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发 | 孙可望与李定国
孙可望与李定国都是明末清初大西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在反明抗清的战场上各自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可是，迄今三百二十多年来，关于二人的事迹、矛盾和功过的研究与评价都存在着许多不科学、不公正的地方。在历史舞台上，孙可望成为白脸丑类，一直受着嘲讽、辱骂；李定国成为红脸英雄，一直受着颂扬、崇拜。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维持，是由于在过去的历史人物评价中长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看大节”，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研究方法。关于孙、李二人的功过、评价及其过去的那种研究方法是大有商榷之处的。本文试作刍议，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
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艾能奇都是大西农民军的骁将，同为张献忠的义子，曾赐姓张。孙可望和李定国作战都十分勇敢，“每遇敌，可望能率部下坚立不动，贼中呼一堵墙”；“所至破阵屠城，而定国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孙可望年长知书，李定国“计虑筹画少次可望”，义军将领中称呼孙可望为大哥，“故献忠平日一切密谋，惟可望独参之。”1644年8月，张献忠攻破成都后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十二营，各统兵十万人，孙可望与李定国“俱称千岁”；张献忠在原蜀王府内建东、西二王府，孙可望住东府，李定国居西府。1646年（顺治三年），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时，对于后事作过安排，“献忠有子尚幼，乘醉扑杀之，谓养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终不令幼子为人擒，尔终为世子矣。’”本年十一月，张献忠牺牲于四川西充、盐亭二县之间的凤凰山（坡）。此后，孙可望、李定国等收集残部南下，克重庆，占綦江，1647年正月入遵义，三月攻贵阳，入云南。
张献忠牺牲后，起初“众无主欲散”，后来“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众咸推其能”，迅速解决了领导人问题。众义子中，本来已有些成见，但此时“一时无主，权相统属，非心服也”。这矛盾至占领贵阳后又尖锐了，表现在领导人和去向问题上，孙可望要率众趋岭南、入海，李定国坚持向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众将领激烈争论的结果，孙可望放弃了趋岭南入海的主张，同意联合南明，在云、贵、川、桂地区发展；众人设坛而盟，服从孙可望的领导，并决定恢复本姓。领导人和去向问题的解决，使大西军余部得到了稳定、巩固和发展。
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余部，从1647年进入遵义起，政策有了改变，从两充兵败至“南陷重庆，杀如故。明年正月入遵义，始不杀，略贵州，趋云南，又去伪号，称明将军。”大西军在新的形势下，改变了过去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复仇主义的掠杀，只对顽固抵抗者进行镇压，更多的是争取一同抗清。
当时，云南正发生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的叛乱，明朝黔国公沐天波兵败走大理。孙可望等以“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为口号，平定了叛乱。孙可望劝降明臣杨畏知，同他相约三事：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此人在云南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义释结约收到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孙可望又釆纳昆明诸生金公趾的建议，派遣刘文秀入永昌（保山）将所获的沐天波的传世之宝全部赠还，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词，劝说他共同抗清。沐天波在云南土司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以他的名义招抚土司，诸土司纷纷归附，出兵认饷。借助这两着棋，大西军收平了云南。
1648年（顺治五年），大西军余部进入发展的极盛时期，众至二十万。孙可望称国主，设六部，以干支纪年。虽然官吏多半是明朝官吏、封建文人，但最高裁决权却操握在以孙可望为首的义军手里并且驭下极严，“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孙可望带领的大西军按照老传统，结合新形势建立社会秩序：严保甲，定丁制，榷盐税，铸钱币，造兵器，供什物（养兵及其家属），广建置（建立太庙）。大西军占领区，差人踏看田土所出，与百姓平分；招抚百姓回家复业，困难者给予耕牛和种籽；“凡金银铁等矿，听民自备工本。凡有利于民者，无不举备”。另外，提倡寡妇改嫁，整理街衢桥道，令民植树于门，遇年过节还大放花灯、唱戏。一派太平景象，“百姓不知有交兵者”。
