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被人遗忘的另一面
汪天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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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6
汪天艾
2004年，荷兰豪达，一个以奶酪和烟斗闻名于世的小镇。一位荷兰的西班牙语研究者在这里的古公墓中发现了一座斑驳的墓碑，上面刻着“玛尔瓦·玛丽娜·特里尼达·德·卡门·雷耶斯（1934-1943）”，这个西班牙语名字里“雷耶斯”的拼写还错把“y”写成了荷兰语的“ij”。那个时候，世界还不知道，这个“雷耶斯”的姓氏继承自一个叫“里卡多·埃列塞·奈福塔里·雷耶斯”的人，而这位雷耶斯先生有另一个写进世界文学史的名字：巴勃罗·聂鲁达。
十年后，荷兰当代最好的女诗人之一哈加·皮特斯在参阅大量史料并对相关人物的访谈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玛尔瓦》，以第一人称让这个伟大诗人从不提起的女儿从死后的世界里讲述自己以及许多和她一样被伟大名字遗弃的孩子的故事。2018年初，这部连获重要奖项的荷兰语小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封面上温暖的绯红色调和植物标本一样的锦葵工笔全然无法驱散书中文字带来的寒意，比这个季节浸透马德里的冬雨更加挥之不去。
1934年8月18日，在经历了一场有如交通事故般惨烈的艰难生产过程之后，玛尔瓦出生于马德里，聂鲁达正在这里担任智利驻西班牙领事。如同给一首诗找到题目，诗人给自己新生的女儿取名玛尔瓦·玛丽娜，意思是“海边的锦葵花”。彼时，无论是他昏迷在病床上的荷兰妻子玛丽亚·安东内塔·哈根纳尔，还是几周后前来恭贺新生儿的宾客们，甚至可能连诗人自己都不会想到，短短两年后，他会像扔弃一页残缺的诗稿一样将这朵海边的小花丢进记忆的垃圾桶。出生后玛尔瓦立刻被医生包围，婴儿脑积水的症状明显，抢救开始。聂鲁达在病房外度过了焦急而不眠不休的几夜，写下《我家中的病》和《母性》两首诗。一周之后，诗人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的女儿”很漂亮，蓝眼睛，并且幸运地遗传了自己的嘴和孩子母亲的鼻子，他没有提到脑积水的事，只是写道：“虽然战斗还没结束，我相信我们已经赢了大半，现在就等她长点体重，很快变得胖胖的”。又过了几周，医生宣布玛尔瓦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出院，但是万般叮嘱，她需要持续的、非常多的照顾。对聂鲁达而言，他这时才感受到命运的绳索无声地收紧。哈加·皮特斯笔下，玛尔瓦的精魂这样评述道：“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医生最后这句话道出了苦涩的现实：我余生无论长短，都需要持续的照顾。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我父亲也只能活一次的一生中，我都将消耗着他。连他也不能复制自己的生命长度。他耗费在我身上的每一刻，都是他在文学与永恒上的损失。”
玛尔瓦出院之后，聂鲁达在马德里的诗人朋友纷纷前来拜访，当时她超乎正常大小的头部还没有后来那么明显，戴上帽子躺在摇篮里并不易被察觉。聂鲁达兴致高昂地对朋友们不停说着“看我的女儿多么漂亮，多么可爱”，到访的客人哪怕发现异样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仿佛所有人都被一块丑闻之石塞住嘴巴，而这块石头就是摇篮里无辜的婴孩。与聂鲁达一样在多年以后加冕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阿莱克桑德雷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我上了楼，巴勃罗将我迎进去，'她叫玛尔瓦·玛丽娜，过来看看。多么神奇啊，我的女儿，世上最漂亮的孩子！’他快乐地望着摇篮。我走过去，他拍拍我的背，说，快看快看。我靠近：一个巨大的头颅，令人无法平静的头颅，仿佛所有缝隙都被吞噬只剩下这个：爆裂的头颅，无情地、不停地增长，直到失去终点。这个小生命（她是吗？），望着她，我无法不感到疼痛。”——在那一天，阿莱克桑德雷发誓在当事人尚且在世的时候绝不发表这篇日记。
正如医生所预料的那样，玛尔瓦的生命虽然没有危险，她的头却继续涨大，身体比例继续失调，各方面的行动能力也都受到限制。在给朋友的信中，聂鲁达写道：“我的女儿，是一个完美诠释了荒唐的存在，像一个分号……”分号：大头，小身子。这位曾在多少澎湃诗篇中将意象玩弄于笔尖的伟大诗人，面对自己的女儿，只能给出“分号”这样的描述。反是那两年常来探望的另一位诗人对小小的玛尔瓦有形似却温情太多的比喻。在《献给初生的玛尔瓦·玛丽娜·聂鲁达的诗》中，加西亚·洛尔迦将她写为“跳跃在旧浪之上的爱的海豚”。内战阴影逼近的那两年，西班牙连续经历反抗与镇压的社会动荡，聂鲁达冲在以笔为剑的第一线，同时也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德莉亚。他如常地参加与文人、政客、革命者的聚谈会议。反而是另一位和加西亚·洛尔迦一样将在几年后因内战失去生命的年轻诗人常来推着玛尔瓦的小婴儿车带她去公园散步，好让聂鲁达的妻子有稍许喘歇的空间。那时，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刚刚失去了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悲痛中他渴望玛尔瓦能逃脱夭折的命运，于是四处奔走求医，并将玛尔瓦带去自己父母位于海边的家中度假期，期盼炽烈的西班牙阳光能帮助她复原一些力量。