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阿来谈退稿丨写作课

苏童:大学期间，从不热心公益的他，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自己又被退稿了。

阿来: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

1797年，简·奥斯汀的父亲将她名为《第一印象》的书稿投递至凯德尔公司。傲慢的小凯德尔将书稿原封不动地退回，未拆封而且连一句附言都没有。当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16年后经过修改润色的书稿以《傲慢与偏见》为名成功出版，成为世界文坛不朽的经典。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者现在的网络写手已经不存在“退稿”了，但是当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当年退稿的经历，却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舒晋瑜

苏童:1986，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被改变

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学里作文最好的苏童，大学里不再显山露水，因为很多人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在苏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学读过很多外国文学，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创作园地，诗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话：“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上”。苏童非常感慨，一句话也成诗，生与死说得那么透。他暗暗对自己说：“你还不行！”

当时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写作。用苏童的话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写作的百分比很高。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作家王蒙告诉文学青年“不要挤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在那文学狂热的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苏童所在班级的40多个同学，有十几个人都在或公开或秘密地投稿，同学们发表作品的消息不断传来，今天有同学在人民日报副版发表文章，明天有个说文章在《新疆文学》发表，这些消息成为苏童写作的动力，他每天都在写，一天五首诗歌，四处找刊物通讯地址往全国各地发，希望能够发表。当时，只要写上“邮资到付”就不必交邮资，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纸。但总是被退稿，那时的编辑很负责任，发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每次在食堂吃饭的当口，生活委员大叫：“苏童，你的信！”拿过来就是一大堆。虚荣心作怪，从不热心公益的苏童，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失败了。

“为了写作而写作，为发表而发表”。苏童称，那时对文学的认识很孩子气，其间，他狂读疯阅，以期写作的进步再快些。学校图书馆是他常待的地方，姐姐也爱文学，常带书回家，很杂很乱，他就从这芜杂中吸取文学营养。有天晚上，一个同学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苏童，但第二天必须还，否则就不借。当时很多外国名著被称为“禁书”，是换了封面才能传阅的，得本好书不容易。苏童就在水房里就着暗淡的灯光，花五六个小时把这本书看完了。“现在人们把塞林格当二流作家，我读他却深受启发——突然发现个人的生活够写作，文中写坏孩子，把一个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于是，写自己心灵里的，我是够了，再也不愁无字可写了。”这次宝贵的阅读让苏童相信，自己就是一座宝矿。

他坚持写，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写作的密度也很大。“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我觉得我快要没信心，快要崩溃的时候，诗被刊物和小说有了要发表的福音。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苏童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星星》诗刊，经手人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他打趣地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这首诗就是后来经常被别人拿出来嘲笑的《松滩草原 离情》。”苏童说，松滩、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觉得很美，便虚构了这么一处地方。

1983年对苏童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年份。这一年，他有两组诗歌、两篇小说先后发表。作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别刊出了苏童的小说。“每次的目录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在贴中国青年报的墙上看到自己的两篇，我站着不肯走了，等同学来，我要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行了！但没人来，下午吃饭还怕被换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着有谁能看到我发表作品了。发表了，那就等于宣布我‘入门’了。”尤其《青春》发表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获了奖，极大地鼓舞了苏童继续写作的勇气。

随后他却面对更为严重的失败期。“工作了以后，又有两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苏童说，因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投稿时总在文章后写上“希望你们尽快发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发，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改变。那时，他开始写《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尽管这些作品都是苏童重要的短篇小说，然而对于当年的文学刊物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前卫、先锋，很多编辑不太容易接受这类风格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清晰了，我自己觉得小说写得不错，退稿是他们的失误。”因为有这个信念，他坚持写作，而且因为此前也发表过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垫底，我不可能放弃了。”

直到1986年，通过认识的好友把作品《清溪与河流》送给《收获》编辑，编辑说模仿味太浓，总体还算不错，就用了。“编辑还跟我说不要仿别人，自己写的才是最好的。感谢《收获》，感谢这面文学上的旗帜，编辑的话使我从文学爱好到写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变了我以前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1987年2月，在全国转了好几圈的稿子，一月之内突然先后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全部发表，从此以后苏童没有遭遇过一次退稿。“我真正脱离父母，独立了，那时父母工资加起一百块，稿费很高，我的工资差稿费好几倍。文学让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

