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付长珍
近代以来,中西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本体论的事实,会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追求。不仅治中国哲学的学者一定要研习和借助西方哲学,许多最初专治西方哲学的学者后来返回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创造,以至成为大家,如冯友兰、金岳霖等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真正有建树的人,几乎都兼通中西哲学。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学科规制上的原因,现在大学哲学专业不同二级学科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学科壁垒,由此造成了彼此隔膜,有些还相当严重。这些情况当然不利于哲学的创造,也不利于哲学的教学。因为现今大学的哲学教育,一方面当然要培养专家;另一方面也许是更大量更重要的工作是为素质教育服务,即为了全体学生提升智慧境界、锻炼思维能力服务,这就更需要体现哲学的会通穷究的本质。意识到这一点,中西哲学的沟通与对话越来越引起哲学界的重视。当前,对现代性的探讨成为中外哲学对话的焦点。2003年2月28日至3月2日,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由教育部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发起的“中西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华东师大哲学系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印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这一次名家云集的盛会,以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话的方式,将对现代性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对现代性的关注已成为中外文化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西方许多大哲学家都对现代性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中国学者近年来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但与西方的学者相比,我们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因此,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发生现代性的中国就更为重要。中国既面临着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又遭遇了西方当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这就非常尖锐地摆到了学者们的面前。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中西哲学对话的方式来探讨现代性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代性是人类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现代性过程正受到现代性僵化、异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怎样实现合理的现代性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如何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现代思想之间找到沟通的渠道?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认真思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困境。如今,技术的现代性不断以全新的方式作用于人类,它意味着新的生活空间和传统的一种断裂。要回应这些问题,仍需要我们作出崭新的理论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对现代性的关注已成为中外文化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西方许多大哲学家都对现代性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中国学者近年来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但与西方的学者相比,我们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因此,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发生现代性的中国就更为重要。中国既面临着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又遭遇了西方当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这就非常尖锐地摆到了学现代性是一个性质非常复杂的重要问题,这是与会学者的共识。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及特征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未完成的谋划”(哈贝马斯语)。就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合理形态而言,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其一是现代性的反传统性,或者说是扬弃传统的超越性;其二,现代性具有建构性的特征。它对传统的超越,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以扬弃传统的现代建构形式取代传统的建构形式。有学者指出,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现代性应包括两个因素:真理的观念和解放的观念。拯救人类,解放人类是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有学者通过分析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指出现代性是对一个传统的整体而言的,包含很多复杂的性格。它实际上是西方的历史包括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它经过了十个世纪的积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理论背景。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即近代、现代和后现代,而各个不同的阶段有着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或符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应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应是一个合理性概念,即不仅是现存的,还应是理想的,而追求这样一种理想即合理性或适当性乃正是人类的目标和天性所在。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人类、对各个组群都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性,学者们着眼于不同的问题视域,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可以理解为现代文化的一种自我批判,是对现代化过程、后果中所渗透的基本原则的自我反思,也涉及到对现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中国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成熟阶段,不具备充分自我反思的条件。但是在文化的融通特别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参照,同时也应自觉地参与这个过程。有的学者则更为强调中国哲学的传统资源,认为尽管现代性进程中有许多趋同的方面,但是各个族群、各个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中仍包含着自身的现代性要素。对这些源于传统的现代性因素的讨论,尤其是各个不同民族传统中的现代性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的智慧更符合人类未来的发展,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反而更值得我们批评。讨论现代性问题,一定要注意中国本土的精神资源中能够为世界所提供的贡献。还有学者以“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态度”为例,指出中国现在被迫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回应,这种被迫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犹太人那里就发生了。考察犹太人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和法国大革命以后新的处境是如何来回应现代性的,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近来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多重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所谓多重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化在各个本土的实现有关。有学者认为,多重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同时又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的规范性内容恰恰预设了多重现代性模式背后的单一的核心“强烈的反思性”或“自我纠错的能力”,值得我们深人探究。长期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除了少数几位大家表现出了创造性,更多的是梳理和论证,一般的研究者缺少一种创作意识和原创精神。有学者认为,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缺少哲学意味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价值取向优先,而不太在意论证的思考结构是否深刻。其二,是把考据当作论证的内容,掩盖了治哲学史必须研究哲学的情况。其三,简单地照搬西方哲学的概念整理中国哲学。有学者进而指出:哲学上的对话.除了涉及理解、沟通以及由此所达到的共识之外,还应包含一种建构性原则,建构的过程中同时应有一种世界哲学的意识。所关注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视野而应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关怀、应当关注带有普适性的人类问题。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时所利用的资源不能停留在单一的传统中,应具有更为宽泛的视野,能够利用人类思维至今所达到的各种成果,来回应我们的时代问题。就哲学的现代性而言,现代性的思想核心就是近代哲学所体现出的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原则、前提或假设。我们对哲学现代性的理解尚缺乏深人的领会,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理解和研究,而且影响到我们对丰富多变和复杂的西方整个哲学的看法。如何用我们传统的资源返本开新?马哲、中哲、西哲三大学科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也有一个对现代性在理论上加以透彻理解的问题。有学者在谈到中西哲学传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认为我们应直接面对西方哲学的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通过解读发现其中的联系。这样就同时吸取了现代性的资源和批判现代性的资源,以此再来反观中国哲学的传统,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现代性,有学者强调应当注意协调两个矛盾。即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性与哲学史内容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设释者的现代性与被诊释内容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这样研究哲学史才能为构建有现代性意义的当代哲学理论提供哲学资源。学者们认为,对现代性的探讨,既要采取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又不能离开历史的考察。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与西方的差异,以及中国本土资源所起的作用如何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思与持续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