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
周亚利
（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是三燕故都、北魏营州辖境，留下大量三燕、北魏遗存。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遗存中含有大量汉文化因素，反映出鲜卑族在南迁的同时逐渐汉化的事实。本文就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典型的汉文化因素略为阐述，供关心此问题的同志参考。
一、经济方面
（一）货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七枚“五铢”钱，三枚残。其中有三枚剪轮五铢，直径1.7厘米，皆为东汉后期五铢[1]。袁台子壁画墓的年代为公元四世纪初至四世纪中叶[2]，当属前燕遗存。后燕崔遹墓还出土一枚五铢。“朱”字头已圆折，“五”字特征与东汉五铢相似，当为东汉五铢[3]。崔遹墓还出土一枚“货泉”[4]，这是王莽时期的货币之一。五铢钱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东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和隋都有铸造。朝阳前燕、后燕遗存所出五铢与中原汉文化遗存出土的五铢钱相同，足见前燕、后燕在货币方面已完全植入汉文化。
（二）牛耕。农业上的牛耕方法，在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汉书·食货志》载：“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均有牛耕图（图一、二）。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亦有绘牛耕内容的画面。袁台子壁画墓以绿砂岩石板、石条构筑，主体呈长方形，由墓道、墓门、耳室、壁龛组成。墓室四壁及墓顶、壁龛均有彩绘。内容有门吏、主人像、出猎、宅第、庖厨、奉食、宴饮、牛耕、四神、日月星云等。牛耕图绘于西壁龛顶部。画面高38、宽72厘米。绘红、黄二牛挽犁耕作，一扶犁者左手扶犁，右手扬鞭赶牛[5]。
朝阳县沟门子晋壁画墓亦绘有牛耕图。沟门子壁画墓为长方形石筑单室墓，前宽后窄。墓室内的东、西、北三面石壁上皆有彩画。内容有家居、牛耕、汲水、家畜以及山林等。牛耕图绘于墓室西壁，因上部壁石已被拆去，画面仅存人和牛的下部。画面为一头红色牛牵犁（犁头黑色），其后有一人扶犁，仅存双腿。在牛耕图下面，绘有六条曲线，两两相靠，似乎犁过平好的三条地垅[6]（图三）。
牛耕画面的出现，反映出鲜卑族到达此地后，向汉族学习农耕技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促进了鲜卑族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
二、军事方面
（一）铁甲。北燕冯素弗墓出有数量很多、锈蚀严重的铁甲片。其形制可分数种。多数为圆角长方形，个别作叶形，皆用皮线缀连成排，每排边缘包以皮边，各排联缀成为甲衣，其上附带卡等。其中形体较大的为马甲。还有少量曲弧形叠扎片，当是用在颈、肩处。还有一件“铁盔”，也是铁片缀成，已残破不可复原[7]。
在汉文化中，铠甲出现较早。考古材料所获得的最早的皮夹实物，是殷代的皮夹残迹[8]。
《吕氏春秋·贵卒》中，有中山国力士“衣铁甲，操铁杖以战”的记述；《战国策·韩一》中，有韩卒“甲盾鞮鍪铁幕”、“无不华具”的记载。“铁幕”即“以铁为臂胫之衣”。上述记载说明我国战国时期已出现铁甲。考古材料已证实了文献记载：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出土了战国后期铁甲，高26厘米，由八十九片铁甲编缀而成；还在该遗址21号墓清理出二十六片铁甲片，长6-7.8、宽5.3-6.9厘米[9]。从出土情况分析，可区别为铁甲和铁胄两类甲片。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铁甲片，是鲜卑族在军事方面吸收汉文化因素的例证之一。
（二）弩机。后燕崔遹墓出土了一件弩机，无廓，仅存勾心和悬刀，长10.7、望山高9.6厘米。弩机在我国创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各国普遍装备了铜弩机。在湖南、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均发现此时期铜弩机。1952年长沙南部扫把塘138号墓出土了一件弩[10]，从复原图可以看出弩的构件已比较完全，有铜弩机、木弩臂、弩弓、弩箭。弩机构件有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钩心、牙、双键等。
