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南下和70年后的北上寻根(上)

70年前的南下

70年后的北上寻根

石  巍

微信版第871期

1948年秋,淮海战役拉开帷幕,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在解放区选派五万三千名干部南下,参与新政权的组建。分配给华北局的名额为一万七千人。次日,华北局作出了《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做好南下干部的准备和培训工作。南下干部组建的方式是本人自愿和组织选调相结合。由于路途遥远,沿途战争尚未结束,条件艰苦,南下干部选拔非常年轻化,平均年龄只有27岁。区(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组成整建制的队伍。

根据上级要求,晋察冀北岳区选拔的2800余名干部编组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于1949年春节后在正定古城集合。我的祖父石同昆和祖母石荣芬所在的队伍,县长是胡彭年,他在南下前就是唐县县长,区长是王龙,他是抗大学员,南下前是二区区长。

南下途中

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由察哈尔省委书记牛树才任队长,冀中行署副主任魏明任副队长,冀热察区党委副书记马天水任政治委员,时称牛马纵队。纵队下属五个支队,每队约五百人,支队以军事组织建置,都配备枪,还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2月初,纵队在正定集合后,全员到西柏棠村进行整训,听取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和市长柯庆施的城市工作报告,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

2月10日,纵队从西柏棠出发,步行至柳辛庄火车站乘车。当时的火车是平板,没有车厢,一人发一块油布用来遮雨。到达山东德州后进行学习整顿。几天后沿津浦铁路南下,因为战争,许多路段被破坏尚未修好,队员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于3月14日到达山东临城,这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队伍白天分散隐蔽,晚上组织学习,三天后,继续南下,3月底到达安徽蚌埠。

在蚌埠,接到命令,纵队由渡江战役指挥部指挥。几天后接指挥部命令,进军合肥。在合肥,渡江战役总前委首长陈毅给营以上干部开了大会,根据部署,南下纵队跟随陈锡联、谢富治兵团渡江。队伍传达了乘船行军纪律,规定了运载重量,要求除枪支弹药和粮食外,每人携带物品不得超过8斤。于是,南下纵队再次从合肥南下,经过舒城、桐城,抵达长江北岸。此时恰逢江淮之间的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到达江岸后,队员们从头到脚都是湿的。

4月20日夜间,渡江战役打响了。到4月22日,江面上炮声渐小,南下干部也开始渡江,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先遣队一条船被炸沉,牺牲了十几名同志。于是等到傍晚再继续渡江,紧接着步行一夜,于4月23日凌晨到达贵池县城。在贵池,纵队进行了分工。第四支队留驻池州,第三支队到当涂,第五支队奔赴宣城,直属支队南下屯溪。

关于南下干部进驻宣城的时间,各种文献和回忆录记载不尽相同。4月24日,宣城解放。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第五支队的同志于4月28日前抵达宣城县,并在宣城进行了工作分配。确定完县(现已改名顺平)的干部接管宣城县,唐县的干部接管郎溪县,涞源的干部接管泾县,望都的干部接管宁国县,易县的干部接管广德县。因为据多名干部回忆,五一劳动节那天是在宣城度过的。

扎根郎溪

南下干部相继到位并与留守干部会师后,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皖南区党委、行署(省部级),次日,芜当、宣城、池州、徽州四个地区的党委、专员公署相继成立。建国初期,皖南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旧时的行政区格局,即原太平府为芜当专区,宁国府为宣城专区,徽州府为徽州专区,池州府为池州专区。区行政公署设在芜湖,相当于过去的皖南道。

当时,皖南区干部总数只有3148名,其中本地干部495名,华北南下干部2643名。宣城专区下辖宣城、郎溪、广德、泾县、宁国五县,南下干部500余人,本地干部不到100人。干部配备上,在条件同等情况下,一般以熟悉情况的当地干部为正职,南下干部为副职,留守干部不足的,则以南下干部为正职。如宣城专区书记陈洪,专员许道珍都是留守干部。各县干部配备,一般书记由留守干部担任,县长由南下干部担任,区一级干部因为留守干部数量不足,多由南下干部担任。

1952年,祖父(右)任凌笪区副区长时

祖父于5月初随队伍抵达郎溪县,当时到达郎溪的唐县干部有近100人,祖母因南下途中生病,在蚌埠耽搁了一两个礼拜,大概5月末才抵达。郎溪是一个偏僻的小县,低矮的城墙环绕一周还不到五里长,除十字街附近有些瓦房外,城内全部是茅草房。南下干部均搭起草棚住在县政府前面的操场上。

