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上）
文章原载于《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洲族先世源流及昆都仑汗努尔哈赤事迹的官书。本文考证了《满洲实录》的前身《太祖实录战图》的来历以及与太祖实录的关系，澄清了《太祖实录战图》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还考证了《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并从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指出《满洲实录》83幅插图当中，前6图是乾隆时期所补绘。另外，本文还论证了《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在以上考据的基础上，本文首次在史学界揭发《满洲实录》是一部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乾隆亲自参与作伪的伪书，并分析了清朝统治者作伪的动机。最后，鉴于《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本文还重新评定了《满洲实录》史料价值。
一、《满洲实录》的现存版本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洲族先世源流及淑勒昆都伦汗努尔哈赤(1559—1626)事迹的官书。流传至今的努尔哈赤实录比较特殊，不仅有一部《太祖武皇帝实录》，一部《太祖高皇帝实录》，而且还有一部《满洲实录》，同一皇帝而有三种实录，这在流传下来的历朝实录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更为特殊的是，《满洲实录》竟然有插图，也与历朝官修实录体例不符。
中华书局《清实录》影印说明中说:“《满洲实录》共有四部。这部书每页分成三栏，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有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上书房本，今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①中华书局以“上书房本”为底本影印的《满洲实录》共八卷，每页分上、中、下三栏，上为满洲文，中为汉文，下为蒙古文。汉文每页八行，行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不等，从左至右书写，与传统中文书写方式相反。全书共有插图83幅，每幅图占据一页、二页、三页、四页不等。全书共计单页图9幅，双页图70幅，三页图1幅，四页图3幅，共164页有图。每幅图左侧有图题，亦分别用满洲、汉、蒙古文书写。
另据学者程大鲲文章，可知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满洲实录》两部。一部是满洲、汉、蒙古三体文字合璧写本并附有插图，另一部是满汉两体文字合璧写本，无插图。这两部书原藏于盛京故宫(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崇谟阁曾在1905年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现并予以介绍。1930年辽宁通志馆影印出版了插图本之后这个本子就不知所踪，现在重新又被学者发现。插图本《满洲实录》“正文同样分为三栏，内容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叙述，遇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及被其追尊为肇、兴景、显四祖皇帝之名时空白并加贴黄签，以示避讳。正文每页八行，版口为白口单鱼尾。每段正文前附有丰富且精美插图，插图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的图名。全书共有插图83幅其中第一册有插图13幅，第二册有17幅，第三册有14幅，第四册有5幅，第五册有1幅，第六册有10幅，第七册有8幅，第八册有3幅”②，将以上描述的情况与中华书局影印本对照，二者的版本特征完全一致。《满洲实录》书后有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乾隆(1711—1799)《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诗注有云:“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③因此有充足理由断定，两书同出一源，一为“上书房本”，一为“盛京本”，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二者并存于世间。
清代制度，每部实录告成后，例须缮写五份，分藏大内、皇史宬、内阁和盛京四处，依装潢及开本大小，分为大红绫本两部、小红绫本两部、小黄绫本一部。每部实录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缮写，藏盛京者则只缮满文、汉文，不缮蒙文。《满洲实录》有所不同，现存的两部有插图本均为黄绫本，红绫本则未见著录。此外，《满洲实录》是满、汉、蒙三文合璧本，也不同于其他实录是三种文字单行本。辽宁档案馆藏另外一部无插图本《满洲实录》只有满、汉二文，似乎遵循藏盛京者只缮满文、汉文的惯例，但是这一部也以黄绫为封面。因此在庋藏制度上，《满洲实录》也很有特殊之处。
二、《满洲实录》插图的来历
插图虽然有悠久历史，但是向来被汉人士大夫认为俚俗不经，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修实录中了。《满洲实录》之所以有插图，与满洲统治者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④努尔哈赤精通女真、蒙古、汉（东北君：满文老档却写着努尔哈赤没杀学者达海是因为他是极少能精通汉语的人）等民族语言，很喜欢读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末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有木刻版画，艺术水准很高，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⑤比如《三国志》有万历二十年(1592)建安版《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⑥内有狭长型的上图下文；还有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其特点是双版大幅的插图，人物大型，图的两旁有内容提要的联语”⑦;《水浒传》则有万历间苏派木刻画家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共有二百幅插图。⑧这些插图特别是那些描绘战争场面的插图，对于一个经常打仗的民族来说，更是印象深刻。此外，满洲其他贵族未必和努尔哈赤一样精通汉文，他们熟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方式只能通过他人讲述和观看插图，因此，插图在满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用图像来描绘、歌颂乃至纪念先祖的战绩了。
