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色故地寻访之一

文/葛维屏

到上海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我就专程前往毛泽东故居。

我住在上海交大附近，是从瑞金二路向北而行，穿过延安中路的高架桥，便上了石门二路，其实它在延安中路北边叫瑞金路，一过了高架桥，便改成石门二路了，真有一点桔在淮南淮北变异的特征。上海的道路的难摸也正在于此，它很多时候，路走走就没有了，断了头，有时候，明明是按着一个方向走，但它却无声无臭地转换了方向，引上了歧路。在上海，没有一张地图，几乎是寸步难行。连上海的本地人，都提示在上海走路要小心点，不要摸迷了。有趣的是，我在南浦大桥寻找三山会馆的时候，一个当地的老者竟然向我问起路来，向我打听地铁四号线在哪里，我只好无奈地以摇头作答。

按图索骥，左拐上了细长的威海路，向西而行，在这里，看到路北方向，有一排石库门的墙壁，后边是一片拆迁后的旷地，觉得倒是挺别致的，没走多久，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红色的标志牌，标明“毛泽东故居”在前方不远处。

于是，又向前走了不远，便来到了南北向的茂名路，走了十几步，边上一个不显眼的铁门上，突然跃出了“毛泽东故居”的字样，但是大门紧闭，无从找到入口。在它的边上，是一个小区的入口，走了进去，看到门房里有一位老人在那里昏昏欲睡，我便问道：“毛泽东故居在哪里?”那老人见惯不惊地说：“就在那一边。”

“但是它怎么没有开门呢？”抱着这样的疑惑，我重新回到仅与它一墙之隔的铁门前，仔细地看了一下门上贴着的说明，才知道，星期一它是闭馆的。

不由大失所望。后来在许多的潜伏纪念地，都挂着星期一闭馆的招牌。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来，加上星期六、星期天所放的两天假，那么，这些纪念地的工作人员，就一连休息三天，或许他们会在这期间进行纪念馆的整理工作，但也不至于连续着需要三天啊。而且，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开门，下午四点就开始闭馆了。中午还有一小时休息，如此说来，这些纪念馆对外开放的时间只有六个小时左右。这样开放的时间未免太少了吧。

大概在星期三的时候，我又从其它的地方赶过来，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四点零四分，发现大门又关上了。

正好大门前有一群操着广东口音的人，也准备进去，敲了铁门，一个方形脸的中年保安走了出来，说已经关门了，说四点关门，我又看了招牌上的时间，似乎标明着的是“四点半”闭馆，我希望面前的这人，能够看在毛泽东的份上，通融一下，放我们进去，因为很显然，这些纪念馆，其实十分钟就可以看完，我也是希望能够看看屋内的结构。因为这样的住地，实际上，已经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的情况面目全非了。

那个中年保安实在是铁面无情，冷酷地说明天再来吧。对他的感觉顿时大坏，觉得他是满脸横肉，令人生厌。

但仍然恋恋不舍地滞留在门口，正在这时，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敲门，那中年保安很快把他放进去了。

借此机会，我赶快来到门前，向那个冷面保安，温言相求：让我们也进去吧。

那保安有一些不耐烦，说：已经关门了。

我问：那他怎么进去的？

那保安说：他是工作人员。

那一位矮个子中年男人圆脸，拎着一个包，转过脸来，看着门外，露出呵呵的和蔼的笑容，并且笑出了声音，好像他很能理解外面进来一睹真面目的游客的心态，他的笑容很让人温暖，但这不足以温暖那个保安的冰冷无情。

这时，我听到里面的接待小姐对着那个矮个子中年男人说：哦，您就是鲍正安（隐约听到是这个名字）先生？

那矮个子圆脸男子称是。

然后他被热情地迎进去了。

由此可见，他也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但他来的时候，肯定预约过，很可能他是一个研究人员，要到这里来进行一些情况的沟通与了解，他风尘仆仆，手里夹着一个公文包，如果不是抱着研究的目的，应该不会在下班的时间特地来到这里的吧。

后来回来的时候，特地用此人的谐音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希望能够找到此人是研究人员的证明，但是也许我听的名字太不真切，实在难以确认此人是谁。

但我们只能被拒之门外了。

与那群似乎是一家的广东人聊了几句，抱怨说明明四点半才关门，怎么没有到四点就关门了。那广东人里的像是领队的小个子男人，倒是很宽容，说，那明天再来吧。

我只能无奈地离开了这里。

我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天，就是星期五，特地把来到毛泽东故居的时间安排在早上，九点多钟，以确保我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天不再给我留下遗憾。

这一次，我直接选择了在附近的地铁站上了地面，沿着茂名路向北直线而行，在九点多钟赶到了毛泽东故居。

大门开着，一切顺利。我扬长而进，门口那个方脸保安，在那里端坐。从我三顾“故居”的情况来看，我与他已经是三次觌面了。我朝他斜视着，问了一声：可以直接进去了吧。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露出让我望而生畏的阻挡动作，轻飘飘地点了点头，于是，我像一个成功者阔步而进，进入到这一日后中共最伟大的开创者的潜伏地点。

