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时尚年代，传统服饰不再排他
阿兹特克帝国的步兵战士，有自己风格的羽毛背旗
走进一家日系快时尚的门店，你可以看见几件T恤：有的印着随性的黑人涂鸦，是美国非裔传奇画家巴斯奇亚的作品;有的印着日本浮世绘名作《神奈川冲浪里》;另一些印着好莱坞可爱的动画角色小小兵。
T恤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发明，还有什么服装形态比一件白T恤更加简约呢？它是工业时代大批量制造的产物。一般的说法是，T恤是1898年美国海军发给士兵的内衣，然后很快扩散到民间海员、工人等大众群体中。现在我们知道的T恤，已经是世界上最普及的一种服饰。
也是在20世纪初年，首倡现代极简建筑风格的阿道夫·路斯宣告了“装饰即罪恶”，他说的不只是建筑还包括时尚装扮。对他来说，凡是古典风格、装饰繁复的服装都令人厌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住民又是最糟糕的：“巴布亚人用刺青图案覆盖他的身体、他的船、他的船桨，所有他能用手触及的地方（都填满图案）……现代人当中，会给自己刺青的只有罪犯或堕落者”—换言之，理性简约等同于道德。
20世纪一度成了由整齐划一的制服所统治的年代，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见证过来自政府或群众运动的服饰现代化、集体化，这些服饰景观往往给人们留下了对于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记忆。而所谓的民族风或地域美学，或是多元繁复的时尚风格，往往受到严厉打击，直到20世纪晚期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后现代主义、反文化运动、文化遗产保存运动、民族主义复兴，令它们再度现身街头争奇斗艳。
法国时装大师圣罗兰
法国时装大师圣罗兰的崛起十分具有标志意义。他从1960年代开始，把非洲风、中国风、印度风的系列作品接连推上展台，让非裔超模坎贝尔登上Vogue杂志，把高端时尚带入一般消费者市场。北非出身的他说过，是摩洛哥教他如何运用色彩。这可说是最高的赞誉。在20世纪时装界，民族风经历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过程。
霍皮族的童趣与科幻
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视觉文化里，或许可以说美国西岸霍皮族特别有卡通的童趣感。首先，他们喜欢穿大斗篷，这使得整个人的轮廓趋向于三角圆锥形，再加上常用大面积的抽象马卡龙色作为图案，远离具象写实的纹饰，20世纪早期的瑞士先锋派艺术家，便把这些服饰视为抽象艺术的灵感来源;以现在的眼光看，则像是数字时代流行的像素艺术风格，或是独立绘本插画家的作品。
衣着打扮不仅是文化符码或美学考量的产物，而且是从环境里取材的一门技术。
某些传统文化的面具，有时令人不适，或者叫人看不懂。比如，外国人看到日本有着“殿上眉”与黑齿的能剧面具，常感诡异;西非科特迪瓦的贝特族有一种所谓的蜘蛛面具，外人难以凭造型判断出是什么，只知道面部长出大量奇特触角;霍皮族的面具毫无这种问题，虽然看不懂，但毕竟可爱就是王道。
顺带一提，霍皮族年轻女子的双髻盘发造型也是一大特点。《星际大战》电影中的莉亚公主与阿米达拉女王，都是从霍皮族借来双髻发型的。风格前卫的冰岛歌手碧玉，也曾在专辑封面上头顶这种造型，营造出妥妥的外星感。
不过在现实历史中，霍皮族是靠着长久的抗争才使文化得以延续至今。西班牙殖民者从16世纪到18世纪不断试图控制他们，处于劣势的霍皮人面对西班牙士兵败多胜少，有的只能逃到偏远山区，而被控制的村庄则面临文化灭绝的危机—传教士在他们的祭坛上改建教堂，挨家挨户销毁霍皮族传统的“卡奇那”木偶。
“卡奇那”木偶长得很可爱，大概有200多种造型，各自代表不同的自然力量或元素。它们长着萌萌的大头，穿着各种色彩斑斓的服装，一般是用来教导霍皮族儿童认识宇宙间的各种精灵。每个孩子都要好好保管他们的木偶，在季节性庆典的时候，这些“卡奇那”会以真人版本召唤现身，载歌载舞好不热闹;现在的霍皮族工匠，偶尔还会把动画里的小小兵或米老鼠也都变成“卡奇那”木偶，或许不会出现在祭典上，但也算是一种传统的与时俱进。
地域特色的形成
当地域文化模式的复兴显得不可忽视，人类学视野下的服装研究则提供了包罗万象的案例，让人好奇各种传统文化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虽然很难从历史上追溯证明，但是把时尚衣着当作一门技术，或许可以帮我们比较适切地理解服装的地域差异。
同样是战斗装束，古希腊的迈锡尼人用野猪牙做头盔，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用棉布加上皮革制造软铠甲，大洋洲的基里巴斯战士穿的是刺河豚甲胄;西非的成年禮上，有浑身披着蓬松棕榈叶的表演者;东南欧的祭典舞者，则浑身是又厚又长的白色羊毛。衣着打扮不仅是文化符码或美学考量的产物，而且是从环境里取材的一门技术。假若古代东欧人要制备大量棕榈叶、蒙古人要用刺河豚做盔甲、西非雨林里取绵羊毛，一样都很困难。
霍皮族女子