秦、西汉、晋都使用弩机，而且又有新的发展。汉弩机增设了铜机郭，增高了望山，有了瞄准刻度，能承受更大的拉力，可相应增加弓的张力和射程，提高了射箭的命中率。1976年浙江长兴发现一件汉弩机，郭长17.4厘米，望山呈矩形，长10.4厘米。望山一侧与牙面平齐，向上刻出十二又二分之一度，每度又有半分度值[11]。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了一件错金铜弩机。弩机全长27厘米。郭面两边錾有“之”字纹带，中间有三道四字形纹带。牙面刻有网格纹带。望山两侧亦刻有四字形纹带，后侧有刻度，共分8度。悬刀左侧有细若游丝的铭文[12]，这是弩机中较为精美者。
崔遹墓出土的弩机于中原地区同时期或更早的弩机形制极似，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三、服饰和首饰方面
（一）带钩。服饰中的汉文化因素主要反映在带钩上。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我国早在春秋中期已出现带钩，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带钩的分布范围北不过辽河，南不到岭南，西及宝鸡，中心在三晋和关中地区。王仁湘先生对带钩的起源、分布、传播过程以及各型式的分类已有过专门论述[13]。他指出，最早的带钩和原始型带钩都是在三晋和关中地区发现的。王仁湘先生把我国发现的带钩分为八式，即：I式——水禽形； II式——兽面形；III式——耜形；IV式——曲棒形；V式——琵琶形；VI式——长板形； VII式——全兽行；VIII式——异形。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前燕时期）、后燕崔遹墓、北燕冯素弗墓、朝阳八宝村北燕墓均发现有带钩。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的铜带钩为琵琶形，尾钩折曲成鸟首状，圆纽，通体鎏金。长5.9、宽1.3厘米（图四）。后燕崔遹墓出土的铜带钩亦为琵琶形，钩首短而圆折，似禽首，钩体圆凸，背有一圆纽。通体长6.2，宽1.3厘米。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鎏金铜带钩，钩头缺失，存长8.5、宽1厘米，原报告没有谈及形制。朝阳八宝村北燕墓出土的带钩亦作琵琶式，勾首作鸟首形，钩身圆拱，背平，尾尖，背中间有一椭圆形纽，长7.2、宽1.2厘米[14]。
见诸发表的朝阳三燕时期的带钩基本为琵琶形。这种形制的带钩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如山东临淄朗家庄M1[15]和山西侯马上马村M9[16]。三燕人使用带钩亦是受汉文化影响所形成的风习。
（二）步摇饰。朝阳三燕时期的墓葬常出金步摇，如北票房身晋墓[17]、北燕冯素弗墓、朝阳县下田草沟晋墓[18]等等。很多人以此作为断定墓葬族属的依据。步摇实则亦是汉文化因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后祭庙戴步摇冠：“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鲜卑族是在魏初莫护跋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以后，“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才习戴步摇的。洛阳西晋墓出土桃形金片25片[19]。笔者疑是金步摇上的叶片。但原报告未详细说明。果真如此，那么三燕时期桃形金片（或称心形金片）式步摇亦源于汉文化。
四、官印方面
前燕奉车都尉墓出土了一方龟钮银印（图五）。印方形，边长2.4、印厚1厘米。阴刻篆书“奉车都尉”四字。龟钮，龟眼、鼻、嘴俱全。以龟背中间为轴，两侧刻划均匀的竖线。裙边饰圆圈纹[20]。北燕冯素弗出土四方官印。其中金印一件，鎏金铜印三件。金印龟钮方座，龟口目皆俱，四足刻画出爪纹样，背部边缘划连弧纹，脊干刻一条小圆圈纹带，两边分刻有双线连接的小圈六个和七个。印面阴刻篆书“范阳公章”四字，外有边栏。通纽高1.98、印面长2.27、宽2.35厘米。三枚铜质鎏金官印均为龟钮素面，风格、尺寸略同。通高2.75、印面2.46×2.22厘米。印面阴刻“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辽西公章”。
龟钮印在西汉时已出现。西晋时仍用龟钮印。河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龟钮金银二方。一为“宣成公章”，印面2.5厘米见方，印厚1.1、龟钮高1.4厘米。印文篆书“宣成公章”四字。龟首高昂，龟背拱起，尾下垂，四肢粗壮，腹下镂空。另一方为“镇南将军章”五字。龟首上扬，龟甲饰“介”字纹[21]。
