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玲:解读神经症现象之四:谁在强迫我(四)【上】

(4)被自我的良心和责任所强迫

良心和责任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们最不陌生的东西。可它们对有一类人——强迫症、抑郁症患者来说,却如陌生的暴君一样严酷地迫害着他们的身心。

我们并不陌生,许多抑郁症患者最后受不了抑郁的折磨而自杀,许多强迫症患者被“强迫反强迫”折腾得不能过正常生活;但令人陌生而惊异的是,文明的良心和责任为何要施虐文明人?

关于强迫症者究竟被“谁”强迫之现象中,除了我们读到的是被自我的创伤记忆、固执观念、个性自负所强迫外,还有深藏内心的自我良心与责任,在强迫他们追求永远追求不到的完美与自由。

解读良心的施虐性,得先说说良心是什么。说这些又不得不引用权威人或先哲们的思想,因我也有仰视权威的情结和怕指责的心虚。通常情况,为放肆语言助威,似乎找一些“理论靠山”是比较有底气的安全策略(有点像精神分析说的高级防御)。

有关良心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较经典的有,亚当·斯密斯的观点“人对他人的感情,对他人赞成或不赞成的反应是良心的核心”;尼采认为“良心根植于自我肯定,根植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弗洛姆论述到“人道的良心,是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发展其作用的行为、思想,能产生一种内心赞成和正直的情感。权威主义的良心,是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律令、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等内化了的声音,它的力量根植于对权威的惧怕和羡慕的情感”;弗洛伊德说“权威主义良心就是超我”。

弗洛姆和弗洛伊德两人,对良心是怎样形成的及良心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对良心具有破坏性的基点,定位在根植权威主义意识,且权威主义良心跟罪恶感相关。

他们认为,良心之所以成为暴君,是因人内心的罪恶感,是罪恶感让人活在自我谴责的牢笼中。

我觉得,“权威主义良心”理论很符合说明中国文化下的良心形成了 ,但“罪恶感”很不符合国人心理,即便中国是最讲集权或权威主义的民族,但又恰是最缺乏诚信与信仰的民族,因此有人即便干了邪恶之事,都不足以构成罪恶感,我们从“毒奶粉”“豆腐查工程”,以及盛行“假冒伪劣”之现象可以证实。

罪恶感是跟邪恶相连,只有犯下伤天害理之事并有感亵渎高贵信仰之后才有的心理。因此我认为,罪恶感只适合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中国人或中国人中的强迫症患者而言,确切说与良心相关的是“愧疚感”和愧疚之下压抑的怨恨情感。

举一普通例子:18岁的旺娃,高三,他称自己患强迫症有半年了。每天被琐碎想像所纠缠,如别人说句“你小子心不在焉,是想爱人啦?”就会对这句话反复琢磨,有时盯着桌上的书就会对“书”的摆放、价格等做无限联想,一发不可收拾。为此严重影响学习和睡眠,极度担心考不上大学。我问,“依你目前实际成绩,能考上什么大学?”他说“若不是强迫思维,我肯定能考上重本。”“你即便有强迫思维,依现在的成绩能考上普通大学吗?”“能够的”,“那你是不接受读普通大学?”。旺娃非常沮丧地谈了许多,他进初中以来都是重点班的尖子生,若是不能读重本,他会深深内疚,觉得愧对父母、愧对老师,在同学面前肯定抬不起头;如果因强迫思维影响到一般大学都没考上,那真没脸面活了。

对失落的态度,他不是说没勇气活,而是说没脸面活,这是强迫症者过分良心(雄心)的反映——死要面子。他们厚重的面子是一捅就破的自尊,为了必须活得体面,雄心迫使他们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同时,得谨慎别人给不给面子,非常辛苦地活在别人给的自尊里。

像旺娃一样的强迫思维很多,在分析中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1)将预设的“不好后果”归咎于强迫症状,并为消除强迫症状不懈努力;(2)很清楚自己的痛苦是钻进了“控制不住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的恶性思维怪圈,但很不清楚其根源在他们有过分认真和自负的强迫症性个性;(3)比较承认自己内心的不安与焦虑,但绝对否认自己追求完美与完善,或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受自我理想(良心)所驱使所强迫;(4)在他们的过去,都有着比较辉煌,或优秀,或受宠,或骄傲的体验与经历,如今并没有他人施加压力,而只是自我对自己的要求和对自己的不满。如旺娃说“父母原来对我的要求高,现在他们一点不强迫我学习,也不要求我读什么好大学,说只要好好学习就是好样的,只要我快乐就行。可我觉得,不上好大学就不算好样,就快乐不了!”