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刚刚燃起的硝烟中，为了妻女的人身安全，聂鲁达将玛尔瓦和她的母亲送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当时的情人德莉亚：“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共同生活的幸福未来。我只想让你赶紧过来，我觉得很孤独，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自己剪了指甲，虽然有点困难，但是没有了玛露卡（聂鲁达对第一任妻子的称呼），我觉得重获新生”。同年11月10日，聂鲁达写信给妻女，告诉她们西班牙已不安全，她们应该立刻前往荷兰避难，而他不会与她们同往。信中关于将来的安排他只字未提。这一年，玛尔瓦两岁。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当聂鲁达为在内战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写下《给死去士兵母亲的哀歌》时，他自己女儿的母亲在几次写信请求丈夫寄钱未果之后，为了能够有时间打工赚得抚养玛尔瓦的钱，只能将孩子寄养在豪达小镇上一家虔诚的教徒家庭，一个月才能坐火车去看她一次。二战阴云笼罩物资紧缺的年代，这家好心人尽全力照顾着玛尔瓦，她在那里活到八岁，下葬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场。玛尔瓦的母亲哈根纳尔将消息发电报告诉了聂鲁达，并在去信中请求他帮助自己逃离荷兰。聂鲁达没有回复。
当聂鲁达写下《致斯大林格勒的新的爱歌》控诉法西斯时，哈根纳尔正在被纳粹占领的荷兰残喘求生。纳粹获得的个人档案中，饱受丧女之痛的哈根纳尔因为与聂鲁达的婚姻关系而自动登记为智利人，和许多居住在荷兰的外国人一样，她被暂时扣押在威斯特伯克中转营等待被德军送往奥地利的利伯瑙用于交换己方战俘。这原本是她逃离战火与压迫最后的机会，一旦抵达利伯瑙重获自由之后她就可以办理移民拉美的手续。然而，在不曾与她本人沟通的情况下，聂鲁达直接写信给处理移民手续的外事部门，表达不希望哈根纳尔离开欧洲的意愿，此时，哈根纳尔才知道聂鲁达已经单方面解除了二人的婚姻关系好与德莉亚成婚。在那以后，在世界上已无亲人的哈根纳尔（她的最后一位家庭成员、她的母亲在二战中死于日军在印尼的集中营）依靠微薄的打工收入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1965年去世于荷兰海牙，埋葬在如今早已被改建清空的无名墓碑下。三个月后，她的死讯由当地的教会牧师写信告知聂鲁达。这封荷兰语的信同样没有得到回复，玛尔瓦的母亲死时仍保留了婚后的姓氏。
巴勃罗·聂鲁达，这位一生不懈不屈的斗士，他为弱者发声、与不公对抗、歌颂爱之珍贵伟大的每一行诗都是真实的，而他面对女儿“荒唐”的生命展现出的自私与逃避、面对第一任妻子的冷酷也是真实的。在小说的世界里，死后的聂鲁达与遥远时代的苏格拉底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作者借哲学家的智慧之口问出心中的疑问：“尊敬的聂鲁达先生，如果你真的认为众生平等，要给弱小者、不能发声者以声音，你怎么会遗弃你自己的女儿，从不提起，当她也是一个脆弱而需要你的生命？”书中虚构的聂鲁达给出的解释是，玛尔瓦的生命已经是一场必输的战役，因为知道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因而他要将时间与精力给予更多尚能被挽救的人。在书信中我们也确实读到他告诉朋友“这个孩子会死的。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然而，诗人真正的答案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无论是他生前的任何访谈与文章，抑或是洋洋洒洒四百多页的回忆录《我承认，我曾历经沧桑》中都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只字不提，仿佛她从未存在于世。
德国作家歌德在他晚年创作的小说《亲和力》中探讨过“自主选择的亲缘关系”这一命题，不同于尘世之间被溶于血的亲缘捆绑的人际关系，在哈加·皮特斯勾勒的身后世界中，人得以凭借自主选择与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遵照这个设定，小说中的玛尔瓦得以同与她一样因为病患或残疾被知名的“天才父亲”们遗弃的孩子共同生活，其中一个小男孩叫丹尼尔·米勒，他是剧作家亚瑟·米勒的儿子，在他出生一周之后就被父亲送进了康涅狄格州一间条件极为恶劣的收容院（八十年代这间机构因为虐待病患而被关闭），从此被从父亲的日常与公众生活中抹去。在亚瑟·米勒题为《时光枢纽：我的一生》的自传中，一次都没有提到过他。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世人从不知晓这位以《推销员之死》等探讨罪责与道德的作品闻名于世的剧作家有一个罹患唐氏综合症的儿子，米勒也几乎从来没有陪同丹尼尔的母亲去收容院看望过他。无论是出于羞耻、自私还是恐惧，他始终没能接受“拥有一个有缺陷的头生子”这个刻在自己生命内核之上的事实。
仿佛奥登复写的《暴风雨》故事里的普洛斯佩洛，艺术家望进镜子，期待着出现被爱丽儿的灵感加持以后光芒四射的自己，看见的却是卡列班可怖的容颜。不知道，八十多年前，聂鲁达是否也曾从同样的一面镜子前仓皇而逃。
责任编辑：孟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