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穷到奢只在一念之间，聊聊汉代清明简朴之风的形成及发展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中国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个朝代，它由一群白衣卿相建立，它的地基下埋藏着贵族的废墟。它如少年人一般朝气蓬勃，它的人民凭着这样一股锐气，恢复生产，创造出举世的伟业，积累了丰裕的财富，它就是汉。然而，当人们生活安逸富足了之后，世风却渐渐转向清明简朴。按理说，富足之后，上层人物骄奢淫逸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股清明简朴之风，来得让人费思量。
每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列位，且听我娓娓道来。
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1、经济政策对商业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要治愈秦末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将国家从战乱的泥潭拉到富足的文景之治，需要君臣的正确领导和举国上下的配合。这样，一个顺应时代的商业政策就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尽管重农抑商是秦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经济政策的主色调，但汉初，为了更好地恢复国家经济，加之黄老治国的总纲领之下，当时的经济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市场是相对自由的。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吴楚七国兵起时，“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富商无盐氏，在朝廷的讨逆战争中，居然敢向列为候放高利贷，偏偏他最后还连本带利收回来了。对比后世沈万三的遭遇，无盐氏的待遇简直是传奇。
当然，这也许跟朝廷的法度、政治都有关系。仅从货币来说，在汉初短短几十年间，中央的货币就经历了三铢钱、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五铢钱的更迭，况且民间一直有私铸货币，在币值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恕我直言，中央政府很难有什么威信和调控生产的能力。
于是，汉初，商业活动兴盛。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可以说，汉初的商业活跃而遍布各个阶级，富商巨贾，固然都是放高利贷的债主，小商小贩，也有自己生存的门路。
这时候，朝野都是认可商业发展的，和后世的“谈商色变”绝不相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明确肯定了商人的奋斗，这时候的社会风气，非但不是“清明简朴”，反而是“追名逐利”的，甚至在后世儒家看来，也许是“乌烟瘴气”的。这些，可以说是黄老的功劳，但其他学说，尤其是儒学，从来没有放弃向上的努力。汉武帝是汉代治国思想转变的重要人物，说到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变化，在儒学和黄老之间，我们绕不开的一个人，是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代张苍以后，著名的在经济上有大作为的大臣，考虑到具体作为，我甚至认为桑弘羊方为“计相”。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官钱，都是他的政绩。那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他提出的建议，影响深远，为汉代经济秩序的规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桑弘羊去世以后并没有很快地人亡政息，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士子渐渐占据高位，经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清明简朴之风的兴起，是可以追溯至此的，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
2、经济成果显著
汉代经济发展，经济成果也逐渐凸显。首先是各类饮食、器物的平民化；其次是丝织业的繁荣；民间资本的活跃更是市场纵容的结果。当然，不可避免地，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幸运的是，上层统治者不断调整，尽力地缩小差距，缓和矛盾，不使底层人民过于艰难。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次次尝试中，经济秩序逐渐规范起来，这，可说是最为重要的成果。
最后，我们不该忽视的是丝绸之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的凿通，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由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的发达；海外农产品的进入对土著农作物进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中国古代农产品结构的改善；还有海外产品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在轰轰烈烈的恢复生产、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参与的所有人，产生的各种事，尽管看起来和我们所疑问的清明简朴之风背道而驰，但毫无疑问，清明简朴的风气和社会富足、追名逐利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就像基督教文明产生于古典时代一样，清明简朴的风气，也是萌芽于上一个自由热烈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初步对追名逐利有点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古人为什么要清明简朴。
