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璧故事】走后门

走后门

文/同龄人

      走后门，这一说法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于七十年代，消失于八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后期，农村社员逐渐能吃饱饭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大大提高了。而商品供应紧缺，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想买的商品买不到，就要想办法托人买到，这就要“走后门”。例如：大姑娘谈对象，向男方要彩礼“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有的还提出要名牌的，自行车要加重“永久牌”或者轻便“凤凰牌”的；手表要“上海牌”全钢防震防水的；缝纫机要“蜜蜂牌”或者“蝴蝶牌”的；收音机要“红灯牌”或者“春雷牌”的。男方办喜事还要买烟、酒、糖、肉等物品。这些商品都很难买到，必须千方百计地去走后门购买。往往是人托人、脸托脸，拐了九曲十八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所需要的物品置办齐全。那时，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布票，买布只能够成年人做一身衣服，或者买一床棉被里子。供销社棉布门市部有布头（不够做一件衣服的）卖，布票减半，布款不减，必须找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到。说起来令今人笑掉大牙！

       我讲三个真实的、有趣的故事。1972年夏天，公社供销社卖空的化肥袋子（尼龙的），一元五角钱买两个空袋子，染了能做一条裤子，只有走后门才能买到。当时有人编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块半钱做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染青（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

      1978年中秋节，公社供销社给社直机关工作人员每人发2斤白糖票，没有发给中学教师。老师们受不了这窝囊气，就把怨气发在学生身上。刚好，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女儿是那所中学的学生。节后，这两个女生去上学，被老师赶了出来，并且说：“回家让你爸教你吧！”

      还是1978年，我在公社畜牧兽医站当站长。畜牧兽医站和供销社门连门，我经常到供销社食堂去吃饭，与供销社主任也很熟悉了。我想买一辆自行车，盯住供销社主任好长时间，走后门才买到一辆长征牌（最孬的牌子）自行车。什么永久牌的、凤凰牌的、飞鸽牌的，你想都别想。我就纳了闷了，同样是社直机关单位负责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原来，那时人们以有没有后门可走，把机关单位分成三六九等。流行一种说法：“穷的是银行，富的是商店，不穷不富是医院”。为什么那样说呢？因为，那时银行业务往来公对公的多，社员存、貸款的人很少。再者说，银行的钱再多，那是公家的，职工个人不能用一分。我们县有一个信用社职工贪污公款一万元，被判处死刑枪毙了。商店包括所有收购和销售物资的部门，其中窍门多、油水大，有人巴结有人求走后门，是众所周知的吃香单位，世人羡慕嫉妒恨！那时的人，虽然生活水平低，但是生病的也少，也没有人谈养生、说保健的，每一口人每年交一块半钱的合作医疗费，就能看病不要钱。那时医院虽然有人求，但是不象商店那样炙手可热，所以说医生护士是不穷不富的。

      不仅购买紧俏商品需要“走后门”，而且想办成事情也要“走后门”。那时，招工、招生、招干、参军，临时工、合同工转为正式工人身份，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等等，事事凭关系，样样须求人，不走后门你就办不成事。尤其是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整天在生产队里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嘴上喊着：“扎根农村干革命”，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干？”眼巴巴的看着别人走出生产队。谁能走后门进工厂、上大学、当上兵，算谁有本事、有能耐。那时候，走后门主要是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关系不铁再意思意思。托人办事，人家说“研究研究”，想办事的人觉得有门，就心领神会为“烟酒烟酒”，买点东海烟和大曲酒送去。当时，流行一句话：“小白棍（香烟）神通广大，一三五（白酒）诸事能成”。还有一句话：“提鸡提级”，说的是想提升一级工资，要提小公鸡送给经办人。

       当时有人以在社会上吃香或者不吃香的程度和走后门的能力，把人分行业排列为十个等级：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医生），四是方向盘（司机）……九是臭老九（教师），十是老社员。如今，当年的“臭老九”变成了香餑餑；那时连赶集上店，走亲戚、串朋友，只要离开生产队，就必须向队长请假的老社员，现在打工走遍全国，甚至迈出国门到外国打工；人们想买什么商品上超级市场，超市里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任人们选购。近几年在网上定购物品，坐在家里等着收快递，既方便快捷又价廉物美。“走后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千变化、万变化，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千好万好还是改革开放好！

作者：  马香俊;灵璧县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灵璧家园网资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