龟钮印在三燕墓葬中出现，说明汉文化已渗透到三燕的统治机构中。
五、文化方面
（一）文字。三燕、北魏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因素最突出的就是汉字的使用。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后，就曾亲自编写汉文识字课本《太上章》，代替汉元帝时编的《急就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22]。前面谈到的前燕奉车都尉墓、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官印，皆为阴刻篆书，均为汉字。袁台子东晋壁画墓的壁画上亦留有汉字。绘于东耳室南壁的夫妇图上的墨书题铭“[夫]妇君向□芝□像可检取□□主”楷书三行十四字。另外在墓室西壁奉食图的右上角亦有墨书题铭，由于白灰面脱落，仅存“二月已……子……殡背万……墓……墓奠”等楷书字样[23]。
后燕崔遹墓出土两块墓表，上均刻汉字。两块墓表均系绿砂岩材质，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其中一块存高30、宽40、厚10厘米。上刻“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三行十六字。两块墓表均为隶书。
1965年10月在朝阳城北的西上台村发现的北魏刘贤墓志也以汉字书刻碑文。墓志全高103厘米，碑身宽30.4、厚12厘米。碑额顶端呈半圆形，两侧浮雕四螭，中间阳刻篆书“刘戍主之墓志”三行。四面阴刻碑文十八行，每行十一字，共一百九十四字[24]。刘贤墓志除碑额隶书，碑文皆楷书，并遗隶意。因此说，三燕、北魏的文字均为汉字。汉字的普遍使用，为北魏孝文帝语言改革“一依正音”奠定了基础。
（二）纹饰。纹饰中的汉化因素最典型的是龙纹和四神图。
龙在各时代的遗存中均有发现。咸阳市空心砖汉墓发现有数量颇多的青龙空心砖，其中一种为阳纹，两龙相背，各做回首相视状，身饰花朵形鳞甲，有一鳍，中间饰璧形物，其内有对称的四个大乳钉和一直线纹[25]（图六）。
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发现很多龙纹图案。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出土的铜鎏金镂孔带具，穿带孔后即饰一錾刻的龙纹图案（图七）。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亦有同类带具。奉车都尉墓出土的铜带扣，是由三条龙圆雕构成。一条龙为卡舌，另两条龙首相对衔一物的两端，形成半圆形，三条龙尾均卷曲成环，中置一横穿（图八）。后燕崔遹墓出土的铜魁（图九）、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鎏金提梁小壶（图十）、铜提梁罐（图十）的弓形提梁的两端亦为螭首。螭，龙之属也。朝阳市北塔北魏时期的柱础石上亦浮雕龙纹图案（图十二）[26]。可见三燕、北魏遗存中龙是主要图案之一。
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东壁前部狩猎图下，绘一昂首张嘴、吐露红舌的青龙。龙曲身张足，卷尾。龙上方绘一展翅飞翔的朱雀[27]。在西壁前部奉食图下，绘有朱雀图及白虎图。朱雀展翅飞翔，白虎昂首曲身扬尾，做奔跑姿态。在墓室北壁龛上部，绘有昂首俯卧、被长蛇缠绕的浅绿色乌龟。根据其内容及所绘画面的位置看，这显然是汉文化中的“四神图”。
六、生活器用方面
（一）漆器。朝阳前燕、后燕、北燕遗存中都出有漆器。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属前燕遗存，墓中出土漆器十件[28]。有案、盘、钵、勺、盒、壶、奁等。其中椭圆形漆盒、小漆盘均外涂棕色漆，内朱漆。漆壶、长方形漆盒、漆勺、漆钵和大圆漆盘均涂朱漆。胎有布胎、木胎之别。大圆漆盘以黑漆涂边缘，盘内绘八瓣莲花纹；长方形漆盒外壁上下各有一条黑色图案带。后燕崔遹墓出土漆器五、六件，因残碎过甚，其形难以辨认。但从残留较大的漆片观察，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内外均为黑褐色漆，另一种为一面红色，一面黑色[29]。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漆器六件，其中长方盒二件、嵌骨长方盒一件、圆案一件、残器二件[30]。圆案直径32厘米，案面漆红黑两色圆环纹饰。长方盒二件，其中一件漆棕黑色，绘三道红彩；另一件无纹饰。嵌骨长方盒漆黑色，嵌菱形骨片，组成几何纹图案。两件残器，其中一件为红漆，另一件可辨认为木胎。朝阳八宝村M1为北燕墓，出土漆器八件[31]，均腐烂，有的在出土之初尚能辨别形状和色彩。其中小漆盘三件，均腐朽，只能看出外轮廓，为黑漆，直径约14厘米。大漆盘一件，直径29、高3.2厘米。敞口、曲壁、凸底。内外施黑漆。从内壁残留的部分图案看，盘心由十四个小圆圈构成大小两个菱形图案。其外围绘三圈红彩，之外绘一周连弧形图案，弧线下填竖线文，形状略似西汉前期的草叶纹镜上的纹饰。弧线外又绘一周红线，盘口内绘一周花边纹带。这是一件配色简单、图案明丽、工艺水平较高的漆盘（图十三）。