《满洲实录》的插图虽为手绘，没有刻板，但是这些图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跟小说的木刻版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受明末木刻版画的影响很大。五代以来的早期小说版画刊刻形式
最为常见的是上图下文，宋元时期运用较为普遍，明代建阳书坊尤其偏爱上图下文，如上文提到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这种刊刻形式在建本小说中随处可见。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小说插图的刊刻形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单面整幅插图或双面相连样式的插图，如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以及上文提到的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等。而《满洲实录》的插图正是采用了这一时期流行的单面大幅、双面大幅相连的绘图形式，甚至还出现三面、四面大幅相连的形式。这些大幅相连的图画采用全景式的构图，在二至四个幅面上充分表现出战役的规模与全貌。《满洲实录》的83幅图中，数量最多的是双面大幅相连图，共70幅;其次是单面大幅图，共9幅;再其次是四面大幅图，共3幅;最少的是三面大幅图，仅1幅。
这些图绘于天聪朝，《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⑨由于太祖之称是崇德年间才有，因此图册最初的名称必不是“太祖实录战图”。根据《旧满洲档》的《天聪九年档》八月八日条满洲文的翻译，绘图一事是这样记述的:“当天，淑勒汗委任张俭、张应魁二画匠，按照记述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描绘成图画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奖赏张俭一对人，牛一头。赏张应魁一对人。”⑩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太祖”最早的称谓是“先祖英明汗”，而且图画的绘制也和“实录”无关，是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所绘制的。“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的满洲文罗马音译为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 bithe，“太祖实录战图”的满洲文罗马音译为taidzu huwangdi i yargiyan kooli afara nirugan，日本学者松村润认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应是指额尔德尼和库尔勒编纂的满洲文本太祖纪”。(11)
张俭、张应魁是两位汉人画工，生平史无详载。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从二人所获赏赐厚薄上看，张俭或是地位较高，或是年龄较长，或是对图册的贡献较大。郑振铎在谈到明末画工时说，“他们的工作，是家庭的手工业。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子以是传之孙，世代相继，专务此业”。（12）张俭和张应魁有可能是亲属关系。此外，《太宗文皇帝实录》又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书成，清太宗命令礼部官设宴于内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内有“梁正大、张应奎各受银三十两”，（13）学者认为此张应奎即为张应魁，“奎、魁之别，盖由满洲文转译汉字时只记音写造成，此类例证，清代多有，无足怪”，（14）在《旧满洲档》中，张应魁与张应奎的满洲文罗马音译均为jang ing kui，（15）可见确为一人。但是，张应魁天聪九年已受赏，此时为何再受赏？与他曾一同受赏的张俭此时身在何处？《太祖武皇帝实录》并无配图，要画工又有何用？梁正大为何人，为何与张应奎同受赏？三十两银的赏额列倒数二等，只高于笔帖式的二十两，如为画图，不至于赏额如此之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此，即使张应奎即为张应魁，还是有不少疑问待解决。
图册出现后大约一年又三个月，就诞生了文字的实录，可见文字工作早已开始。从逻辑上讲，绘图的工作仿佛应该算做修实录的一部分。但是，从开始编纂直到后来实录修成进呈的文献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编纂的时间，根据学者考证，是始于天聪七年(1633)十月博格达车臣汗皇太极下谕:“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16）
而编修的动议来自于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汉人杨方兴的上奏，奏书说:“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17）这段文字提到了纂修满、汉两文实录，重点是汉文实录的纂修，并没有提到插图的事情。实录历经三年修成，修成后的实录除满、汉两文外，又增添了蒙文。
《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崇德元年(1636)实录进呈之事:“十一月乙卯，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卤簿。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各官，左右序立。上御崇政殿。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洲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礼部官受表文，于御前跪读。表云：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内院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稽首顿首，谨奏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等钦奉上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谨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18）从这段文字来看，场面不可谓不隆重，但是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前不久已经完成的图册。