二、清明简朴之风出现的原因
1、楚王好细腰
“楚王好细腰”的典故，主要讲的是上行下效，清明简朴之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自然也是迎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三位“楚王”。
汉武帝
汉武帝的一生，功勋卓著。经济方面，他的贡献，是任用了两个人，桑弘羊和董仲舒。桑弘羊我们已经提过，他的“三官钱”，规范了汉初以来乌烟瘴气的货币市场，我们说五铢钱甚至一直用到唐代开元通宝之前，这里的五铢钱，更多的是指真正规范了的“三官钱”。而他的盐铁官营，从经济层面打击了地方势力割据的经济基础，使国家长时间内避免不必要的内部战争。他的“均输平准”，则起到了调节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
至于董仲舒，这也是汉代历史为人熟知的老朋友啦，然而，诸位可能要问，一个大儒，和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就像丝绸之路的凿通影响了以后千百年的格局一样，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经济的影响，也并不仅仅是重农抑商而已。
说回桑弘羊，无论是从他的主张还是他晚年的政治活动来看，他和儒家都是站在了对立面的，那么，联系他和董仲舒的，除了汉武帝还有什么呢？答案是思想。
尽管两人的思想大有不同，但毫无疑问，正是两人的出现，使得汉初以来混乱的经济格局为之一肃，使得一心追求经济发展的朝廷着眼于小民生计，当然我不是说之前的皇帝，尤其是文景之治就不在乎百姓，但老实讲，减免某地某时的赋税只是治标不治本，而桑弘羊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治本之策，董仲舒则为这“治本之策”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架构。窃以为，汉代的清明简朴，是萌芽于此时的。
汉昭帝
昭帝是什么样的人呢？想到他，脑中的词汇甚至是匮乏的：杀母留子、霍光专权、昭宣之治、还有他多病而短促的生命。但，柔仁好儒用来形容他或许也不算错。不论是由于武帝政策的影响，儒家势力的发展，还是霍光的授意，又或者皇帝本人确实爱好儒家，总之，儒学，这样一个在汉武帝时代粉墨登场的学派，在昭帝时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儒学，从来是推崇清明简朴的。
光武帝。
除了鬼畜的“位面之子”，正经的“光武中兴”，其实光武帝在治国理政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如爱好谶纬之学，如君臣相处。东汉的君臣和西汉有了很大不同。西汉重臣往往是出身草莽，舞阳侯是杀狗的，文终侯是跑腿的，韩信说是贵族后代，就凭一饭之恩，也肯定是个破落户。
东汉就不一样了，“东汉功臣多近儒”，“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气不同也。”
学界说东汉地主是魏晋门阀的滥觞，这短期来看，就是儒家经过大半个西汉之后在上层社会的渗透。这样的君臣相处起来也与西汉有着明显差别，皇帝能容功臣，功臣也熟谙急流勇退。光武帝常告诫大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西汉前期的轻急、任侠，转为“温柔敦厚”。皇帝自然更为欣赏清明简朴不招摇的人才。至于谶纬之学，固不可取，也算是儒家发展中的一个小小分支。
2、外交上的萎缩
很遗憾提到这件事情，但说到汉代之后的清明简朴，外交不利也是一个被动的因素。我在初中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我们都知道汉代抗击匈奴，可是为什么在西汉出现卫霍那样惊才绝艳的人物之后，匈奴是东汉才内附的内附，西迁的西迁，甚至还出现了昭君出塞这样的所谓美谈？
唯一的解释似乎是，在卫霍之后，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连年不利，把事情留到了东汉，东汉偏偏是个经学治国的，于是手段更为温和，满朝君臣拿一个女孩的一辈子做了一次人情。总之，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外交上是大大萎缩了。
我们知道张骞凿通西域，但在张骞和班超之间，西域是几十年的混乱，汉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这块肥肉，又落入匈奴人手中。从地图上看，抗击匈奴有三个重要的方向，一是西域，在武帝后期，对外战争为众臣所不喜，又任用了李广利等这样的将领，对西域的控制日渐减弱；二是辽东，乌桓深受匈奴控制，武帝时期的辽东四郡，在以后的时期被不断蚕食；三是长城，可是一旦等匈奴南下牧马到长城，也就是“坐看甘泉照夕烽”的危难时节了。
掌控西域如同断匈奴一臂，失去西域则会危及汉朝边地，西汉以后，外交萎缩，社会的风气也受到影响。举一个例子，就像清末民国时期，洋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是谦和有礼，而现在我们倡导的是国民的文化自信一样，外交上的弱小深深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样，西汉前期轻急、任侠、张扬，中期以后温和、清明、简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3、崇儒更化