这时期，孙可望不仅遵循着张献忠的遗志行事，而且还建立太庙奉祀张献忠，称之曰：“老万岁”，凡有大事必先去太庙告祭而后施行。整理货币、铸钱也称“大顺”钱（后称“兴朝”钱）。孙可望“为联合恢剿”和在义军内部大树自己的威望，请求永历政权封以“秦王”称号。秦王，原是张献忠的称号。孙可望在奏疏中讲道：“先秦王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当然，南明君臣是不愿意封予这样称号的，孙可望也非“秦王”称号而不受。1650年（顺治七年）9月，孙可望自称秦王，改云南省为云兴省，云南府为昆明府，自称曰“孤”，“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称李定国，刘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抚南刘”，凡商讨军国大事，李定国、刘文秀皆左、右列位。
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孙可望派兵至南宁诛杀了阻挡封秦王的明永历诸臣，桂王朱由榔“乃封可望为秦王”。孙可望曾上疏邀请桂王移跸安龙（安隆、安笼），疏中曰：“臣累世为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漱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孙可望虽然求封，但并未拜倒在封建帝王的丹墀之下，而以自己是关西布衣、累世力农和在大西军中的地位为荣。
1652年，在清兵追击下的朱由榔不得不接受孙可望的邀请，带着扈从五十余人移跸安龙。孙可望对永历皇上“本室礼仪，一切草简”，岁致银八千两，米百石，随行文武官吏俸赏，全向秦王报销；“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伪衔，复铸八叠伪印，尽易本朝旧印。……太庙，庙享三王：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也。拟改国号曰后明。”孙可望为着抗清而保护、尊重永历政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的。但是，永历君臣毕竟是寄人篱下，不能享乐腐化，为所欲为，尤其是对于孙可望保持的那些农民阶级的革命色彩感到不满。朱由榔说：“可望待朕无复人臣礼”，大臣们攻击说：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廷内外臣子，稍忤其意，则击斩随之”，“立毙杖下”。孙可望针锋相对驳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当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大西军余部自与南明封建政权联合以来，南明君臣总梦想着改造、吞并这支革命队伍。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明四川巡抚钱邦芑遣使招抚，孙可望回答说：“我辈称王已久，求钱巡抚具疏，封我为王，我当举全滇归朝廷矣。”孙可望不卑不亢，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钱邦苞招抚未逞，又无意于联合，便向白文选挑拨说：“忠义美名也，叛变恶号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义乎？”白文选受其蛊惑，之后曾向钱邦芭表示：“折箭誓必杀可望”。桂王移跸安龙后，这种腐蚀、挑拨、改造和吞併，与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的反改造、吞併，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就更激烈了。永历君臣无力推翻孙可望，只有在义军内部寻找代理人，达到分裂和瓦解义军的目的。
二
社会的动荡，历史的变迁会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新变化。家长制下，一旦家长去世，便会产生兄弟分家。张献忠死后，众义子之间的矛盾突出来了，“众无主欲散”，但是，当时有强大的敌人（清兵和地主武装）的压迫，只好抱成一团。按当时的情况，自然是孙可望当主要领导人。王尚礼说：“自然应尊大哥为主。”艾能奇说：“大哥有学问，我等不及，自当尊之。”于是，“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但“非心服也”。潜在的矛盾，一遇合适机会便会表面化。本来是大西军内部个人的意气间的矛盾，可是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便会逐渐帯上政治色彩，成为大西军余部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众义子中，能与孙可望抗衡的自然是李定国了。
李定国对于孙可望的领导地位表面上是同意了众议，但心里却不以为然。他十分不满意孙可望的居大、固执的世子作风（其他将领也有不少意见），二人的矛盾还不只在于此，而主要是由于在对时局的看法和应釆取的方针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的出路何在呢？李定国思考的结果是：“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乱，怙恶不抚，决裂至是，吾辈胆义素不后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归复明朝。”刘文秀也十分赞同这个想法。这与孙可望的“先秦王荡平中土，训除贪官污吏”，“恪遵先志”，联明抗清而“自雄”的思想大相径庭。因而，李定国“多不悦可望所为，每事相抵忤”。