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三种文字的实录各自独立，而非三种文字同在一页的合璧版；二、图画不是为修实录而绘，而是独自成立的纪念努尔哈赤功绩的图册；三、即使这些图画是为修实录而绘，但是绘好后，并没有当做实录的“插图”，放置在满、汉、蒙三部实录的任何一部当中。由实录修纂的正规机构和人员配置来看，实录的修纂制度已臻完备，修纂人员恐怕早已明了实录作为官书，在体例上是不可以配图的。这部最早修纂的努尔哈赤实录，据《旧满洲档》，初名为《太祖太后实录》。顺治朝重修时更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年间重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因太祖谥号由“武”变为“高”，故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又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成为定本可见，在《满洲实录》出现之前，绘图一直独立存在，和努尔哈赤的文字实录没有关系。
三、《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
《太祖实录战图》成为《满洲实录》的插图，是在乾隆时期《满洲实录》成书之时。据《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乙卯条载:“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报闻。”（19）由此可知，《满洲实录》开始缮写于乾隆四十四年正月，而绘图则在此之前大概已经开始。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乾隆四十六年，高宗纯皇帝敬览乾清宫所藏《太祖实录战图》，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一贮尚书房，一送盛京尊藏。”(20) 由此可知，《满洲实录》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外，《满洲实录》书后有腾格里特古格奇汗乾隆《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此诗为两本实录绘成之后所题，但是未题写作年代。此诗又收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七十七，(21) 该卷卷首开篇之作为《辛丑(1781)元旦》诗，卷七十八开卷诗为《辛丑春帖子》，可知七十七卷所收诗均为乾隆四十六年初所作。
由以上史料，可知两本《满洲实录》开始缮写于乾隆四十四年初，绘图开始的时间更早一些，全部完成则在乾隆四十六年初。《满洲实录》的成书时间远远落后于乾隆四年(1739)修成定本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以《满洲实录》是清朝所修最后一本努尔哈赤实录。
《盛京通志》亦载《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时间却标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22)，与《御制诗四集》卷七十七收诗时间不同。并且，《盛京通志》本此诗诗注亦与《满洲实录》本、《御制诗四集》本小有不同，云:“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已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兹复命敬绘此册，贮之避暑山庄，以便批阅，永凛守成。”增加了再绘避暑山庄本的内容。
根据上文的考证，“上书房本”和“盛京本”均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初，而在此基础之上重绘第三本在时间上一定晚于前二者，因此“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的说法不可取。况且，《清高宗实录》上确实有《满洲实录》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绘写完成两本之后又重鸠集原绘写人员再缮一本的记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条载:“谕曰: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分，并著门应兆照旧绘图。”(23)避暑山庄本开始绘写于四十六年五月，何时竣事不详，此本今不见传，只有汉文抄本存世。
四、前六图和后七十七图
现存的两本《满洲实录》，都完整保存了83幅图。从内容上看，83图可以分为前6图和后77图两部分:前6图都是表现满洲起源的神话传说，与战争无关;后77图则是描绘攻城野战、结盟庆典等等一系列开创满洲基业的赫赫战功。从形式上看，两部分都由一幅地图起始，前者是冠首的第1图“长白山”，描绘长白山及周围河流，后者是第8图“满洲发迹之处”，描绘赫图阿拉及周围山川形势，二图都交代了以后各图内容情节展开的背景，起到总领每部分的功用，各自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后一部分的77图中，第7图“都督孟特穆计杀仇人”冠首，是由于第8图“满洲发迹之处”中心是后金开国第一都城赫图阿拉，而此城是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奠基于此，故将此图冠于“满洲发迹之处”之前。
东北君：爱新觉罗·孟特穆（1370年－1433年），即著名的猛哥帖木儿，满洲（即建州）女真人，斡朵里部首领，出生地方为今日哈尔滨依兰县。曾率部众从牡丹江、松花江流域迁徙至长白山图们江流域，并受封于朝鲜国。1433年，与长子阿古等人被杨木答兀勾引嫌真兀狄哈首领弗答哈杀害。其在清代被称为清肇祖原皇帝加以崇拜。
根据《高宗纯皇帝实录》，门应兆负责“恭绘开国实录”。而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得知:“《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24) 松村润等学者认为“七十七图”是“八十三图”之误，但是却不讲明致误原因。(25) 其实，“七十七图”不仅不误，而且恰恰反映了《太祖实录战图》单独成书时的原始面貌。《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战图》相差的6幅图，正好就是《满洲实录》有而《太祖实录战图》无的关于满洲开国神话的6幅图。
这6幅图包含了满洲起源三个重要的传说:
1.长白山发祥(珊延阿林)；
2.三仙女的传说(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
3.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
4、佛库伦临升嘱子、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
5.三姓奉雍顺为主;
