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随笔》2020年第五期，有李长声先生《武田百合子与〈富士日记〉》一文，写到女作家武田百合子去世后，女儿武田花谨遵遗嘱，将其日记和遗稿悉数销毁。长声先生站在作家立场，对此举是赞许的。并附带提到，司马辽太郎因担心被视为礼赞战争，生前一再拒绝将代表作《坂上的云》搬上银屏，但到他死后，遗孀终于同意出售影像版权，“如果死人也有人权的话，这不就是最大的侵犯么？”
但坦率说，我的感受正相反。我是爱读司马辽太郎小说的，其作品多有中译本，唯独缺了这部《坂上的云》——想来是由于小说写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无忌讳吧。若非出售了影像版权，我就看不到大河剧《坂上的云》了呀！是的，抱歉了，我是宁可司马的遗愿被违背的。作者遗愿的问题，作者遗愿能否违背的问题，正是我近来较关注的。因为这有关当世最为人瞩目的两大学术偶像：陈寅恪，钱锺书。前些时候，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引起一阵争议，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陈寅恪生前表态“不欲用简体字”“请不要用简体字”，故视同其遗愿。对此，我不甚以为然，已写过《陈寅恪论著简体化之我见》《什么是陈寅恪的遗愿》两文，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钱锺书，则留下数量浩瀚的学术笔记，中文部分即有一万五千余页，且字小而密，虽有影印版，一般人根本无法卒读，包括我。今有台湾莫尤今先生（网名“视今犹昔”），费了大力气，做了大功德，将笔记陆续释读出来；然而钱锺书生前曾有反对整理笔记的表示，据闻遗嘱执行人因此不许可出版莫君的释文，我们就只能一点一点搜集释文的网络版了。对于陈、钱这样的学术巨擘，我们是该拘于形式，机械地遵守其一时的遗愿，还是该与时俱进，最大化地传承其学问呢？不过，陈、钱的著作俱已化身千万，能不能出简体字本或整理本，毕竟属于买菜求益、锦上添花的事，只算是“小巫”而已，而放眼古今中外，要命的“大巫”还多着呢。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简体横排版《陈寅恪合集》
据唐代何延之《兰亭记》，李世民死前对儿子高宗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结果高宗遂其所愿，《兰亭序》真迹就随李世民葬于昭陵了。此说虽有学者质疑，但我们不妨将之当作真事来讨论。在今人来说，假若《兰亭》果真埋于昭陵，将来倒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可谓焉知非福。但别忘了，这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只是历史的意外后果——在古人来说，拿《兰亭》去殉葬，就意味着它将永埋于九泉之下、永绝于天壤之间了。清初有一桩同样闻名的公案。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画史上的名迹，有人甚至称之为“画中之兰亭”，而此画恰好也发生过《兰亭》式的故事：有位吴洪裕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此画，极为宝爱，相随三十余载，临终时不甘尤物为他人所得，竟欲同归于尽。据其侄子吴子文追记：“先叔父将辞逆旅，欲以为殉，又虑落他人之手，强起焚之。火炽逾时，叔父以不支就枕，余与家昆随掏出火。先是子久卷长三丈，出火时才二丈许耳。”《富春山居图》由此残阙，断为两截，但主体尚存，终不似《兰亭》之湮灭千载。这是本土两个古代的例，而结局是相反的。是该像唐高宗那样服从父亲的遗愿呢，还是该像吴子文那样不服从叔父的遗愿呢？在“私家历史”见到一篇赵博写的《亚当·斯密的临终焚稿》，据其介绍，当斯密自觉不久于人世，决意销毁所有未完成的手稿。他请布莱克、赫顿两位好友来帮忙，两人起初不答应，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当着他的面，将十六册手稿烧掉。所幸还有部分文稿交给了其他朋友处置，遂免于灰飞烟灭，这才有了后来成书的《亚当·斯密哲学文集》。还有，我们不难想到卡夫卡，由于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其身后事更广为人知。卡夫卡曾留下书信，让好友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毁一切”，但在卡夫卡生前，布洛德已明确表示不会执行这一遗嘱。后来，布洛德抱着“我对他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将留下来的一切文本，小说、书信、日记，不论体裁，不论是否完稿，皆编为文集出版。而昆德拉身为作家，大约出于一种自我代入感，遂指责布洛德“背叛了他的朋友”，强调其文学素养平庸，根本无法理解卡夫卡的“美学革命”，他的“绝对崇拜”反而是“对作者的美学意愿作绝对否定”。