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存在模式：剩余智慧→求名求利
一般平衡论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求存在本能及求存在的智慧。人类不但有生存智慧，还有剩余智慧：人的智慧分为生存智慧和剩余智慧。凡生命系统都有生存智慧，譬如求食以维持生命，求偶以延续生命，人类与另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剩余智慧，而动物只有生存智慧；人类会求名求利，而动物只会求存求活。“剩余智慧”概念是本篇“存在模式”、“三我一体”及“朴”等理论的基础。剩余智慧及存在模式理论的意义是从根本上破译了人性的密码。
生存智慧与剩余智慧的联系是：剩余智慧是人类智慧减除生存智慧的剩余部分，对生命系统求存求活而言属于多余部分。宇宙万物都有存在智慧，存在智慧的实质是自然的智慧，是宇宙智慧。人类属宇宙万物一部分，人类不但有生存智慧，还拥有剩余智慧。人类与其它生命的本质区别是因为人有剩余智慧，其它生命只有生存智慧，而不同生命之间的本质区别则是因为生存智慧各不同。人的基本问题——生存与名利的关系问题，其背后就是人如何运用剩余智慧的问题。
生存智慧是求平衡的智慧：改变内在结构以适应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新环境，适应环境或选择新环境都为了生存和平衡。个体求生存就是在环境中寻求适合自己的自然位置——在适应环境和适合自己之间找到平衡点。人类的本能与其它生命一样也是求存求活求平衡，由于人类除满足求存求活外还有多余的智慧，还有求名求利之本性。人类用于求名求利的智慧就是剩余智慧。剩余智慧是人类超出求存求活本能需要部分的智慧，相对生存智慧而言是多余的，即：一个人的全部智慧减除其生存所必要的部分就等于这个人的剩余智慧。一个人的全部智慧一个常数：剩余智慧愈多，他的生存智慧自然就愈少。
生存智慧与有无大脑结构无关，而剩余智慧必需一个结构复杂的大脑，但结构复杂的大脑不一定就有剩余智慧。人类的大脑结构由生存脑细胞和剩余脑细胞构成，剩余智慧源自大脑的剩余细胞，生存智慧源自大脑的生存细胞。生命的生存智慧与大脑细胞数量及复杂程度呈负相关：大脑细胞愈少、结构愈简单，这种生命的生存智慧反而愈多，适应自然环境和求生存的能力反而愈强。简单的生命往往有着不简单的生存智慧。而人类的剩余智慧与人的大脑结构及其复杂程度呈正相关：大脑细胞愈多、结构愈复杂，剩余智慧就愈多，而结构愈复杂所耗散的能量也愈多。所谓修炼都是想办法减少能量耗散。
剩余智慧是人类区别于地球其余生物的特有现象。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是工具，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有生存工具，动物的器官就是它们的生存工具。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不是语言，禽有禽言，兽有兽语，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同类动物在不同的地区还有自己的方言。但地球上除人类以外的其它生命体只有生存智慧而没有剩余智慧，所以，剩余智慧是人类区别其它生命的本质特征。人类行为的所有过程和结果都来自于剩余智慧所导致的不平衡。
这就是一般平衡论的第二存在模式：剩余智慧→求名求利→人间万象。人类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所拥有的剩余智慧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所拥有剩余智慧也是不同的。接受的名利教育愈多，所在的名利环境世俗化程度愈高，剩余智慧就愈多，求名求利欲望也会愈多,反平衡倾向愈明显。名利资源——可欲之物愈多，人就愈贪婪愈反平衡——又因反平衡而不平衡。人的存在智慧病变会导致生理不平衡，而剩余智慧变态必导致心理不平衡。
俗话：年小贪吃，年青贪色，年老贪息。个人剩余智慧与年龄呈二次曲线：初生婴儿时为零，此时只有求存求活之本能，老子认为初生婴儿是人生最高境界——无智无欲+天人合一；随年龄增长，信息量增加，剩余智慧日益增长，到青壮年时为高峰值，此时期求名求利的欲望最强，为名利场中之主角；年老时脑衰体弱，剩余智慧呈下降趋势，求名求利之心渐退；人至将死，剩余智慧趋零，仅有求存求活之本能，所以“其言也善”。
“存在模式”理论是一般平衡论分析天地万物和人间万象的基本假设，而“剩余智慧”理论则是不同“存在模式”的假设和前提。因为人有剩余智慧，所以才有求名求利。那么，人的剩余智慧从哪里来？按圣经的说法，人类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有了剩余智慧，进而就有了求名求利之“原罪”。达尔文说剩余智慧由进化而来，恩格斯说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作为万物之一物，众生之一生，剩余智慧应当是求生存求平衡的结果，仅是大自然玄之又玄的一个偶然。
一个人离朴愈远，生存智慧就愈少，求存求活的机率就愈小；相反，一个人距名利愈远，剩余智慧就愈少。不懂平衡法则，离平衡方法论愈远，所认识距人类和自然客观事实愈远。人类往往从自身求名求利出发，对人文和自然的认识必然离偏离客观事实。“沉瞑利欲，向外驰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远，情尘日厚，尘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以致大难临头也全然不知。这正如庄子《大宗师》所说的“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一个嗜欲深的人，他的天然本能（生存智慧）就浅薄了，人类整体也是如此。