孙可望称国主，有利于当时胜利的巩固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李定国对此十分冷淡，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孙可望为了压服李定国，同王尚礼策划了1648年4月1日演武场的闹剧。事前，大家约定届时主帅到场才扯旗放炮。那天，李定国先到场便放炮升帅旗，大扫了孙可望的面子。孙可望大怒，说：“目中无我明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众人劝说，孙可望坚持要当众责罚李定国。李定国说：“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照汝为首领，遂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并吼道：“谁敢打我！”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定国忍怒受责，孙可望才下了台。这件事，一说明了二十八岁血气方刚的李定国目中确实无主，只有“兄弟耳”，表面上的尊孙是对外的暂时需要；二说明了孙为了压李而一意孤行，并做出了不利于团结的过火举动。虽然杖责后，孙抱李痛哭“以大义而辱弟”，李定国也口称"我今服矣”，而实际上从此之后二人更加离心离德。
这年八月，平定了沙定洲之乱后，关于发展前途，李定国又劝说可望：“闯、献两帝，辛苦二十年，蹂躏遍天下，至今身死业隳，究无寸土，而□□（清兵）坐享渔人之利，甚可悲也！吾辈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今絜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刘文秀、白文选都十分赞同，孙可望不听，“且疑其有异心”。
在强大的清军面前和南明封建地主阶级的包围中，一股投降主义的思潮泛滥，大西军余部将领中愈来愈多的人听从李定国，这使得孙可望迫不及待地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杨畏知向孙可望挑拨说：“王与二将军比肩而起，不借虚名，无从耆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听从了这番话，但坚持要“秦王”封号。在对待封号上，李定国又劝说：“果尔受封，便为朱家臣子，不可复作贼也。”杨畏知又对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陈说忠义，指明邪正”，二人“深悦其服，独可望阴贼，外唯唯，内循献忠所为。”1651年，孙可望察觉杨畏知的阴谋活动，大怒欲杀，李、刘二人劝说：“我辈欲图大事，如此人，还宜留之。”孙可望处死杨畏知，引起了李定国等人的不满。
李定国“不以威凌士类”，永历君臣看到了希望。桂王说：“出朕于险者必此人也”。原明云贵总督范鑛说：“真天与公赐大明恢复宗社也！”1649年（顺治六年），李定国向永历君臣表示：“可望扶明，我则与之共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无难也，恢复中原之责，有定国在，乞勿念。”
1650年，明威清道黄应运劝诱李定国说：“天子方悬赏以网罗英雄，未有不许将军者。……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黒虎，扫荡不庭，而闻风义从者络绎交助，天下谁敢敌将军者？他日分茅昨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今将军舍万世不朽之功业而不王不薪，传舍州郡，非良图也。”此番话一拍即合，李定国立即相与献血，盟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侦知此事，将黄应运捕杀。李定国闻此消息，“心怨之，自是不受可望节制矣。”
李定国的思想和立场急剧变化，“倦于为盗，思自洗濯归正”。1652年，他开始尊孔。此后，李定国开始了以“忠义为先”，归明反清，称王称霸“图万世不朽之功业”的生活道路。他早就注意兵马的扩充与操练，注意拉拢知识分子；战争中，“凡部下所据之物，定国必兼取之”，“子女玉帛，定国无不私厚”。李定国的变化，南明君臣了如指掌。大学士吴贞毓、太监张福禄向桂王奏报道：“定国忠勇，虽出盗贼，实与可望异趋，为国之心，如青天白日。”在“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抗清大胜利之后，李定国更不把孙可望放在心眼里了。孙可望对李定国一方面忌恨，一方面笼络，“以王师印授定国，招之还”。李定国怒斥道：“可望安得擅行封爵，……今置永历帝于何地？”永历帝已成为李定国唯一至高无上的崇拜偶象和唯命是从的君父。
李定国在战争中组建了自己的一套军政班子，又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一切，使孙可望更加忌恨，骂李定国曰：“滇蛮以忠臣义士自居”，李定国骂孙可望曰：“盗贼终不可共事也。”双方矛盾白热化了，便诉诸武力。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8月，孙可望派冯双礼去柳州夺李定国的兵权，结果冯兵败被俘归顺了李定国。
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开仗，使大西军余部终于分裂了。桂王再次密敕李定国去安龙“迎驾”，并赐“屏翰亲臣”金印。李定国对于桂王的密旨和晋封，“无不感泣”。李定国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1655年，桂王封李定国为晋王，并以血字诏书要他入卫安龙。李定国在密疏中署名“藩臣李定国谨奏”，加以“屏翰亲臣”的赐章，表示“臣今统兵迎扈……辄行移跸。”1656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李定国迎驾成功，移桂王入云南。从此，永历政权的“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李定国夺得了永历这块招牌，孙可望气急败坏，于是拉开了最后的决战。由于孙可望多年不注意继续发展抗清力量和革命事业，而热衷于巩固个人的地位；义军内部矛盾重重，“同室操戈，人多不值可望”。双方一交战，可望军迅速瓦解，诸部相率而降。孙可望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带着家属、随从等数十骑去长沙投降了清兵。
