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上海，那年的交响乐
那时的上海，那年的交响乐
撰文 / 吴洪森
编辑 / 夏雨
从“文革”爆发开始，交响乐一直是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象征来批判的。
“文革”之前，我不知道交响乐是什么，我家没有收音机。“文革”中，我从大批判、大字报的文章中才知道了有种音乐叫交响乐，是一种把各种管弦乐器合在一起演奏的音乐，还有一个人担任乐团演奏的指挥。
1968年夏，我大弟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密友赵耀武悄悄告诉我，他在他姨夫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个带唱机的落地收音机，还有一些老唱片。
“啊！那我们去听听。”
记得在“文革”前，我在所住的小街上见识过电唱机这种东西，街上有个做理发员的邻居，向朋友借来电唱机在家播放新出不久的塑料唱片，引起小街的轰动。三天后，借来的电唱机必须归还了，小街仿佛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赵耀武的姨夫杨文熊那时在交大做讲师，姨妈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任助教，家住在黄浦江边的石库门房子里，离我们小街没多远。他们家有落地收音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小街，有台式收音机的也没有几家。
赵耀武同学也并不住在我们这个穷区，他的家在地段比较好的静安区，“文革”开始后，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他妈怕他受欺负，另外一方面，姨妈的两个孩子很小，需要人照看，赵耀武同学就转学到我们这里，借居在姨夫家。
赵耀武特别叮嘱道：“带你们去听可以，一定要十分小心！出了事情不得了。”
我们商定每天午饭后，我和大弟，以及邻居的孩子永海，分别到他姨夫家。这时间，爱监督敌情的里弄大妈们午睡了，我们可以趁机潜入。
赵耀武姨夫家在二楼。穿过石库门底层长长的过道，经过两三户人家，到楼梯口，上了二楼转弯又经过两户人家的门口，才到达二楼最后一户人家，就是他姨夫家。
悄悄进门，等人到齐后，赵耀武打开以楼梯斜坡做成的储藏室，搬掉外面的杂物，隐藏在最里面的落地收音机暴露出来了。
我们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把落地收音机挪到客厅里，搬出隐藏在储藏室里的一叠黑胶唱片。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黑胶唱片，第一次是在1966年抄家风潮中，经常看到“红卫兵”把抄出的唱片，扔在地上用脚踩或者扔到火里烧。
我们把78转的黑胶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机的电唱盘里，不敢打开音响，耳朵凑近唱盘，听着唱针在唱片上滑动时发出的非常轻微的音乐声。
就这样，我们几个少年同学第一次接触了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写的西方古典音乐。
赵耀武的姨夫还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周璇和王人美唱片。听着这些当时被定性为黄色的靡靡之音，我们既紧张好奇，又有着冒险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后偷听音乐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有天，赵耀武的姨夫严厉盘问他是否动了储藏室里的落地收音机？他只承认到储藏室里找过东西，移动过落地收音机，坚决否认曾经听过音乐。
此后，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储藏室门，伸手去抚摸落地收音机是否发热。
从姨夫严峻的神态里，赵耀武意识到偷听“反动音乐”的活动不能再进行了，一旦被发现和揭发，倒霉的就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罪加一等。
两年后，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个知青集体户的刘雍，比我年长四岁，是上海复旦中学68届高中生。他喜爱交响乐，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响乐的旋律从头哼到尾，带到农村的书籍里，就有关于交响乐的。我记得有本关于柏辽兹的书，还有专门分析和介绍贝多芬九首交响乐的，我都似懂非懂地看了两遍，再听刘雍的讲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内部大规模发行的《参考消息》报，通过转译外电的方式披露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即将来华演出的消息。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来华演出的交响乐团。
那时，我和刘雍都已经在九江工作了，刘雍非常激动地和我谈论这消息。但在外地工厂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加上春节三天国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只能呆15天。1973年的秋天，假如不是厂里正巧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绝无机会看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的。
来上海之前，费城交响乐团已经在北京演了四场，在上海只演两场，票子之紧张可想而知。距离演出场地——上海福州路“市革委大礼堂”还有500米之远的沿马路，就不停有人在问有退票吗，有退票吗？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过组织系统发放的，每张票子都能查到是通过哪个系统发放到哪个单位的哪个人的，以确保万一出现什么政治问题，就能立即查到当事人。
我不明白，明知不会有人退票，为什么沿路还是有那么多人怀着几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讨般地等候退票？每张票子背后都盖着“非卖品”的蓝色印章，谁敢拿这种票子去换钱呢？再说，他们用什么去交换别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许是粮票、手表票、自行车票诸如此类的购物票证？这是我至今都没搞明白的事。
在费城交响乐团来之前，曾经有人请示上级：观看演出的时候是否可以鼓掌？这个请示经过层层上报之后，最后上级来了指示：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礼貌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在演出过程中可以适当鼓掌。