在苏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种是铅退，很多就被“愤愤地”撕掉了；一种是编辑手写的退稿信，会谈到小说里的问题及修改意见。他第一次面见的文学编辑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有一次，时任《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写信给还是在读大学生的苏童去谈稿子。当时找到编辑部拜见马未都的细节，苏童已经淡忘，只记得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见马未都，觉得马老师非常和蔼可亲；而后来见面谈到当初的会面时，马未都对苏童的印象则是个“帅哥”。1983年发表于《青春》的处女作小说，则是梁晴，后来她和苏童先后调到《雨花》杂志，成为同事。时隔多年，苏童也还记得，当时河南郑州《百花园》刊物的女编辑郭昕，虽然只帮他发过一篇小说，却是和苏童来往信件最多的编辑，她是那么热心地帮助青年学生，因而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谓退稿在当下的网络写作中已经不存在了，退稿成为传统文学生产流程线上特有的记忆。每每回忆起来，苏童觉得这段经历如此美好，在散发着墨香的报刊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多么幸福的一种享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发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涩的经历，也是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长。

阿来:我这内个人心很拧

阿来的身上，有一股拧劲儿。

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

“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稍微带点新意的作品出来，很多人拿不准。”所以阿来觉得，艺术和出版的关系很微妙。大家都在谈创新，可是真正有创新的作品拿出来后，又跟阅读经验相冲突。退稿理由主要是，图书出版市场化了，希望阿来的作品处理得“通俗”一些。阿来回忆道：“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从处女作开始就被“退稿”，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会回过头来在创作上下更多的功夫。

很多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阿来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

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可是，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他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他，会“假装”他不存在。他不服气，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坛有立足之地。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20多岁就出名了，阿来却得到十年以后。

“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就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才干了这么一件事。”

屡屡被退稿，阿来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但他没有停留在顾影自怜上。这一遭遇直接导致他后来的行为——做杂志。“我就想，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文化产品不应该去迎合读者。”他认为，这样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切实的市场调查基础之上，而是揣测读者要什么。当他去做《科幻世界》的时候，引导多于迎合。阿来用事实证明，文化产品，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力量。“如果光是发点书，赚点钱，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太可怕，还不如当农民去种地。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理由是，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成都，听说阿来手里有部长篇，提出带回去看看。这部作品转到了编辑脚印手里。脚印当即判断是部好作品，社里也准许出版，首印1万册，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而脚印坚持认为可以印到5万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极力推荐这本书。张福海将《尘埃落定》带回家，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看得泪流满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5万册。社长问：“赔了怎么办？”张福海说：“赔了扣我奖金！”社长追问：“奖金也不够呢？”他坚定地回答：“那就扣工资！”首印5万册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

《尘埃落定》参加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时，阿来不认识任何评委，更不知道那次评选，终评委是以全票推选的。《科幻世界》刚创办了一个子刊，他参加了南京书展，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奖了。

如今，《尘埃落定》已悄然走过15年，并创下了100余万册的销售纪录和单本图书海外版权量之最，并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尘埃落定》的出版，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而当时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那时的阿来，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在《尘埃落定》出版畅销15年后，他依然深深地怀念多年前纯粹而浓郁的文学氛围。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曾知道作家这个词，甚至也不知道文学。”阿来说，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那上面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文字可以有组合，放得好了，就很舒服。”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而他，对文字、语言有游戏心理。

阿来30岁之前已出版两部作品，这在当时已算功成名就。然而他对自己并不满意，随后就停顿了下来，进行地方史研究。一停就是4年，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电脑上写作的冲动，于是没有任何计划地写了起来。“我中间还停顿了两个月，是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直到意大利队的巴乔罚点球罚飞的那天，才又开了工。”而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来的《尘埃落定》。

对于这部作品的得奖，他却认为，得奖不能解决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说写得更好的问题。有一年，他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的颁奖。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回过头来记者又来问阿来，阿来说：“我也得了小奖，很高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文学奖是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来的，李白为什么写，写《诗经》的人为什么写，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他说，自己是文学“原教旨主义”，一直在坚持文学根本。

阿来有自己的拧，但是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拧”。他不会跟自己的内心拧，也不会和命运拧。“我有点听天由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再拧也别跟那个较劲。人都是有命运感的，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他说，《空山》里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所以不断地去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当然，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是有点“享乐主义”，“我不用非法牺牲文学的方式谋取财富，但是赚到一点的时候，还是愿意享受生活。”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