可是，昆德拉也不得承认：“没有布洛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这是西洋两个近代的例，结局也是相反的。是斯密的友人做得对呢，还是卡夫卡的友人做得对呢？在这两组相反的例子里，遗嘱执行者都面对着类似的困境：要么违于人，做了伦理的罪人，要么违于理，做了文化的罪人。而照我看来，论“情”的话，此事固属难以两全，但论“理”的话，此事却是不难取舍的。简单地说，尊重逝者，不应超出起码的常理，尊重逝者的遗愿，总得看是怎样的遗愿。只要是遗愿，就一定得无条件地执行，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遗愿不当绝对化，它作为一种价值，不能超出于一切价值之上。《兰亭序》《富春山居图》是前人留下来的瑰宝，而斯密、卡夫卡的手稿也是应留予后人的瑰宝。作者固然有毁弃个人所有物的权利，但执行遗愿者，不是也有守护文化遗物的责任吗？孰为轻孰为重，不是明白得很吗？违反遗愿这种事，其实古已有之，在中国传统中早就留下先例。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国大夫魏武子刚得病时，担心爱妾的将来，吩咐其子魏颗让她日后改嫁；等到病重时，又舍不得爱妾离开，吩咐魏颗让她到时殉葬。而等魏武子死后，魏颗则将这位妾侍嫁了人，“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意谓应遵从亡者心理健康时的想法，而非临终错乱时的想法。后来在一次晋秦大战中，“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那位妾侍之父将草打成结子，帮助魏颗俘虏了秦将杜回，以报答其恩义。此即成语“结草衔环”的由来。魏颗对其父爱妾的安排，很令人感动，古人亦传为佳话，足见我们祖先绝非那么呆板地执行遗愿的。若是本人心意已决，“亲自”动手，旁人无法可想，也就罢了。若是将事情推给后人，让后人承担责任——比如破坏文化遗产的巨大责任，算什么呢？后人即便有违其志，也没什么好指摘的吧。近检清末江标的日记，见到有这样一段：“余常见古人书画，后人题记往往曰‘传诸子孙’，又曰‘贻某儿某孙以为永宝’，余窃为不然。书画、金石、碑帖一切玩好，人各不同，故同一收藏家，而各有所好，虽父兄子侄不相合。即偶嗜好相同，不过得一秘本珍藏，或视为手泽而已，决不能心心相印也。故好古者曰癖，癖岂能同哉？彼之重付子孙，以为吾之所好，子孙无有不同好者，直梦语耳。虽通人如乾嘉诸老，皆不能免，亦可慨矣。”意思是说，收藏家总指望儿孙守其遗物，“以为永宝”，而人的嗜好各异，实甚无谓。我以为这是通达之见。天下岂有不散的收藏，收藏家的遗愿，就是用来违背的。最后，还想啰嗦几句，由《被背叛的遗嘱》的论述再回到陈寅恪、钱锺书的问题。《遗嘱》第四章还写到：卡夫卡不爱用冒号、分号甚至句号，同时也不爱分段，“这种削弱关节的倾向——少的段落，少的认真停顿（卡夫卡在重读手稿时，甚至经常把句号改为逗号），少的强调文章逻辑性组织的标记（冒号，分号）——在卡夫卡的风格中是实质性的。”因此，在昆德拉看来，任何改易标点、增添段落，都有违卡夫卡文本的特点。还有，卡夫卡希望自己书用大号字体印出来，昆德拉也强调：“卡夫卡的愿望是有道理的，合逻辑的，认真的，与他的审美观相联系，或者，更具体地讲，与他结构文章的方法相联系。”这样来看，卡夫卡对标点、分段以及字体的种种“龟毛”要求，跟陈寅恪“不欲用简体字”的意愿是类似的；而昆德拉对卡夫卡意志的捍卫，又跟反对用简体字出版陈寅恪论著的态度相呼应了。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卡夫卡手稿
同书第九章又写到：“作者在他的美学要求指引下，经常摈除使他不满意的东西。”克洛德·西蒙不愿重印其早期作品，福克纳不愿留下已刊作品之外的任何文字，但“那些翻垃圾的人”总要翻箱倒柜，出版任何找得到的东西。呵呵，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里所说“他年必有搜集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者，不正是这种“翻垃圾的人”吗？而我，也算一个“作者”，但我是这么想的：作者最好别指望后人对其表述习惯照单全收，也别指望后人只欣赏其亲自圈定的作品。后人会从新的时代新的语境来理解前人，也会从更全面的历史维度来认识前人，他们必然有自己的“接受美学”，不可能对作者百依百顺的。就像演绎哪首古典名曲，怎么演绎那首古典名曲，每一位演奏家都会有微妙的不同。说到底，不管读者怎么去读，终是作者之幸。这一场作者与读者的战斗，作者不妨体面地认输好了。读英国古抄本专家哈梅尔的《非凡抄本寻访录》，第十章提到乔叟临终前有一份“撤稿声明”，指出自己所作多系“人世浮华”的浅薄作品，而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引人入罪”，赫然亦在“撤稿”之列；读英国政论家加顿艾什的《事实即颠覆》，其中《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威尔》一文提到，奥威尔死前表示其小说《牧师的女儿》《让叶兰在风中飞舞》是“十足的滥书”，要求不予重印。当然，大家也都没理会他们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