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2《古文观止》解读之《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解读：

《孙子兵法》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作为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任何决策都可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死，以及国家的安危，责任不谓不重大。治军先治将，治将当先治什么？苏洵认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苏洵写下了《心术》这一名篇。

《孙子兵法》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所谓治心，就是将全部的心思用于战争之上，不为外界任何干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将精力聚焦于攻防利害，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苏洵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像那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人，几乎不可能做到克敌制胜。

《孙子兵法》第一篇说兵之五事，排在首位的就是“道”，什么是道呢，“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按毛泽东主席的说法就是正义战争，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非正义战争必将失败。苏洵的观点亦与之相同，他认为“凡兵上义”，如果不是出于正义，即使有再大的利益诱惑也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出现难以控制的结果。“惟义可以怒士”，相当于战前的动员令，目标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从而指挥三军，整齐划一。

所有战争，都是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也都是士气和决心的比拼，四者决定战争的胜负走向。苏洵提出，“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并提出以耕种养其财，以赏赐养其力，以小胜小败养其气，以不尽所欲养其心。对苏洵的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丰犒而优游之”以养其力，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赏赐必须有度，无度不仅国库吃不消，也会降低将士的战斗力。在我看来，养力最好的办法是平时以实战的标准来加强训练，做到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通过“小胜益急，小挫益厉”固然可以养其气，然而也可能会演变成急躁，因此，孙子所说的“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才是更好的养气之法，即张驰有道，动静得宜。至于苏洵所说的“用人不尽其所欲为”以养心，恐怕会适得其反，如果一个将领或者军队时时有不尽其材之叹，很可能会牢骚满腹，反而影响战斗力。如果一直得不到施展，则可能会投向对手的阵营，韩信、郭嘉就是最好的例子。恰恰相反，养心之道，莫过于让人能够得以施展才华，也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苏洵的养财力气心之法，除了耕种之外，多少有些阴谋的意味，不够光明正大。既然“凡兵上义”，那么内部也是如此，以义动之，像李广、吴起带兵，便纯粹是以义动之，其他名将如韩信、卫青、霍去病虽风格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以阳谋为主。同样，苏洵所说的“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也是错误而机械的理解了孙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的意思是要保密，而不是愚民政策，让他们去做炮灰，“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孙子一直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并在《用间篇》中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苏洵说“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也是《孙子兵法》的运用，只不过孙子更侧重于对方的布防，而苏洵更侧重于性格分析。他以邓艾进兵成都破蜀为例，认为邓艾因为知道刘禅的昏庸不会抵抗，才敢大胆冒险，如果刘禅能够有几分血性，奋起抵抗，那么邓艾孤军深入，很可能全军覆没。同样，司马懿也是分析了诸葛亮的性格特点，断定他不敢冒险，从而采取有了针对性的策略，让诸葛亮多次师出无功。所以，有时候必须打破常规，才能收到“以正合，以奇胜”的效果。

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百战百胜，因为仗打得多，消耗必然也多。战争的精髓是一战制胜，就像武侠小说中的一招制敌。是以苏洵特别强调“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苏洵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也没有问题，原因却是错误的，他认为“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意思是杀鸡焉用牛刀，这是从爱名的角度出发，而不是遵从战争的规律。孙子早就提过，“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军队也是如此，有的擅长进攻，有的擅长防守，有的擅长阵地战，有的擅长运动战。苏洵认为，对于自己的短处要故意暴露出来，让对方心生疑虑而不敢动，而将自己的长处掩藏起来，让对方掉以轻心而上当。从理论上来说，苏洵的办法是可行的，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中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长期以往，敌我双方的情况应该大体清楚，想隐瞒伪装也不是太容易，在战略层次不易实现。因此，如何有效搭配，合理使用，方是上策。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当两军对垒时，必须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如果畏手畏脚，贪生怕死，则必失败，也就是苏洵说的“使之无所顾”。作战勇猛既是士气的体现，也是相信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也就是“有所恃”。如果军队被失败的情绪所笼罩，则必然士气低迷，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苏洵的“有所恃”分析，似乎更多的是倾向于手中的武器，是“尺箠当猛虎”、“袒裼而案剑”，不仅有些狭窄，而且也不太恰当。拿尺长的棍子打老虎，估计没有几人敢干，乌获如果真的是被“袒裼而案剑”而吓倒，那他何以成其为乌获？

苏洵本文，许多地方以《孙子兵法》所说为蓝本，也有自我的发挥。从整体上来说气势完足，有指挥席卷风云的痛快淋漓，也有许多名言警句，读起来琅琅上口。本文应该是针对北宋军事软弱有感而发，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性。当然也有一些问题，除上述分析的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书生论兵，虽有雄心，却无实践，是以行文风格比较轻快，偏理想化。真正的战争，应该是老子说的“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像苏洵这样轻言战争，只能说明他不懂战争。北宋因赵匡胤陈桥兵变，担心别人也黄袍加身，是以推行文人带兵。正因为如此，宋朝的军事孱弱，也就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