是什么让一个人对“好”如此执著呢?

一个人若放弃不了强迫症状,本身就是对症状执着。但一个人决不会喜欢症状的,因此执着症状仍然是表征,它背后的某种情结或欲望执著,才是固着症状的核心动力。精神分析认为,人坚持的每一种症状,都象征某种被压迫的愿望。人有任何病症,都是可以解脱他成为不了他想成为的人之痛苦。因为惟有病症才是无能达至目标的最合理托词。

当然,固着症状的获益是无意识的。如旺娃的强迫思维表现,就足够残忍了,因它无法让人清晰地面对现实任务,这无疑使内心“理想我”十万火急!所以凡困在症状里的人,会把全部精力投向思索和铲除症状,而根本不会感觉内心有什么良心(超我)焦虑,不会认为是“理想我”在强迫他履行良心的责任——决不做不行的人。

强迫症患者都是执著“好”的人。他们为何要执着好呢?只有早期太多认同他人给的声音,有太多履行他人要求与希望的体验,才可能在内心内化来自各方的权威意识,我们可称它为内隐性权威。如旺娃说“父母并没强迫我学习,是我自己觉得不上好大学就不算好汉,就不会快乐”,这是因他内心有个“父母意识的我”,随时可发出“你必须好”的权威一样的声音,也随时能感觉“若不好”则会丧失什么的恐慌。如今,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的强令、非公平竞争的残酷,都代表着外在隐性权威,他们以充分的情感方式“为了你们前途”表达着对孩子厚重的期望。新一代的独生子女,有着比上辈人更强的“权威主义良心”。

自我的内隐性权威就是“理想自我”。它的形成主要来于人幼时的两条路线:一是关系环境里充满了“应该、要求、赞赏、荣誉”等代表好的意识行为,这种情形下,孩子体验的是受宠、成就感、无所不能等好的感觉,这些体验足以成就一个内心完美的自我,并可成为执迷赞赏、荣誉的动力;二是关系环境充满了“应该、严厉、否定、贬损、惩罚”等代表坏的意识与行为,这种情形下,人所体验到的是无能、自卑、恐惧、愤怒等不好的感受,这些体验同样会成就一个内心完美甚至更强大的理想自我。因为人往往是由缺陷产生欲望,因逆境生发斗志的。

两种路线的命运,有娇好的也有不幸的。我们解读的正是不幸的那种,所为被自我理想(良心)所强迫的神经症者。那么,良心在怎样情况下才施虐呢? 答案只有一个,人“一意孤行”地想成为被接纳被赞赏的好人,或“一根筋”地努力避免做被孤立被瞧不起的劣等人,良心才会疯狂地施予他夺取高位的重任,然后在任重道远的路上,他不自觉地沦为自我良心的奴隶,并毫无自我地强迫自己承担起良心的责任。

人的心理结构中,自我理想(良心)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关键,是看它的强度,和它是否包含自主性的东西,即尼采的那种“良心是你对自己的自我说‘是’的能力”。我们发现,大多数强迫症者是没有真正自我的人,他们的良心装满“道德、正义、纯洁、正直、真理”等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也恪守着这些内心标准。其实,问题就出在他们的恪守与固执。

分析强迫症的固执个性会发现,他们深重的愧疚来自未取悦人、未满足自我理想,因此心理积攒着自责自恨,同时又极端克制对己和对人的愤恨。比如一位年轻人,因强迫撕纸张而求询,他说在他童年有两件挥之不去的恐惧事情(阴影):一是父母吵架,父亲把母亲打得半死;二是在河边跟女孩子玩得太晚,父亲跑来拽住我又吼又骂,我好恨他啊,当时我恨不得跳河死给他看算了。似乎自我理想(良心)天生就负有压抑敌意和攻击性的任务。但一个人越是克制对外部的攻击性,其攻击性意象越多,自我理想反对自我的攻击性就会越强,长期无法正常表达敌意情绪,愤怒将转向对自我的攻击。这位年轻人的强迫性撕东西,正是他对父亲(或权威)仇视的转移性发泄,一种长时期自我伤害感的敌意表达。

由此可说,压抑愤怒,是递增神经症患者强迫感的又一动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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