一般平衡论将人的欲望分成“求存求活”和“求名求利”二个层次，求存求活即生存，求名求利即名利。人类求存求活与其它生物一样，人类与地球其它生物区别在于由剩余智慧而产生的“求名求利”上。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暧、劳而欲休，属于求存求活；而“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体好逸，好利而欲行者”（荀子），就属于求名求利。用佛家的说法，人身不过借来一副臭皮囊，那这里面装着剩余智慧，还填满了臭名利。所谓“欲壑难填”指的是人类的“求名求利”——超过“求存求活”所需部分的欲望。
人的一切行为源自于求存求活和求名求利。求存求活是所有生命都具有的本能，而求名求利则是人类所特有现象。本论正是以此为原点来认识人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及人类社会。人的求存求活源自于生存智慧；人的求名求利源自于剩余智慧。对人类的认识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生存智慧→求存求活；剩余智慧→求名求利。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剩余智慧，而人的最大特点是剩余智慧执于求名求利，所以，笔者又将其称之为“名利人”，其基本特征是求名利反平衡所带来的不平衡。人类求名求利行为是与自身剩余智慧的一种平衡，还有人的兴趣爱好、精神刺激、宗教信仰等，也是剩余智慧的对称物。
人的“求名求利”表现为六大贪欲：“名利情+权钱色”。这六大“人欲”既是求名求利的内容，也是人追求的目标，还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媒介。这六大“人欲”就好比压在人心头上的六座大山，囚羁人生的围城牢笼，其中的任何一座欲山都可以把人压死。一个人要推翻这六座大山的关键是“愚”——把剩余智慧用于求存求活，而不是“智”——把剩余智慧执于求名求利，逃出围城牢笼的关键是放下名利，不为名枷利锁所囚。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其实淤泥对“莲”来讲，恰恰是其生存所需的肥料；名利才是人心灵的真正污染。
所谓“名欲”是个人名声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利欲”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情欲”是个人情感满足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包括亲情、恋情、友情，其中数恋情最凶险，亲情最难放下；“权欲”是个人追求占有和控制名利资源的需求，“权”的本意在于平衡，而人却将用于反平衡；“钱欲”实质上也是对名利资源的控制权，其表现形式为对金钱的追求和占有；“色欲”是指追求满足感官刺激的需求，不仅仅是女色，但女色在所有感官刺激中占有特别地位。事物的价值是因为有“欲”——有需求才有价值。
人的“名+利+情”和“权+钱+色”六大欲，加上“自我为中心+名利最大化”两大取向，合成了人性之弱点和通病，同时也是认识、应对和利用第二存在模式下人性贪婪的关键点。基督教所谓“原罪”，包括贪婪淫欲、好吃懒做、虚荣嫉妒、傲慢暴躁，佛教所谓“贪+嗔+痴”，说的都是人性之贪欲。“名+利+情”和“权+钱+色”六大贪欲造成个人的内在不平衡。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不平衡都与这六大欲望相关。“自我为中心+名利最大化”两大价值取向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平衡。个人与他人有冲突往往正是源自于此。当然我=∑{（名利情+权钱色）×（自我为中心+名利最大化）}=人性的贪婪=不平衡！
本论的基本观点是“天道自衡”，相对应的是“人道反平衡”，而圣人之道求平衡。“反平衡”不同于“不平衡”： 不平衡是宇宙万物在平衡循环中的自然状态，而“反平衡”是人类剩余智慧用于求名求利行为所导致的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第一存在模式——天道总会自然而然趋于平衡——平衡→不平衡→新平衡；第二存在模式——人道则因反平衡行为而不平衡——不平衡→暂时平衡→新不平衡。人因剩余智慧而求名求利→因求名求利而反平衡→因反平衡而不平衡。剩余智慧及存在模式理论，可使复杂的人性问题得以简单化。
反平衡属于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确切地说反平衡是“名利人”的专利。当然我的基本特征就是求名利反平衡！人类的第二存在模式反平衡——个人的求名求利行为反平衡——人性的“名+利+情”和“权+钱+色”六大贪欲反平衡——个人的“名利最大化+自我为中心”反平衡——佛说的“我执”。在第二存在模式的名利环境下，人性中反平衡的倾向总是不断地被强化，而人性的这种反平衡倾向及其行为又进一步加剧自然环境和自身的不平衡。产生于不平衡环境下的名利人或组织往往会表现出更明显的反平衡倾向。
对于人欲的贪婪及其反平衡性，各大家各有说法，其中数老子境界最高，鬼谷子的理论最实用，基督教的“原罪说”最高明。孔子早就发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贪财好色，人之本性。荀子也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类因贪欲而好争、好斗、好显，因贪欲往往瞎折腾，本末倒置，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几千来，人类因贪欲而自相残杀，有的人因“名+利+情”被他人所杀或自杀，有的人因“权+钱+色”而杀人。这些都是人类在第二存在模式下特有的现象。