此墓出土四件漆耳杯，形制相同，均腐烂，其中一件在两侧长边尚留存耳沿痕迹。从遗迹看，耳杯为椭圆形敞口，圜底，二长边斜出二耳，口径约9.4×7、通耳宽约8.2、深2.8厘米。其形制与冯素弗墓出土的大石砚边框上雕刻的耳杯形水池形状相似。
漆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32]。两晋时期漆器在中原及南北方地区都作为高档生活用品之一而被保留着。鲜卑族在与汉文化接触过程中，漆器这样精美高雅的器物，自然会被吸收进来。
（二）灶、釜、甑、井、磨、碓、鐎斗、魁、熨斗、虎子。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的灶、釜、甑、井、磨、碓、鐎斗、魁、熨斗、虎子等等都是汉文化因素。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铜釜三件、铜甑一件。其中一件釜敛口，肩有弦纹三道，高11.2厘米。铜甑是坐在敛口釜之上二者联用的，甑底有七孔，当是箅[33]。这种釜甑应是坐在灶的火眼之上使用的，故当时一定有灶。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壁画墓出土了一套陶灶釜甑。灶体前宽后窄，两侧边微外弧，中空，单火眼，置一釜一甑。火门方形通地。灶面前沿分作三格，后部斜出一烟突。甑形制似盆，底穿七孔。釜敛口，斜沿，小平底。灶体长24.5、烟囱通高11.5、宽7.5-13.5厘米；釜口径7、高6厘米；甑口径22.5、高10.5厘米（图十四）[34]。
早于朝阳三燕、北魏遗存的咸阳市空心砖汉墓M36就出有陶灶、釜甑。灶面上有前后两个火眼，后方有圆柱状烟囱，中有一小孔。火眼上各置一陶釜，前火眼于釜上又置一陶甑。火门两边饰几何纹，灶面上前边是一排菱形纹和三个乳钉，火眼两边与火眼之间分别饰鱼、瓢、勺、刷和火钩等。灶长19、宽13、通高13.6、灶身高19厘米（图十五）[35]。浙江省金华马铺岭汉墓出土了铜质釜甑[36]。
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墓出土一件陶井冥器（图十六），方口微敛，斜方唇，圆身深腹，平底。口径15.5、高21厘米。井是定居的产物。鲜卑早期逐水草而居。南迁后，其经济类型由畜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由逐水草而居转向定居生活，汉文化中的水井很快被鲜卑族吸收进来。
早于朝阳三燕、北魏遗存的河北沙河兴固汉墓，出土了一件陶井。井沿上立弓形卷云纹井架，井架顶端中央设滑轮，两旁各立一鸟和叶形饰件。井后缘以长方形板状物遮挡，挡壁上镂刻条状方格和刻有由方格和圆圈组成的几何纹图案，通高47.5厘米[37]。
四川西昌礼州的五座汉墓出土五件陶井。分二式：I式三件，泥质褐陶。井身呈圆筒状，底大于口，四方形井栏，栏中央有方形或圆形井口，栏上有对称的支井架半圆形小孔两个（架残），腹上饰凹弦纹四至六道，井内有一小罐为汲水器。M1出土的陶井通高33、口径8、腹径28厘米。II式二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四方形井栏，栏中一圆形井口，栏上有支井架圆孔两个，腹上饰附加堆纹三道，上加乳钉，在用凹斜纹交错连接乳钉构成斜方格纹。M2出土的陶井高34、口径12、腹径27厘米[38]。
磨在汉文化中早有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磨棒，一直发展到汉代的转磨。河北沙河兴固汉墓出土了一件陶磨。分上下两扇。上扇上面有两个相对的半月形深槽，周围刻辐射状沟槽，底素面。直径9、通高3厘米。
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壁画墓出土一件陶磨，原为上下二扇，出土时仅存一扇，为泥饼状。磨心突起一短柱。磨齿为旋形斜齿式。直径11.5、厚1.3厘米（图十七）[39]。
碓的冥器在汉代遗址里多有发现。河北沙河兴固汉墓出土一件陶碓，平面似船形，前有圆形臼窝，后设高起的碓架，架内底盘面上镂三角形孔，两侧镂长方形孔。杵已不存。长24、高8厘米[40]。
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壁画墓出土一套陶碓冥器，有杵杆、支架和臼组成。杆长25、支架高14厘米；臼圆身，方底，口径8、深4、高5.5厘米（图十八）。这种碓也是汉文化因素之一。
