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幕上，为什么满屏是“太真实了”“过于真实”？

“太真实了”“过于真实”，如果你经常刷视频或“吃瓜”平台，一定对这两句流行语不陌生。早在2018年，“真实”一词凭借近50万次的发送量，当选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年度弹幕热词之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每每，在网络看到贴近现实生活或自身日常的桥段之时，我们总是忍不住感叹一句“真实”。它代表着我们获得的共鸣，也被用作一种赞美之词。而“真实”最近的一次火，可能是网友发现了兼具“纯真”和“野性”的丁真。

走红网络的康巴汉子丁真。

尽管我们很难定义何为真实，也很难辨别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无疑我们喜爱真实感。从真人秀节目到草根短视频，“真实”成为它们在市场突围的重要特质；从杨超越到张雨绮，“真实”被很多人视为她们最具魅力的品质。

我们推崇“真实”而非“虚假”，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真实”成为一种美德，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几百年前才发生的一场价值转向。

那么，在今天，我们又因何迷恋真实？在情感商业化和工具理性的时代，真实面临着怎样的威胁？又为什么说，在真实稀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挽救一种叫做本真性的道德理想？

撰文｜甘甜

从真诚到本真：

道德生活中的两种真实观

“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莎士比亚（图片为《莎士比亚名剧动画》画面）

197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围绕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与真实问题，在哈佛大学开展了一个系列演讲。

特里林追溯了诚

（sincerity）

与真

(authenticity)

这两个血脉相连的观念的起源与兴起。他认为，在16世纪之前，一个人往往既谈不上是真诚的，也谈不上是不真诚的，真诚与美德无关。真诚最初并不用来指人，而是被用来形容物，意思是“干净，完好，或纯粹”，譬如，真诚的酒，即是指没有兑水掺假的酒。

《诚与真》，（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著，刘佳林 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直到约16世纪晚期，“真诚”才成为欧洲道德生活中的一个新要素。这里所说的真诚主要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不伪饰、冒充或假装”。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原因主要与社会环境有关。16世纪，欧洲封建秩序逐渐解体，促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流动意味着机会，一个人不再被固定在出生地，而有可能脱离他们原属的阶层。当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试图突破旧有的束缚之时，横梗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欧洲，尚未出现足够多的、供以实现阶层跃升的职业。于是，将表演、伪饰作为一种工具，通过欺诈、谄媚、阴谋诡计来获取财富与地位，成为频繁出现的现象。这反映在众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伪君子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物类型。作为一种对社会变化的回应，真诚由此得到重视，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

而随着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增强，真诚又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当人们纷纷进入城市，生活在陌生人之间，才拥有了“社会”的概念。社会为人们的行为设置了一系列的规范。此时，无论是出于实际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谋利的欲望，言不由衷成为普遍的事实，表演被理解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真诚这种品质的吸引力式微。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 著，龚小夏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人类学家阎云翔，曾研究过一个中国村庄里年轻人择偶理想的变迁，他发现了类似的转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老实在村里是一种被欣赏的品质。老实意味着诚实、可靠、可信任。村里的姑娘都愿意找老实的男青年当对象。但改革开放之后，老实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推崇，村民们认为老实人容易吃亏，对家庭不利。在阎云翔看来，老实是封闭社会所推崇的品德，一旦出了当地社会的小圈子便可能成为短处。

当真诚的吸引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本真性的兴趣。何为本真性？它的德语词汇eigentlichkeit源自eigen，意为“我自己”、“属于我的东西”。在西方哲学里，本真性的含义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从真诚到本真，也就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特里林认为，20世纪的人不再像过去的人那样，关心欺骗他人的问题。相反，他们最为关注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欺骗。

这种转折又是如何发生的？关键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当人们普遍需要扮演多个不同角色时，才形成了强烈的“外部社会”与“内在自我”的意识。这促使一个人去思考，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他是否本质上是他自己，而非外在力量要求他成为的人。对本真性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的普遍道德信念。

工具理性与情感商业化：

真实遭遇的两重危机

当每个人暗地里把他人当作工具时，循环相报，总将轮到自己，于是人与人之间就相互疏离了；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工具时，跟自身也就疏离了。——赖特·米尔斯（图为骑着摩托车的他）

在今天，我们为何偏爱真实？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稀缺。这种危机，既源自个人的选择，也是机构管控的结果。

从个人层面来说，当代人趋于理性化，人格沦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人的社会行动有一个经典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行动，指通过理性计算设计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指，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顾条件、后果如何。两种理性并不对立。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张。本应该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事情，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投入-产出比来评估。事物本身的价值被遮蔽，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其有用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描述他接触过的这样一类大学生：课上听讲极认真，点头、微笑，与他互动，课下也积极与他讨论所学内容，一来二去，赢得他的好感。后来，申请留学，请他帮忙写推荐信，他欣然同意。而此后，这个学生就再没出现过。钱理群这才发觉，那些点头、微笑全是投资。