各大思想家都将人欲作为研究的起点，其共同思想是反对人的贪欲，并用各自的理论提出了如何克制、限制人欲的不同主张和策略 。譬如，老子主张返朴归真、无智无欲、以愚治欲，以道化欲；孔子主张克己修身、以仁克欲，孟子是以义克欲，荀子是以礼克欲；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欲、以法制欲；释家主张禁欲修行、涅盘重生、以禅去欲；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理去欲。西方的圣经也是从原罪说到赎罪。在各大家中，惟有老子从“智”——剩余智慧的高度来认识人欲，而儒法墨诸子的仁、义、礼、刑等仅仅从行为规范层面去限制人欲。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鬼谷子正视并利用人欲的大胆主张。
本论将人的外部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名利环境，同时，将资源分为生存资源和名利资源：满足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为生存资源，满足人类名利需要的资源为名利资源。生命的行为都与生存资源相关，名利人的行为则与名利资源相关。人求存求活的欲望有限，而求名求利的欲望无限；求名求利的欲望无限，而能满足名利欲望的可欲之物——名利资源有限。资源用于生存才合天道。争名夺利是由人的求名求利欲望的无限性和名利资源有限性两者不平衡决定的，所以，在第二存在模式名利环境下，人类为名利而争夺和冲突不可避免。
人类的剩余智慧用于求名求利还需一个条件，即剩余的名利资源。远古时代的人类虽有剩余智慧，但没有剩余的名利资源，也形不成求名求利。在出现剩余名利资源——“可欲之物”的条件下，人类才会显现出求名求利之本性。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是人类有剩余智慧，而产生出剩余的可欲之物；有了可欲之物，才会显现出人类的求名求利之本性。人类剩余智慧至少已有几万年，由于一直没有剩余的可欲之物，所以一直到约五千年前人类才进入第二存在模式。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种由本能支配的低能弱智生物。这本能是自然我的求存求活，低能是生存能力不如其它动物，弱智应是当然我的利令智昏。
人类求名求利的内在条件是有“剩余智慧”，外在条件是有“可欲之物”。假如没有出现“可欲之物”，即使有剩余智慧，也只能是求存求活；或即使有“可欲之物”，但无剩余智慧，也只能是求存求活。求名求利=剩余智慧×名利环境×名利资源；求存求活=生存智慧×生存环境×生存资源。生存空间=生命时间×生存资源×生存智慧。凡人如果内有剩余智慧，外现名利资源——可欲之物，则求名求利之心自然就显现了。名利人行为：有剩余智慧→在名利环境→争名利资源。正如老子所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人的行为分自然活动和人为活动两部分。人的求存求活行为属自然活动，属一种自然力量（自然选择和自我平衡之合力）。只有在剩余智慧作用下的求名求利行为才属于人为活动。所以，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人为活动”，人类有一部分活动也属于自然活动，只有当人类为求名求利所进行的行为才是“人为活动”。人类活动分：“剩余智慧→求名求利”属于人为活动；“生存智慧→求存求活”属于自然活动。人的自然活动部分求平衡，而人为活动部分则反平衡。
人为活动是相对自然活动而言的。自然活动受自然力量支配，在环境选择和自我平衡合力作用下自然而然地进行。人类求存求活属自然活动的一部分。人为活动受人类求名求利本性的支配，由于人类贪婪成性，人为活动往往向着与自然力量相悖的方向进行。人类为求名求利往往会改变物的自然位置，干扰自然秩序，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自然活动总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平衡；而人为活动则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
凡是人的问题都可从生存和名利两方面进行分类解析，譬如需求、目标、动机、行为、工具、过程、结果、环境、要素、系统…这是剩余智慧理论所派生的独特思想方法。人的基本问题是生存与名利的关系问题，且求生存者求平衡，求名利者反平衡。本论的基本思想是天道自衡——生存智慧用于求存求在（第一存在模式）。人的存在模式就是如何使用剩余智慧问题，用于求名求利是第二存在模式（人道失衡），用于求存求活是第三存在模式（人法天道）。
《大学》中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求存求活是“本”是目标是天理，求名求利是“末”是工具是人欲，工具始终为目标服务，名利服务于生存，本末先后不能倒置。第二存在模式也叫名利存在模式——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求存求活和求名求利这个基本问题上本末倒置，只知求——“金满箱，银满箱…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感叹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