看了一下资料，这里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的地方，毛居住的时间在1924年2月至年底。这里也是上海唯一对外开放的毛泽东寓所纪念地。

说这里是毛泽东的潜伏地，应该也不够准确。因为在当时的1924年，毛泽东来到上海，身兼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双重身份，当时正在国共合作时期，毛表面上是为国民党工作，安全系数相对较大。

毛同时把妻子杨开慧、她的母亲及孩子都带了进来，所以，在屋子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与杨开慧及孩子的蜡像，使这个房子里，弥漫着一股温馨的家庭气氛。

而在这个屋子的展馆里，还出人意料地看到了毛岸英的事迹展览，里面有不少刘思齐捐赠的物品。应该刘思齐曾经多次来过这里，也很看重这里。

应该说这里拥有毛岸英少有的享受到的父母俱在的亲情氛围，而且是在大上海这个东方时尚之都里。这里的当年的历史人物，他们后来的人生之路，基本上都是远离这个城市的，他们也像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他们曾无限接近这个现代都市的繁华，近在咫尺，但是，他们只是擦肩而过，走向了他们的各自的命运。

这一点，睹物思人，令人生出几分惆怅。

毛在这里的国民党机构里工作应该并不开心，受到了排挤，到当年年底的时候，他百病缠身。不同的资料上，说他的病是不同的。有的说是精神衰弱，头痛，血压高，有的说他大便不畅，等等。生病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借口，毛泽东在长征前夕被免去职务的时候，也是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因此，毛泽东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所称的生病，是否是他的一种工作不顺心的借口，我们不得而知，但联系到毛泽东后来能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长征之途，想来当时才三十出头的毛泽东不至于身体状况达到不能工作的严重地步。不管是真的生病，还是找到的托词，到当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上海，回到湖南去了。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发现。上海对于中共来说，在胜利之前，只能是一个潜伏点。中共的最高机关，也正经历着一个从上海这样的都市向边远荒僻地区迁移的过程。

进门向前，看到山墙下是一座毛泽东一家的铜像，其乐融融的一家，毛泽东坐在椅子上，手拿着一本书，毛岸英站在地上，向父亲张开手，而杨开慧抱着一个孩子，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全家人似乎都在她的掌控之中，这似乎是一个女人的最快乐的时候，用自己的站着，护卫着全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女人从来是一个弱者，但她们对家庭的担当所表现出来的韧劲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使人觉得女人在这一刻弥满着笼盖四野的圣光，这可能也是女人更容易与圣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然后左拐，便来到了门前的小路，三座房门朝外敞开。从资料来看，这三座联体房子，其中只有一所是毛泽东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天长日久，后来的回忆者也无法确认是哪一幢了，于是便将中间的那一所屋子列为故居，两边的房子便用着了展览馆。现在看到，屋子的内部结构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根本不是当年的居住的实景，至少这三幢房子，当年应该是各自隔断，分属于三家，现在其内部结构却是打通的。

从第一间进去，是一个毛泽东的事迹展览。对毛的后来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但毛的青年时代的历史知之甚少，看到了他在广东，在上海，在长沙的一些活动情况，其中他参与的工人罢工活动，显现出他也曾经是城市革命的信奉者，这只能算是他的革命的探索期，只有他回到了农村，他才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的正途。看了这部分资料，心里默想，回来一定要把毛的前期历史找出来仔细看看。

然后从楼上便过渡到中间的一间，这里是毛泽东故居的默认地，在楼下，看到的是毛与杨开慧的居处，，里面有一家四口的蜡像，光线很暗，里面的真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当时还吓了一跳。他们住在前厢房，后厢房，住着杨开慧的母亲，我注意地看了一下，前后厢房的顶上，是木格子隔着的，似乎并不能隔音，不知当年的实况是如何。楼上住的地方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居处。

最后一间是毛岸英的纪念内容。

然后，就走出了大门。

在里面看不到有参观者，只遇到一个外国小伙子，像苍蝇一样没头没脑地东探一下，西探一下，他可能根本看不懂墙上的内容，但他能够摸到这里，看一看毛泽东的故居，也说明是慕名而来的。屋内随时都可以看到值勤人员。

在最后的一个门堂里，两个中年妇女正坐在屋里的椅子里，大嘴嗑牙，东拉西扯，把风景地作为休息聚会之所，他们应该是打扫人员。

出了门，前面是不通的。据称，前面的房子已经拆掉了，唯一保留了现在这幢三间房子，在城市里显得前不靠山，后不着店，孤零零的。

重新走回到大门，看到一个妇女骑着车，带着一车的月饼，一直骑到门前。可能是采购月饼，分发福利了吧。

里面是可以照相的。发现各个不同的纪念地，对照相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坚决不让，有的可以网开一面。不知何因。整个参观，用了三十多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