6、神鹊救樊察。
远眺果勒敏珊延阿林（长白山）
根据松村润的研究，“在《武皇帝实录》开头，有一段关于长白山的记载，这是按照《大元一统志》写成的。这段记载在满洲文本《武皇帝实录》中写在了第一页的正、背两面上，背面仅有一行就写完了，后面的八行全是空白，从这种情况来考虑，是否可以说关于长白山的这段记载是后来加在第二页‘满洲源流’之前，如此以清朝祖先的发祥地假定作为长白山。并且，由此女真族即使自古就以长白山为圣地，然而记过长白山为祖宗发祥地的传说以《太祖实录》为首，并且将此说固定下来则更是后来的事，即在康熙皇帝的上谕(《满洲源流考》卷十四)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话:‘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满文老档》及清初的任何资料中，都见不到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康熙皇帝在对长白山考察之后，长白山才被定为清祖发祥的圣地，并确定了圣地的位置”（东北君：望祭山也是从康熙年间开始）。(26) 既然长白山作为发源地大约康熙时才载入史册，因此第1图“长白山”在天聪时绘的《太祖实录战图》中不可能有，只能是门应兆所补绘。
根据记载，第2图“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第3图“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第4图“佛库伦临升嘱子”关于天降三仙女和含朱果受孕的神话，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才从来自黑龙江的一个降人穆克什克那里听到的。(27) 而图册献呈的时间是天聪九年八月初八日，(28) 如果这三图为张俭、张应魁所绘，则只能成于这三个月，还必须是皇太极一听到这个神话，就将其作为满洲发祥的故事不假思索全盘接受，然后立即命令画工绘图，加在《太祖实录战图》之前。其实这个假设很难立足，因为穆克什克所说的故事只是粗具轮廓，而满洲发祥的传说是将神话和历史融为一体、精思熟虑后的产物。很多学者认为三仙女的传说是在清统治者汉化已深之后比附殷之玄鸟生商受命于天的故事，(29) 因此这三幅图成于张俭、张应魁之手的可能性非常小。
穆克什克的故事说到佛库伦生下库布里雍顺就没有了下文，而生下以后如何，有何奇才异能，和爱新觉罗氏有何关系，都未提及，而第5图“三姓奉雍顺为主”、第6图“神鹊救樊察”表现的正是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松村润依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资料，指出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应是顺治时期缮修《武皇帝实录》时添加上的。因此第5图和第6图在天聪时绘的《太祖实录战图》中也不可能有，只能是门应兆所补绘。
由此可见，《满洲实录》的插图应该分成两部分，两部分的作者和绘成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前6图为门应兆所补绘，内容是满洲的开国神话传说;而后77图是门应兆以张俭、张应魁的《太祖实录战图》“依式重绘”，内容主要是昆都仑汗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并进攻明朝征战辽东的赫赫战功。努尔哈赤死后，谥号先为“武”，就是彰显他身前武功强盛，打下江山，奠定大清基业。天聪朝绘的《太祖实录战图》，有留作纪念之意，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原本，但是依赖门应兆重绘的《满洲实录》插图，多少可以一窥原貌。前6图为门应兆自出机杼，但是从艺术风格上已经难以看出与后77图相比有何差异。从常识上讲，门应兆补绘这6幅图，一定在绘画风格上向《太祖实录战图》进行了靠拢，而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时，也必定经过了自己的润色。
门应兆是清乾隆间供奉于内廷的著名画师，字吉占，汉军正黄旗人。工人物及花卉。由工部主事，派懋勤殿修书，充四库馆绘画分校官。补工部员外郎，升郎中，后出任宁国府知府。(30) 门应兆参与绘制过《皇朝礼器图式》，“每一件东西都描绘地极精、极确”，(31) 清朝的典章制度赖此书以传。另外，门应兆补绘名画家的作品也很有名，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特古格奇汗乾隆还曾命他补绘明末清初画家萧云从(1596—1673)的《离骚图》，所成《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此，他是能够胜任给《满洲实录》绘图这一工作的。
《皇朝礼器图》
清代统治者很重视用图像来描绘人物、事件和文物典制，如南巡、大阅、献俘、礼器、卤簿、职贡等，都有图画遗留后世。又有专门机构收藏图画，南薰殿藏古帝后像，茶叶库保存历代功臣像，舆图房掌图版，藏图都很丰富。清高宗尤喜以图画来记录战功。乾隆年间，二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再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两次受廓尔喀之降，合为十全武功，都用图画进行过描绘。特古格奇汗乾隆不仅用绘图来记录自己的战功，而且还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刷印图画。《国朝宫史续编》书籍门图刻之属，凡分二卷，首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次为《盛京事迹图》五卷，其余都是记录特古格奇汗乾隆十全武功的各种“战图”。其中《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是特古格奇汗命令内廷西洋画家郎世宁等人所绘，绘成后寄往法国雕版，“自乾隆三十年(1765)内务府造办处传办刊刻得胜图，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铜版镌刻竣工刷印图画运达北京，前后历时十年之久”。(32) 内廷西洋画家后来又奉命作《平定两金川图》、《平定台湾战图》、《平定廓尔喀战图》、《平定安南战图》，皆铜版刷印。他下令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的意图也很明显，编纂《国朝宫史续编》的臣工就将他刷印十全武功图画和重绘《太祖实录战图》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洎我高宗纯皇帝敬观实录，载摹开国战图，以昭有赫而示无疆。嗣是绩阐十全，铭勒绘像，实为炳耀鸿业千古莫京之盛。”(33) 他重绘《太祖开国战图》，一方面是将他的开拓疆域之功与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伟业相比，显示他缵承先祖鸿业，武功强盛;另一方面，也不无将他这一痴迷绘图纪功的嗜好合法化，上“祖宗之法”外衣的目的。
版画——鄂垒扎拉图之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