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前燕）出土一件铜鐎斗。敞口，折沿外撇，浅腹，弧形腹壁，平底。腹部一侧接螭首曲柄，底下三兽蹄形足。器饰凸弦纹，口缘下一道、腹部三道、底缘一道。通高13.9、口径18.2、足高4.5厘米（图十九）。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铜鐎斗大小二件。三足作兽面形，螭首曲柄。大者通长35、通高15厘米；小者通长21.9、通高10.1厘米（图见《文物》1973第3期图版肆：6）。
鐎斗是古代温器，盛行于汉及魏晋时代。浙江省金华马铺岭东汉早期墓出土一件铜鐎斗，口径外敞，圜底，三扁足，菱形直柄中空，口径19、全高15、柄长11厘米[41]。安徽马鞍山桃冲村晋墓M3（西晋永嘉二年，公园308年〉，出土的铜鐎斗为侈口，圜底，三足外撇，龙首形长柄。口径17.5、通高13.5厘米（图二十）[42]。朝阳前燕、北燕墓葬出土的铜鐎斗，时代晚于上述鐎斗，形制亦较之先进。
铜魁在朝阳三燕遗存中均有发现。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一件铜魁，敞口圆唇，浅腹，凸底，矮圈足。口缘一侧接螭首曲柄。口沿下有两道凸弦纹，腹部有四道凸弦纹。通高15、口径22.7、柄长9.5厘米。魁内尚存六节羊脊椎骨（图二十一）[43]。后燕崔遹墓出土的铜魁亦为螭首柄，圜底，内盛鸡骨。高7.4、口径20厘米[44]。冯素弗墓出土的铜魁为螭首柄，眉目略俱，顶上一独角。通长16.8、通高7.6厘米。朝阳袁台子北燕墓出土的铜魁亦作螭首柄，器口微侈，平底，内底下凹，外壁口沿下有凸弦纹二道，腹下部饰凸弦纹一道。口径23、腹高9.7、通柄高15.5、通柄长31.7厘米（图二十二）[45]。
魁在东汉墓中已有发现。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东汉肥致墓（公元169年）出土了一件陶魁。口微侈，尖唇，浅直腹内收，平底，假矮圈足。外附一长8厘米的螭首柄。口径19.5、底径12.6、高8.4厘米（图二十三）[46]。因此说，魁亦是汉文化因素之一。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一件铁质熨斗，长柄圆盘。通长34.8、盘径13.4、底薄0.1厘米。冯素弗妻墓亦出土一件铜熨斗，形制与冯素弗墓所出相同，只是较为厚重，柄稍短些。全长30.2厘米[47]。
朝阳县大平房村北燕壁画墓出土一件陶熨斗，平口，方唇，浅盘圜平底，直柄。口径8.3、柄残长18.3厘米[48]。
这种形制的熨斗，在早于三燕遗存的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M3）中已有发现。天子岗M3的时代为三国末西晋初。所出的铜熨斗为宽沿，圜底，附长柄。通长34.2、口径14.3厘米[49]。江苏宜兴1号墓（出土元康七年〈297年〉刻字砖）、2号墓均出土了这种形制的熨斗[50]。南京象山7号墓为东晋初墓，也出有此种形制的铜熨斗[51]。因此说熨斗亦是汉文化因素之一。
北燕冯素弗墓出一大一小二件青铜虎子。大者为伏虎状，管式口，鬣毛伸长为提梁，腋下出毛如双翅，长尾经腹下由右股伸出，翘起背上。由口至尾通体中空。周除铸出花纹外，项、背、胸、尾又刻划细线表示毛、鬣。通长38、高24厘米[52]。
虎子一名最早见于汉末记载，是汉、魏、晋、南朝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后汉书·献帝纪》李贤注引《汉官仪》载其用途为亵器。《后汉书·献帝纪》载：“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李贤注引《汉官仪》：“[侍中]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早于朝阳三燕、北魏遗存的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出土二件漆虎子，木胎，素面无纹，其形状四爪伏地，虎视向前，圆口，尾部上翘与首连接成为把手。M3出土的漆虎子高19、长30、宽11厘米[53]。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一件青瓷虎子。米黄釉，茧形，圆口平伸，圆形捉手，尾部有一小圆柱状气孔。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汉文化中出现虎子较早，故鲜卑文化遗存中的虎子是吸收汉文化的反映。
以上所述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的诸汉文化因素，说明鲜卑族有着善于学习的传统，亦表明当时汉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先进地位，所以落后民族一旦接触汉文化就很快将其吸收进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54]”
注释：
