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与歌的对话：神经病与六叶子肺（作者 徐景洲）

大众对文艺的认识，总是别开生面的新鲜。

　　一次，本地的一位三十来岁爱好写诗的人说，诗人都是“神经病”。

　　一次，一位新疆来的五十来岁写诗的人说，诗人都是“六叶子肺”。

我相信他们都是神智清醒的人，也没有什么自谑狂的倾向，但他们为什么一方面以诗人自居，一方面又将诗人不堪地比喻成了“神经病”和“六叶子肺”呢？

　 不过，“神精病”和“六叶子肺”写的诗自然没有人看，为当诗人而甘愿背上神经病和六叶子肺称号也极少有人。所以，如今，写诗的人不多，看诗的人就更少了。——我不知这样的解释，是否是以偏概全，牵强附会。不过我想，如果连诗歌的爱好者都作此想，诗歌境遇的艰难，也便可想而知了。

　　那一位三十来岁写诗的人又说，只要写的看不懂，就是好诗。

　　接着他便作了一首：“天下雨，一把伞，你湿，我不湿。”

　　我说，这算什么诗呢？天下雨，一把伞，我打，你没打，你湿，我不湿。纯是大白话，大废话，无聊话。这样的诗，我一会功夫就能给你写出一打来。

　　他说：“你不懂了，这叫爱情诗。为什么一把伞，你湿我不湿。因为你爱我，所以你宁愿自己挨淋，把伞撑在了我的头上。”

　　但这样的诗，我立刻在哈哈大笑中作了好几首：

　　天下雨，一把伞，我湿，你不湿。

　　天下雨，一把伞，你湿，我也湿。

　　天下雨，一把伞，你不湿，我也不湿。

……

　　他说我的诗一首比一首好。我说这样的诗，人人可为。

他说是的，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如今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而读诗的人，就更少了。但我想，这样的诗人或者诗，多与少，都似乎与文学的繁荣无关紧要，而且如果大家真的以为诗是可以这样吐口唾沫的功夫就能作出来，那诗歌陷于当前的窘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一位经理唱卡拉ＯＫ，南腔北调，听得人都笑。他却颇自信地自我解嘲道：“歌其实谁都能唱，关键是看脸皮厚不厚。我要是三两酒一下肚，绝对唱得好听。”

　　一位校长唱卡拉ＯＫ，声嘶力竭，听得人都笑。他却颇自信地说：“没有不能唱歌的，就看你能不能拉下来脸。我要是半斤酒下肚，绝对唱得漂亮。”

　　三天之内听到的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关于唱歌的理论，这理论竟与三国曹操的“对酒当歌”颇为神似，而且又似乎很能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呢！

　　这都是流行于民间的关于文艺的见解吧？它对于真正诗或歌的发展，都是无关宏旨的，而且文艺研究家们对这样的见解也不屑一顾，录取此，仅作笑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