即使在古代，风格与技术也会跨地区传播，而个别地区也可能殊途同归地演化出类似的技术。技术传播最有名的案例，或许就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以及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从中国取得活蚕的故事;风格的问题，可以从16到18世纪波兰著名的翼骑兵来看，这种骑兵背后插着羽毛大旗的造型，来自更早出现的奥斯曼帝国骑兵，逐步散播到塞尔维亚、匈牙利的军队中。
奥斯曼帝国骑兵的造型，可能更早已起源于中亚甚至东方，毕竟西汉就有了身插羽旗的“羽林骑”;至于近似的功能或风格，也完全可以独立演化—阿兹特克帝国的步兵战士，就有自己风格的羽毛背旗。军队之外的例子，以把盘状装饰物放进嘴唇的“唇盘”为例，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等地都有，在巴西的许多部落也都见得到，它们显然是各自形成的。
衣着装扮一旦传播到不同群体，原本的象征意义会被重新编码。结构主义宗师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面具之道》里，就叙述了一个面具经由通婚传入不同的部落后，被赋予了正好完全相反的意义，而另外产生的一个特征彻底颠倒的面具，却有着相同的意义。
T恤甚至有点像是体现着20世纪晚期以来，欧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社会秩序。
在全球化的流通过程中，服饰风格的远距离传播跨度更大，接触的文化更复杂多样。当人们感觉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感觉到来自异文化的陌生挑战令人不安，也就产生了回归坚固秩序的心理。传统服装的原教旨主义者表达着这种渴望，甚至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彼此相争。
文化挪用与融合
在快时尚品牌的T恤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设计师以大批量生产的极简T恤作为空白画布，在胸前印上来自世界各地域、不同亚文化的装饰图案。人们要印什么就能印什么，这是以现代极简形式来搭载包罗万象的文化符码。
门店里另一区域贩售的格子衬衫虽非T恤，模式其实也很相似。它的起源是苏格兰格子图案。在古代，不同地域的氏族用不同花样来识别彼此。现在的快时尚衬衫用同样的版型套用不同颜色的格纹布料，消费者在款式间任凭喜好选择。
在快时尚品牌的T恤上，人们可以在衣服上想印什么就印什么
上文提到过阿道夫·路斯的简约现代主义，哲学家阿多诺在1965年也曾评论过。他说，装饰这种东西多半是过时生产方式的残余物。這里，他点出了美学风格形式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但是，这位穿西服打领带的老哲学家，倒没有机会看到像T恤这样的技术如何可以镶嵌不同的地域与时代风格（来自不同生产方式）。T恤甚至有点像是体现着20世纪晚期以来，欧美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社会秩序。
T恤形态试图容纳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社群，条件是它们都接受T恤的形式收编。这是非常有吸纳力的模式，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现实中，T恤、汉服、伊斯兰面纱、唇盘、燕尾服等完全不同的形式间，仍然可有严重的冲突。各文化的成员不见得都满足于把自己塞进T恤胸前小小空间的那份多元文化“社会契约”里。
全球化语境下的快时尚企业，自然是尽力适应跨国差异。去年，日系品牌进军印度时就开了一条新的产品线，专门推出印度设计师的库尔塔长衫。要知道，传统服饰至今仍然占有印度市场的最大份额。
优势族群像是已解决了全球化与地域传统间的矛盾，举例来说，我们很少听说苏格兰人对于格子图案被四处挪用有什么不满，甚至格子图案被理解为苏格兰高地对全世界时装界慷慨的施舍好了。苏格兰人自认他们的启蒙思想家是打造现代世界的先驱，曾经有一个经济学会，替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设计了新款式的纪念格纹，但这不过是点小趣味罢了。亚当·斯密本身是个不大有民族情绪的苏格兰人，他赞同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主要因为这样市场规模更大一些。
相较之下，弱势族群更容易感觉受伤。2002年维密时尚秀中，超模克劳斯头顶北美原住民的羽毛头饰、穿着豹纹内衣登台，遭到批评，事后维密官方与模特公开道歉。国内的汉服文化爱好者，对于北美原住民的感受应该不乏理解者—虽然大多数人都乐于看到外国人尝试汉服，或者把汉服做出改良或当代化，但是各种不同态度的争论始终是存在的。
其实，谁都乐于看到自己的文化得到推广，甚至也愿意试着融合，背后的根本在于获得尊严与认可的心理，还有自主意志是否得到伸展。苏格兰服饰曾经被政府法令禁止，对于骄傲的苏格兰人可谓耻辱，但1822年英王乔治四世以身作则穿上苏格兰裙，逐渐给了苏格兰人尊重的感受;另一个例子是，许多韩国歌手常被批评随意挪用黑人文化元素，这使得BTS防弹少年团这样的团体开始致力于进一步融入黑人文化。
文化元素要无障碍地传播是很难的，多半就是在交流的一张一弛中逐渐扩散，不过这不也就是服装的逻辑吗？服装本身就是用于遮挡与裸露，民族服装的边界收放始终灵活。服装始终是人类学习如何自我表达，以及如何彼此相处的媒介，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