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可能为了获利主动选择不真实。而当个人的人格从属商业逻辑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迫选择不真实。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取代众多与机器互动的工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说法，一个“人格市场”正在兴起：从前，工厂里的劳动力，用自己的时间、体力换取工资；如今，服务业中的雇员，不仅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出售自己的人格，以挣得薪水。在人格市场中，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种情绪状态，都成为可以且需要批量生产的商品。

电影《浪漫天降》（2015）剧照。

从空乘人员训练有素的微笑中，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确认了这一趋势，她称其为情感劳动。在入职培训中，空乘人员不仅要学习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如何感受和如何表达感受的规则，都由公司设定。受训者被反复规训，她们工作的稳定性与公司的营利都有赖于她们的笑脸。“笑容是你最大的资产，用好它。”因此，即便是面对乘客无理的要求、甚至是冒犯，她们也被迫要保持耐心和微笑。依靠情感劳动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人格被公司征用，被程式化、标准化，且难以逃避。

尽管就职业而言，并非所有工作都是情感劳动，但情感劳动的现象愈发普遍。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被迫营业”。“营业”原本是个娱乐圈用语。一个正在营业的艺人必备的业务能力就是“表情管理”，他要能掌控自己的情绪，在镜头面前保持最美好的那一面。现在，“营业”一词被泛化，白领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某种工作状态。比如，此前热议的“职场塑料五件套表情包”，几乎成了工作群的标配，尽管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并非和发出去的表情一致，甚至私下绝不会使用这些略显土味的表情，但为了显得友善热情，为了工作沟通顺畅，不得不频繁使用它们。

情感商业化对真实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不是不想真实，而是常常无法真实。如果真实了，就可能被批评为“不职业”。很多人因而会自嘲是“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通过与职业角色疏离的方式，确认自我。

一个事实是，在今天，我们的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无论是个人主动地利用自己的人格，还是机构有组织地管控员工的情感。而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情感越是受到管理，那么，我们就越是看重未被管理的情感。”从杨超越到张雨绮，她们凭借“真实”圈粉无数，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暂且不论）

我们今天如此迷恋真实，只不过因为真实太稀有。

本真作为一种道德理想

我们该如何挽救它？

我们出生时乃是原创，怎么死的时候却成了拷贝？——爱德华·扬格（图为电影《甲方乙方》剧照）

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我们认同真实，另一方面每时每刻的真实又是不可能的。倘若我们依靠虚假的自我获得认同，我们又不可避免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陷入意义感危机。

“做真实的自己。”困惑于生命意义的现代人，在关于人生选择的种种讨论中，总能听到指向本真性的劝导不断回响。

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本真性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想。它指引我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以更具个人独特性的方式生活，重拾生存的意义。问题在于，人们对本真性有太多误读，致使“忠实于自己”常常滑向浅薄的“以自我为中心”。

误读主要根源于一种价值主观论。简单说，就是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赋予的，而非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体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善的生活就是每个个体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追求的东西。”类似的话语，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它早已在自媒体上流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一生”。

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样的观点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关于什么是较好的生活，难道真的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当我们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是主观的，一方面它使真实沦为自恋，导致不加约束的自我放任，因为只要是我珍视的，就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将导致我们对自身以外事物的漠不关心，因为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性理想》，（加）查尔斯·泰勒 著，程炼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一种真实？查尔斯·泰勒认为，每个个体的真实与他人紧密相连。本真性理想的实现，必须在对话中完成。

原因在于，首先，“自我”并非单独凭借自己生成的。人出生时只是动物，在与父母等重要他人的互动中，习得语言、行为规范等知识，才渐渐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们的观念，我们感受世界、定义自我的方式，都来源于社会。其次，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道德背景，它界定着事物的重要性，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自我的独特性，就来自于我与其他人的重要的、有意义的差异。譬如，一个人并不能因为自己恰好是唯一有3723根头发的人，就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因为这种差异并不重要。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将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晚现代社会称为“独异性社会”，如今，能够吸引人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商品，而是具有独特性的“真”的文化。一个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一些劳动者的“真实自我”也正在被机构转化为商品。

真实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曾几何时，传播学者用“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来描述互联网。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从网络中感受、寻找真实。在庞杂的城市生活中，“附近消失了”，邻居、外卖小哥、小区门口的保安，这些身处我们周围的人，反而成为面目模糊的存在。

当理性化无可避免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当数字媒介进一步包裹我们的生活，我们愈加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关于他人的真实，或许只有回到日常的、琐碎、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我们才能有所发现。而对自己的真实，则是我们有可能掌控也应当追寻的，因为在真假难辨的世界里，它们是我们生存意义感的一种依恃。

除了正文所列书目，本文还参考了：

[1]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3]孟芳. 本真性理想的再审视——对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理想的解读.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39-43.

[4]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作者｜甘甜

编辑｜西西、李永博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