[1][2][5][23][27][28][4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6期。
[3][4][29][44]陈大为、李宇峰：《辽宁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3期。
[6]陈大为：《朝阳县沟门子晋壁画墓》，《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
[7][30][33][47][52]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8]《中国古代兵器》第二章第15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9]《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1号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高志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6期。
[11]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出土一件有刻度的弩机》，《考古》1983年1期。
[12][21]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11期。
[13]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4][31][34][39][48]朝阳地区博物馆、朝阳县文化馆：《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10期。
[15]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期。
[16]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5期。
[17]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18]此材料未发表。
[1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0]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11期。
[22]《中国古代史》（中册）第4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4]全文见曹汛：《北魏刘贤墓志》，《考古》1984年7期。
[25][35]《咸阳市空心砖汉墓》，《考古》1982年3期。
[26]董高：《朝阳北塔“思燕佛图”基址考》，《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2期。
[32]《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距今七千年的原始社会遗址》，《光明日报》1978年5月19日第3版。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6期。
[36][41]《浙江省金华马辅岭汉墓》，《考古》1982年3期。
[37][4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沙河兴固汉墓》，《文物》1992年9期。
[38]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5期。
[42]《安徽马鞍山姚冲村三座晋墓》，《文物》1993年11期。
[45]《辽宁朝阳袁台子北燕墓》，《文物》1994年11期。
[46]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9期。
[49]程亦生：《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6期。
[50]罗家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5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53]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考古》1980年5期。
[5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8-189页。
[本文责任编辑 魏 凡]
（此文发表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