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论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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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论定”问题

作者：刘克辉

刘：从事历史研究时，之前就存在一些习惯性看法，如“历史早有定论”、“已有定论”，以及某某机关和权威已经作出结论或决议等等。在此面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常常以此作为前提和遵循的准则。只能作顺论，若于己不合，就却步不前，或绕道而行。在人们的心中，一种定论养成的思维定式，改变起来很不容易。当一种新的观点提出之后，人们的反映首先是看与书上的是否一致，与传统的观念是否冲突，而不去分析是否具有合理性。甚至说：对中国人的评价早有定论，何必再讨论。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自有史学以来，就有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多少是能够“盖棺论定”的呢？从历史学的发展史上看，很少有历史人物有定论，因为历史与人物是很复杂的，故“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定论”限制了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弱化了人们的思维，因此要改变定论模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宽容的态度研究历史人物，才能使历史人物评价不断向真理方向发展。

编者：刘是反对“盖棺论定”的，其实这本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才有的特种现象，即用定论统一思想，而中国是全世界最强调统一思想的国家。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就不能让你去想去做别的，因此便设立了禁区，不让你这样，不让你那样。真正的的史学研究，是没有禁区限制的，自己认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称之为“学术自由”。学术的火花是在碰撞中产生的，而不是渠中的静静流水。我们中国人太喜欢“盖棺论定”了，这是不会思考的特征。而不思考产生于不读书，不读书产生于不能产生利益及不安全性。

刘：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客体，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不是单一的，是有多面性的和复杂的，极少有一种表现的。我们不能用固定的结论去总结他的一生，如果定论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就离历史事实更远了。

编者：越是著名和顶尖的历史人物，越会受到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定论”由此而生，但离历史事实是近还是远，就无人在意了。用刘先生的话说：这样我们看到极个别的历史人物像贴上标签的动物标本一样死气沉沉。

刘：不同时代对同一人物所作所为进行评价，看到的是不同的价值层面，不可能到处一致的结论。因而我们不能说某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定论”，否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切，认识不再需要发展了，而这显然是违犯辩证法的。在“定论”里，往往存在个人的主观意识，而史料与历史事实有可能相去甚远，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这些都限制了我们对历史人物作出结论的可靠性。所以我们不能轻言自己的研究结论是无法超越的，万世不易的定论。

有历史学者言：不能以政治决议、官方意见代替史学研究，史学家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应该把政治决议和史学研究区分开来。史学研究是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政治决议是一时的，有局限性，因此产生对抗与矛盾可以变成宽容与谅解，否则就很难看到历史的真相。不同时代的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根据时代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人物活动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价。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认为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

编者：我们不能把古人的标准用于现在，任何人也不能垄断标准和真理，惟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众说纷纭好还是一家之言好，当然是前者好了。历史研究推向前进，处在权势一方具有强势话语权，但是并不等于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如果没有对历史人物进行自由的深入研究，具有独立的思考，清朝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仍然戴着“卖国贼”和“刽子手”的帽子摘不下来。

刘：“盖棺定论”会形成思维定式，将评价凝固化，不允许他人来研究和思考，以权威、官方评价一锤定音，是一种霸道作风的研究恶习。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盖棺定论”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定论”等于剥夺了他人评价的权利，这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性。

编者：从这里来看，历史人物最不可能被颠覆者也是有可能被“颠覆”的，古人的真面目不是靠维护和袒护所能做到的，那是痴心妄想。近二十年来，清史研究之所以突飞猛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是他们打破樊笼，击碎一个又一个的定论，哪怕成了“符号”也照击不误。我们在清史研究领域还能见到定论吗？还有不可触及的禁区吗？因为宋史、清史两个领域的天壤之别，所以说清史研究是最为成功的范例。

刘：历史人物评价，在今天中国，应该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应该向过去那样窥测风向，制造舆论，应对逝去的古人同情和理解，理解我们在一定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感受与作为。这是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可能的途径。不是对所爱者全力溢美，对所恶者欲加之罪，而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思索和悲悯。李鸿章该不该与外国人签和约，当时的条件，政府已经同意别国的要求，那么由谁来签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不签，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所以有人说，没有李鸿章，清朝会遭遇到更大的失败。

由于受定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一般总要分正面与反面人物，以为没有反面人物，任何事情都会顺利进行，按照预想的道路发展，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且只要一个人被指定为反面人物，就永远不能翻身。

编者：上面的意思很明确了，要理解李鸿章不是大清的修补匠而已，他的修补技术比别人高，搞烂国家的是慈禧并不是他，但国人把他当秦桧一样看待，而对于慈禧则谴责得很少。得承认，李鸿章是高级修补匠，没有他，清朝的损失更大。同样，没有秦桧不等于南宋就能灭了金国收复失地，不等于就能直捣黄龙府。南宋面对同为汉人的齐国刘豫伪政权，在没有秦桧的情况下，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兴四将”几经交锋，大战有两次，八年里也仍然不能取得灭其国的战果。对付刘豫尚且如此，遑论灭金了。怎么突然间就有了“岳飞不死，大金灭矣”的论调。

刘：只要是真实地反映特定历史内容的，都具有真理性，都是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不能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真正的历史真理，不能轻易排斥或者轻易否定别人的成果。史家要坚持“直笔”的原则，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史家如果失去独立人格，人云亦云，把政治结论直接拿来当做历史定论，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资格，沦为了现实和政治的婢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御用文人而已。

编者：失去独立人格的史家比比皆是，主要是环境改变了他们，必须服从于政治，就是这样的环境和状况，你怎么办吧。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没有真正的科学教育；二、没有真正的历史教育；三、没有真正的经济教育；四、没有真正的宗教教育。看看，连真正的历史教育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盖棺论定”呢？

20至21世纪的历史教育培养出了一些历史学者，但他们是在僵化守旧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只有少数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是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所以有许多历史学者是信不得的，他们肩负着吹鼓手的职能，他们是权势的工具，并没有对历史的责任心。

来源：《历史学》 2006年   岳东升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