初来江南,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气候不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与北方干燥的气候差异很大,水土不服,常常生病;二是饮食不适应,只有大米没有面食;三是语言交流困难,皖南方言复杂,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起来费劲;四是社会不稳定,这也是最大的问题,由于当时南方刚刚平定,隐藏下来的敌特分子神出鬼没,对干部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南下干部孙埠区区长李东海,就在一户农户家吃饭时被隐藏的特务开枪打死。所以,解放初期的干部们都配有枪支,以备万一。祖父有一张照片就是佩戴盒子枪的。

南下途中的爷爷奶奶

由于工作分配,祖父和祖母聚少离多。祖母先后在定埠、东夏搞妇女工作,由于不识字,1953年被派去合肥速成中学学习,再到芜湖学习电报技术,学业完成后在芜湖镜湖邮电所工作。1958年祖父被派到十字任县农校校长,十字公社副书记,祖母亦由芜湖调到十字邮电所,才在十字安家。当时十字铺很小,一家人住在十字中学附近的草房里。1963年,祖父又调回县城任文教科长,祖母和父亲兄弟三人仍在十字。直到73年才搬回郎溪县城。

南下途中的爷爷奶奶

自1949年抵达郎溪以后,祖父祖母始终没有离开过郎溪。大浪淘沙,唐县一起南下的110多名同志,有在南下途中就脱队回家的,有抵达皖南后继续南下至云贵川地区的,有工作调动至宣城、芜湖、合肥的,有因病因事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最后在郎溪离休的仅有7人。70年后,7人中仍健在的只有祖母1人。

河北唐县属晋察冀边区,也是白求恩、柯棣华两位国际友人牺牲的地方。聂荣臻元帅在1937年10月率八路军挺进太行,创建了晋察冀边区,边区政府就在临近的阜平县。祖父生于1924年,18岁参加游击队,20岁入党,先后担任过村游击队指导员、小学教师,南下前任唐县政府实业科科员。祖母生于1930年,12岁参加儿童团,15岁入党,在村妇救会任职。当年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山上监视敌情,遇到鬼子进山扫荡,就放倒消息树,通知老百姓转移。

到达郎溪后,祖父先后任在城区宣传委员、新华书店负责人、卫生科副科长。1951年初调任三区(凌笪)副区长(区长职务空缺,实际主持工作)。1952年任县财政科科长,1955年,全国确定行政级别,祖父定为17级(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此后历任商业局书记、农校校长、文教科长、民劳局长、贫协主任,1983年12月在农工部副部长的位置上离休。近三十年里经历多个岗位没有升迁,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事。祖母先后在定埠等地做妇女工作,后转到邮电所工作,70年代又转任县妇幼保健所所长,1983年离休。

祖父幼时读私塾,初小肄业,有一定文化,能诗词弹唱,所以在1963年被任命为县文教科长。1966年文革爆发,因主管文教,首当其冲被批斗,幸有县杂技团朱家班的暗中保护,才度过了文革最紧张的岁月。

祖父农民出生,一生热爱劳动,经常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插秧、割稻、车水,什么农活都干。读祖父日记,1977年3月,时任县民劳局长的他,在县农场筹办火葬场,除去开会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工地上同工人一起劳动,3月6日,从芜湖地区参加劳动会议回来后,先向贺平海副书记汇报工作,第二天就上山劳动了。3月15日下雨,第二天仍然下雨,祖父在日记上写道:“又是一个雨天,没能上山劳动。”似乎有些不快。7月26日-28日,祖父在县农场连续三天参加了双抢割稻,他在日记上记道:“又割了稻子,腿有点感觉。”1978年夏,出现空梅,久旱不雨。7月4日,县委部署抗旱和双抢,由县各部门负责人分别带队下乡动员。祖父时任贫协主任,带一队人在凌笪乡组织抗旱,当时没有公务用车,在汤桥、前桥、花树、双庙几个大队之间来回都是步行,因天热,连续热倒了好几名同志。8月15日,又转战到梅渚,架高压线从二、三、四级抽水站抽水,9月12日,因高血压犯病才回城休整了两天又返回梅渚,一直到9月30日旱情解除,才回县城。

祖父一生节俭,穿衣服以补丁为荣。居家床铺,在我记事之时还铺垫稻草,外出则提蛇皮袋一个,遇到废纸、木头等引火之物就捡拾回家烧大灶用。每日练字,用废报纸,必将其书满墨迹后方才丢弃。祖父有个菜园,种些小菜,经常去厕所挑大粪,弄得满身臭汗。

祖父恋家,从小就和我说,北方有老家,老家有个大水库,你们以后一定要回去看看。南下前,爷爷奶奶将几个月的大伯父留在老家,就是为了在家留下一脉。离休后,祖父祖母经常回家,不料天不假年,先是大伯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继而二爷爷又去世,再是奶奶的母亲以86岁高寿仙逝,这之后,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心有余力不足,不能回家了。

(作者系宣城市文物所副所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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