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是分裂的欧洲的一个缩影和象征，折射的是奥斯曼帝国与之前历史的断裂，强调的是历史变异，以及种族混合和离散因素造成的巨大异质性；而“东南欧”则反映了该地区历史演化的有机统一观念，追求的是文化共性
光明日报》2021年8月16日第14版
李建军：概念史视阈下的“巴尔干”与“东南欧”
2021-08-18
“巴尔干”和“东南欧”都是指代欧洲东南部区域的名称，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被人们混用，即使研究这一区域的专业学者有时对此也不加分辨。然而，从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能随意混用。本文从概念史视角对这两个名称的由来、内涵与差异作一初步考察，以便加深对该地区区域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理解。
从地理概念到文化区域
“巴尔干”一词源自土耳其语“山脉”。奥斯曼土耳其从14世纪起开始征服欧洲东南部半岛的一部分地区后，根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尔·伊纳尔吉克的考察，奥斯曼人在半岛领地鲁米利亚最初是用“巴尔干”表示“山”的一般含义，后来该词被用来指从东到西分开保加利亚并与多瑙河平行的山脉。这条山脉自古希腊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哈伊默斯”，因此在19世纪之前，“巴尔干”和“哈伊默斯”两个名称同时并用。1808年，德国地理学家奥古斯特·措伊内以为这座山从保加利亚经黑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几乎横贯半岛，正如亚平宁山脉对亚平宁半岛的得名意义，认为该山脉对所在半岛有着相似的重要意义，建议将巴尔干山作为其所在半岛的名称，“巴尔干半岛”由此得名。此后，他的推断被法国地质学家阿米·布埃和奥古斯特·格里瑟巴赫等人进一步阐发。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学者约翰·格奥尔格·冯·哈恩等人发现了以往地理学者的错误判断，指出“巴尔干”所指的山脉实际上只是由保加利亚的老山延展了420千米，没有与东南部欧洲其余山脉形成连贯的地貌体系，于是提出了对“巴尔干半岛”命名的批评。哈恩在1861年出版的《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旅行》中，对于“东南端的整个三角形欧洲”，提出了“东南半岛”的概念。1893年，德国地理学家西奥博尔德·费舍尔在哈恩提议的基础上，建议用“东南欧半岛”来代替“巴尔干半岛”，并将其北界移至萨瓦河-多瑙河一线。
地理名称上的纠错并没有使“东南欧”立刻取代“巴尔干”成为该地区的名称，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对“巴尔干”感兴趣的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在这一名称地理起源的基础上，赋予了其历史文化区域的意义。奥古斯特·莱斯金、古斯塔夫·韦根等比较语言学家致力于发现该地区语言和民间传说中的公共元素，并用“巴尔干主义”来表示“巴尔干那些不相关或仅是近亲的语言所共有的特征”（当然该词的含义在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学家也在寻找巴尔干的历史共性。巴尔干学的奠基人保加利亚人类学家伊万·D.希什马诺夫认为，“巴尔干半岛”是一个长期共存、互动和渗透的波动空间，每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演变而来，使得这一历史区域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另一位巴尔干学奠基人约万·茨维伊奇也把该地区描绘成一个互动的单元，认为其主要受三种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历史事件、文明地带和各民族及族群的迁移。不过他得出了与希什马诺夫不同的结论，突出强调该区域的多样性、复杂性，且认为“文明影响缺乏连续性是巴尔干半岛的特点”。总之，巴尔干成为一个语言、宗教、文化交流互动紧密且高度多样化的区域。
到19世纪末，“巴尔干”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含义，用来指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来的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等。自20世纪初，“原始性”和“暴力倾向”越来越被添加到“巴尔干”的形象之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已遭污名化。尤其是随着民族主义的泛滥，“巴尔干”开始成为侵略、不宽容、半发达、半文明的象征。“巴尔干化”一词也在此背景下派生出来，用于指称地理和政治单位不断裂变的现象。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带有贬义的“巴尔干”作为地理区域的名称再次受到批评，使用“东南欧”一词的呼吁变得更加强烈。1929年，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毛尔强化了将“东南欧”作为半岛恰当名称的观点。用德国历史学家马蒂阿斯·贝尔纳特的话说，“东南欧”将成为一个“中立、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概念。不过，随着纳粹德国对“东南欧”的使用政治化，“东南欧”被纳入第三帝国巨大的经济空间，其中立性很快被否定，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一词在非德语世界的学术文献和通俗出版物中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东南欧”作为地区名称从学术争论中浮现出来，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共性。倡导使用“东南欧”作为分析单位的代表学者是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伊奥尔加。他详细阐述了“东南欧”的历史连续性和凝聚力，以此来批评“巴尔干”命名的不合理性。他不认同茨维伊奇关于“巴尔干”文明不连续的观点，认为该地区的特点是“综合了整个东南欧共有的一种完全独特的特征”。这种综合的主要元素来自古代色雷斯人和罗马人。后来，罗马的秩序被新罗马-拜占庭帝国所延续，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又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延续者，推行的是同样的集权主义和地方自由的混合物”。因此，“东南欧”是多种历史的共通，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基于此，二战后“东南欧”的概念并没有消失。
两种历史趋向的折射
笔者认为，“巴尔干”和“东南欧”的并行混用，折射的是整体主义和特殊主义在这一地区的独特演变。一方面，“东南欧”折射的是整体主义历史趋向。自古以来，这一地区聚合的主要势力包括马其顿王朝、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作为统一的力量支撑着“东南欧”的概念。在巴尔干学家彼德·斯考克和米兰·布迪米尔看来，奥斯曼帝国起的并非离散的作用，土耳其人在将社会和文化凝聚力强加于整个地区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除了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制度的维持，它还通过强加同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效地融合了该地区人民的心态。但是与“一致统一”的“罗马和平”不同，拜占庭和奥斯曼时代的巴尔干地区倾向于“变化中的统一，多样的统一”，且“多样的共性”比“一致的统一”更有效、更持久。因此，这个“大熔炉”不是欧洲的异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积极回归欧洲便是这种地区历史演化趋势的再延续。
另一方面，“巴尔干”反映的是特殊主义历史趋向。奥斯曼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意味着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入侵，加剧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排斥和成见，也加强了该地区在其他基督教欧洲国家的形象。19世纪，这种成见固化为东方主义的烙印，巴尔干成为欧洲的他者。《巴尔干五百年》的作者马克·马佐尔就曾这样断言：“巴尔干的城市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雷茨基和匈牙利学者斯苏兹·耶诺等都认同巴尔干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脱离了欧洲历史。巴尔干学家托多洛娃则得出结论，奥斯曼帝国的因素促成了目前人们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即暴力、半发达等消极特征。从狭义上讲，巴尔干实际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此外，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也是特殊主义趋向的组成部分，以此催生的暴力、种族灭绝更是贬义“巴尔干”刻板形象的构成部分。
总之，“巴尔干”是分裂的欧洲的一个缩影和象征，折射的是奥斯曼帝国与之前历史的断裂，强调的是历史变异，以及种族混合和离散因素造成的巨大异质性；而“东南欧”则反映了该地区历史演化的有机统一观念，追求的是文化共性，强调的是跨越时空的亲缘关系和渗透性。这两个不同概念的使用，取决于强调该地区的统一共性还是异质特性。在当下该地区迈向欧洲一体化的阶段，“东南欧”作为超制度的历史文化反映似乎更受欢迎。但是，只要这一地区最终不出现制度化的同质实体，“巴尔干”这一名称在短期内就不会消失。
（作者：李建军，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