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之道——严耕望曾经不从师命,钱穆这样回应

钱穆先生

严耕望深以自己是钱穆的弟子而荣,也处处提醒自己要自重,以维护老师的尊严。

1945年,严耕望受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史学所工作。史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是钱穆的同辈学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傅斯年的学生。这些人已晋升到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严耕望起初只是个主力员,与他们地位悬殊,而年龄也比他们小很多。按照常理,严耕望应该以后辈自处。但严耕望考虑到钱穆与傅斯年是同辈学人,自己当然与周围许多同事都是同辈。所以,他虽然客气礼让,但名分上总是以同辈看待,以免对老师钱穆有所伤害。

然而,即便严耕望这位的门生,也曾违背过恩师的意愿。

齐鲁研究所的时候,师生间日夕相处了三年,一直很融洽。只有一次钱穆命严耕望与钱树棠做某事时,两位学生没有及时应命。事后,严耕望很后悔,又得知老师很生气,便约了钱树棠去向老师请罪。钱树棠不敢去,严耕望说:“自己老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结果,见面后,钱穆竟起立,笑容满面地迎接这两位学生。二人深表悔意。钱穆这才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两位学生听了,心悦诚服。

钱穆(前排左三)与同仁合影

1953年,钱穆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协助,可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钱穆因此到台湾物色教师。严耕望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严耕望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难,一家五口,每顿饭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他都应该遵从钱穆的意旨到新亚工作。但严耕望却令人意外地拒绝了老师的聘请。

对于这件事,严耕望后来解释:“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当时先生可能尚有些不快,其实正是笃实先生教诲,以极大的定力,一心向学,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十年之后我才来香港任教,先生倒欣赏我的坚持,不只一次的拿我为例勉励青年!”(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钱穆纪念文集》

由此可见,钱穆所希望学生的,不是他们唯自己是从,而是希望他们能坐得住冷板凳,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能真正为学术尽力!

钱穆的另一位高徒余英时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中写:

哈佛和耶鲁(指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编者注)两度共学,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宾四师对他知之最深,1973年6月给他的一封信上写:“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余英时与钱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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