也许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翻来覆去，儒学在其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要从西汉元光元年一个学《公羊》的老大叔给朝廷写了点东西开始说起。从此，儒者的时代到来。上文说到，儒家对经济的影响不只是重农抑商而已。还有重要的一点，在于吏治。清明简朴之风，简单来讲，就是吏治清明，行事简朴。
历代明君都重视吏治清明，很简单，吏治清明，可以缓和社会矛盾，还可以更好地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不然，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墨的难道是庄稼人的几口饭吗？徭役、赋税、安定，安抚民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整顿吏治。
儒家好简朴之风，喜欢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的君子，行事简朴的人做了官，自然也不允许他搜刮民脂民膏，于是有了“学而优则仕”的吏治清明。
另外，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义利之争。西汉中期以后，经济思想逐渐由重利轻义转变为重义轻利，是对过度追求利益之风气的一种纠正和补充。本意当然是好的，至于后来出现了盐铁官营就是与民争利的流氓逻辑和是义非利的矫枉过正，这是当时单纯的学者们没有想到的。
其次，就像法律领域的春秋决狱一样，经济领域也迎来了经学的包装改造。举例来讲，我们常说的重农抑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只是朴素的农本思想，“农，天下之大本也。”但之后，儒者为此找到了经学依据，如“洪范八政，以食为首”。
三、社会风气的延续和影响
社会风气的演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精确到汉代经济和社会风气，儒学的渗透也需要一个过程。
1、经学的经济政策
首先改变的是重农抑商。我们提到，武帝以后，重农的表述有了经学依据，另一方面，儒家更为强调抑商。他们从重义轻利的经学理论入手，论证商业对国家的危害，更也许是史上首次提到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另外，汉代之后还规定禁民二业，崇俭黜奢，这些都是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补充和应用，也都相应提供了经学依据。
社会风气在延续的过程中于是不断得到完善、巩固。东汉在名义上继承了西汉的正统，在实际上也充分继承了西汉的政治经济遗产，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儒学的地位，东汉以后的社会流动性更差了，市场条件也更严苛了，这正是社会风气形成、延续的结果。然而，我们不但要辩证地看待清明简朴之风的影响，还要历史地看待它的作用、功能。
2、社会风气的影响
例如，现在来看，抑制商业似乎是封建时代具有巨大局限的劣政，但这实在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重农，就是维护了封建王朝主要的财政来源，保障了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迎合了士林舆论的喜好；抑商，就是减少了民众的流动性，使社会更为稳定，就是从大政方针上减少了阶级内部的贫富差距，严厉打击如高利贷这样的行为。
总的来说，清明简朴之风的好处，是使吏治更为清明，人民虽不富足，也可以安居乐业，儒家士子修身的要求更高了，总体来讲更为和谐了。这风气的局限——是的，未必不好，但不免有局限——就是对外更为温和了，对内，也从大复仇主义转变为以德报怨。贤良君子或许肚量大，普通人却不免觉得以德报怨实在憋屈。
然而，要注意的一点是，清明简朴之风是有断裂的。虽然之后的历朝历代，朝野都推崇清明简朴，歌颂清明简朴，但，哪怕看在石崇斗富的份上，我都不能说清明简朴之风是一直延续的。但这种风气确实在以后时常阶段性地出现。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反而歌颂范仲淹一天吃一碗粥的事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儒家士子甚至不再排斥经商，但社会上反而出现劝人简朴的宣传。
总结一下，大概是由于两点。一是儒家学说的影响和控制。理学、心学的出现，否定了汉儒，但没有改变学说里对商人的轻视和对商业的厌恶。一是利益受损者对商业发展的反抗。与民争利作为海禁的依据似乎更为广为人知，这不就是官商勾结和皇权国库的角逐吗？
四：总结
社会风气实质上是多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对它产生影响。如题，从穷到奢只在一念间，我们一直在说汉代的清明简朴，然而不可否认，矛盾是一直存在的，上层的奢靡也是曾经大规模出现的，上层的简朴，有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迎合皇帝的喜好。儒学的出现，对以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有它好的一部分，比如以民为本，限制君权。
当然也有糟粕，这些糟粕一部分由于儒家自身的局限，另外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性，如欲壑难填。面对这样的情况，不断完善制度，震慑贪官污吏，就极为重要。在古代，就是防止经学沦为五蠹蛀虫为自己辩护的工具，在现代，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固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经济发展，我们舍弃了一些东西，而现在，正是清明简朴之风大行的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