右边胸前背后肋骨疼痛难忍，不知是不是与那次从木架梯上掉下来有关？已经几十年了，看了多次医生，用（吃的、贴的）了多种药，一直不见好转。曾有一个老中医问我，过去是不是受过伤？我一惊。当年从楼梯掉下来，是不是受了内伤，才留下了后遗症？我反思，当时，为什么不敢与大人讲呢？是内心惧怕父亲，还是因为父亲太忙，或是其他原因？

我曾很自信我的记忆力，但怎么就想不起来，当时因为什么原因隐瞒了我犯下的伤痛呢，并且瞒了半个世纪。

父亲慢慢老去，我也进入耳顺之年。我与父亲60年交集中，我曾经仰视的父亲慢慢地让我平视了，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折磨。在这个痛苦的折磨中，父亲视若自豪与骄傲的长子慢慢变成了一个顽劣的不孝之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冯卫光，笔名冯韦光，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汪仁镇人。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1979级。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黄石分会（散文学会）副会长，现供职于湖北省黄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