孙可望降清之后，“晋王权倾中外”，遂了归明称雄的“初志”。他“诚心辅佐”，“大矫可望之失，小心臣节，事帝尽礼，供帝极丰，不以威凌士类。”他还挟持一大批大西军将领归顺南明，要他们盟誓：“同辅朱氏，背之者死”，“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断其头”，“某某不与晋殿下戮力同心，报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向。原旧人不听指挥者，“诛戳频行，内外惕息。”。刘文秀受挟持，愤极而死，王自奇谋“叛”被诛。
李定国完全封建化了，成为南明政权的一个忠臣。1662年（康熙元年），当桂王被处死于昆明的音讯传来，李定国“仰天大恸，痛绝于地”“披发徒跣，号踊抢地，两目血泪，不食七日而死”。
翻检史籍，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历史是十分清楚的。1646年前，二人为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政权的建立英勇奋战，立下了功劳。张献忠死后至1652年，孙可望带领大西军余部，继承着张献忠的遗志在云贵川桂地区发展，在联明抗清中坚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此时李定国对于前途有不少模糊的认识。1653年后，孙可望为巩固地位而加剧内閧，逐渐失去群众，而李定国在永历君臣的腐蚀拉拢下成为“忠臣义士”。最后，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归明，原大西军余部成为一支为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与满洲贵族争夺天下的武装力量。
可是，为何三百二十多年来的评价却是忠奸两分、美丑异类，孙可望完全被否定，李定国一直受到褒扬呢？
叶梦珠评说：“定国与可望同起于盗，独能以臣节终”；“定国拔身强盗，归附孱主，百折不回，誓死不仁，虽以乱始，能以正终，亦人杰矣！”
宋世犖评说：“彼李定国者，本逆贼之爪牙，乃能怖然改正，璽焉勤王，目不知书，心惟报国，……竭犬马之力而不辞，老节如申包胥，心迹如张士杰，可见桑榆之非晚，松柏之有节矣。”
原来，李定国有如此的“晚节”。此外，封建地主阶级表彭李定国还有一个用心：
“更喜晋王李定国以流寇之渠魁，洗心易辙，竭忠为帝，……克全忠孝之终，岂不为千秋之一鉴也夫。”
这就清楚了，封建地主阶级希望李定国的偶像永远成为“斩木为兵”、挺而走险的农民起义者的典范，借以瓦解他们的斗志，泯灭“犯上作乱”的思想，使他们忠实地成为封建主义的驯服工具。有的封建士大夫认为，只要经常宣传李定国，“天下安有白头贼”。
解放后，贬孙褒李的方面有了区别：歌颂李定国是抗清的民族英雄；斥责孙可望是反李定国的“分裂主义者”，降清的“汉奸”“叛徒”。五十年代时，有的文章有意避讳“大节有问题”的孙可望，涉及大西军余部领导人时也把老大作老四列于最后。六十年代有的文章认为，“李定国一生最大特点是'大节无亏’，能揭竿而起，反对地主阶级，能严辨夷夏之界，坚决抗清，因而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七十年代初，孙可望作为投降派、叛徒而被人辱骂，李定国作为坚定的彻底革命派被歌颂。八十年代，有人写专文《论孙可望》，其论曰：“孙可望，虽然在反明封建统治和抗清斗争中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他从个人的野心出发，……大搞分裂活动，破坏抗清斗争，并终至无耻叛变降清，给农民革命事业和抗清斗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今天看来，封建文人的评议显然不足取；至于解放以来的评论，似乎也大有可以商榷之处。以“看大节”来评价历史人物，似乎难以周全。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往往具有多面性，很难一语定论，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历史变迁时期的人物，往往是几反几复。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似乎得以人论人，以事论事，以时期说时期为好，这样能使研究工作正视历史客观实际，对历史人物也能作出较公正的评议。
另外，评价孙可望与李定国不能不涉及抗清问题。关于抗清问题，洪焕椿先生有一段论述：“顺治末、康熙初是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民族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各族人民首先是汉族人民，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而是希望国家更开明。这个时候的抗清运动，已经失去它的进步性，仅仅成为永历王朝和清政府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斗争。”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洪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值得我们在研究孙可望与李定国时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