有了上级的这个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在上海黄浦江游览船上观看中国民乐演奏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巨大标牌竖立伸展在市革委大礼堂墙外的空中，深蓝底色上写的是黑字。尽管事先已经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过《纽约时报》对这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告牌的介绍，但亲眼看见，还是感受到这块标牌静谧而震撼的力量。
1973年的演出，以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开场，费城交响乐团邀请了中国军乐团配合演奏。当报幕员宣布演出开始，中国军乐团成员身穿制服，手持金灿灿的铜管乐器，在舞台后部排成两排，显得威武气派。国歌奏起，观众自动起立。中国国歌奏完，紧接着是美国国歌，中国观众依然站立着表示出了应有的礼貌，也许是看到台上的军乐团都在演奏美帝国主义的国歌，观众意识到站立着不会犯政治错误。
那年，我恭恭敬敬地伫立着聆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中国国歌，脑中没有任何想法，内心只有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感动。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有着一份骄傲：看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头领也不得不演奏中国国歌了。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来华演出排练照片
费城交响乐团每次来华演出，都会邀请一个中国演奏家一起参与，这个惯例不知是否1973年首次来华演出就形成了。那次参与演出的是钢琴家殷承宗（当时改名殷诚忠），他是“文革”期间最走红的演奏家，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一段“黄河颂”，当时这是一首样板戏作品。
说实话，我那时一点也不喜欢殷承宗的表演，他那样疯狂地敲打琴键，似乎对钢琴充满了仇恨。他幅度过大的动作，姿态过于夸张的表演，让人看了感到痛苦、不舒服，以至于无法静心去听他的钢琴声音。
“文革”中发行殷承宗演奏《黄河》的唱片
当年我不是一个人去看费城交响乐团演出的，坐在我旁边的还有我的小弟。朋友后来问我，票子这么紧张，你怎么能弄到两张的。
这样问我，我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我爸单位发的票子。我爸那时在一个涉外单位当个小头头，经常可以得到文艺演出的票子。可当年的票子那么紧张，我父亲是绝无可能弄到两张票的。
这票子是我小弟洪康的小提琴老师给的，老师名叫李明，是当时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
洪康12岁那年，到上海海员俱乐部看演出，他看到台上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表演小提琴独奏，非常羡慕，从此就梦想自己将来也会拉小提琴。
两年后，他在同学家里玩，听到窗外传来动听悦耳的提琴声，他忙问同学，这是谁在拉小提琴？同学告诉他，是邻居在拉，是上海电影乐团专门拉小提琴的。
从此每天放学后他都去同学家，只要李明拉琴，他就伏在李明家的窗外听。就这样他和李明认识了，也和李明的妻子认识了。
李明的妻子没工作，在家带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小弟经常主动帮李妻跑跑腿，还帮忙做点家务，深得李妻喜欢。当李明家得知我小弟想学小提琴后，就答应了。
小弟简直是欣喜若狂，我凑钱给小弟买了一把私人转让的、价格30元的小提琴，这把琴经过李明检验，可以用来学琴。为了表达对李明的感谢，我有时从江西带些笋干、花生之类的土特产给李明，有一次还请厂里去景德镇出差的采购员买一套漂亮的青花餐具送给李明。
李明当时知道我在上海，为了表示感谢，就弄了两张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票子给小弟和我去看。
1973年，李德伦（左三）接待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奥曼迪（左四）
李明在世时我曾经见过他一次，那年他将近四十的样子，瘦瘦的脸、高高的鼻子，洁白的衬领外是笔挺的哔叽布中山装，中山装外面又套着一件毛蓝布工作服，显得柔和含蓄，巧妙的把中山装的严肃刻板给冲淡了。在那个男女服装千篇一律非蓝即黑的年代，居然有人那么巧妙地在穿着上突围。
李明出身于音乐世家。他16岁那年同时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电影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的主考老师是洗星海的学生，他给予李明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家庭贫困，李明无力支付去北京学习的费用，他父亲让他进上海电影乐团当演奏员，这样立即就可以拿工资了。
与音乐高等学府失之交臂，李明终生抱憾。
1963年，上海电影乐团到兰州演出，李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戚，在兰州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的远房妹妹，俊男美女一见钟情。回到上海后，李明的父亲极力反对这个关系，和在外地的亲戚结婚，户口问题无法解决，要长期两地分居。
1966年夏，远房妹妹在兰州的家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妹妹买了到上海的火车票，投奔哥哥了，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李明妻子就这样没户口没工作地在上海住下来了，生下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全靠李明每月七十几块钱的工资度日。因为妻子和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他们家长期购买黑市粮，工资捉襟见肘。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李明常被派到郊区农村干繁重的农活，得了慢性肝炎，病假在家休息。
1978年，李明一家四口，坐上火车去兰州分享翻身的喜悦。到了那里，每天都有亲友宴请，李明疲劳过度，导致肝昏迷，抢救无效在兰州去世了。
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一年，那一年大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那一年恢复了高考……那一年开始，中国大地也迎来了交响乐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