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懵懂到成熟的求索——再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本文导读:

有了清晰和开拓,以往充满屈辱和苦难的中国近代史,读来也就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

在第一篇读书笔记中,我首先肯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的一大创举。陈旭麓先生创新性地打破了史学研究因循的年代划分,将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视为一个完整系统生命体,以“新陈代谢”这样的生物学概念对其进行研究。

在阅读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作者思路的清晰和开拓。清晰,在于通过对生命体的解析,完整理顺了中国历史在由古代到近代的发展脉络,使读者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由来;开拓,表现为不再以传统的断代、阶级为史论观点,而是在纵论历史事件的同时,大胆杂糅社会学的实验总结和哲学的思辨。有了清晰和开拓,以往充满屈辱和苦难的中国近代史,读来也就有了新的感悟和体会。

今天我所着重分析的,是向来贵为中国古代社会佼佼者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循着陈旭麓先生的研究思路,看他们如何践行探索求知的路线,逐渐从黑暗混沌走向光明,从懵懂走向成熟。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封建专制发展到巅峰的明清时期,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阶层,成为王朝的实际管理者。同样,官僚阶层以少数识文断字、苦读经书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自身人才后盾,从中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使自身的治国思想和道德传统得以延续。因此,官僚阶层、知识分子在古代几乎就可以视为同一个群体。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并大肆扩张的时代,贵为大清帝国实际统治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对涌现到面前的新事物浑然不觉。更可悲的是,由于皇帝一言九鼎的无上权力,官僚知识分子不仅对新事物一无所知,更因皇帝本人的拒绝蔑视,对新事物拒之千里,将洋人洋务视为洪水猛兽。

因此,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偌大的大清帝国被迫签下《中英南京条约》,屈辱接受城下之盟时,官僚知识分子是第一次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和创伤。如果能做一个比喻,我认为此时的官僚知识分子群体宛如懵懂无知、在家门口受到欺负的孩子,内心复杂,既对自己蒙受的损失感到委屈,也对敌人显示的坚船利炮充满了羡慕,从而深感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大为落后。于是,第一次求索应运而生。

当然,道光皇帝的无限威权是不容怀疑的,盘桓心头的千年文化是不容动摇的,由此,当时深感西方先进的官僚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为代表,寻求的是科技方面的借鉴。这就有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翻译普及西方自然科技人文历史的著作出现。又因为这些翻译者、倡导者本身就是统治阶层的一员,所以他们希望达到的,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谋求单方面的迎头赶上、改造改良。

正因为官僚知识分子只肯学习西方技术,而不肯与西方平等交流,导致《南京条约》中的有关款项迟迟得不到解决,加剧中西方矛盾,最终引来英法等国变本加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火烧圆明园”占据北京这些更具羞辱的史实,还是《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盘剥更甚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所以陈旭麓先生说,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可能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官僚贵族知识分子的刺激更加深刻。

加之此时镇压天平天国、捻军更需要洋人的坚船利炮,新一代官僚知识分子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大量聘请洋人教习、开设军工厂制造厂,发起一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慈禧太后、恭亲王这些实权派认识到“洋务运动”于统治有利,从而使“洋务运动”最终成为政府鼓励的官方举措,最终催生出总理衙门、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海军这些广为人知的历史标记。

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但将“洋务运动”的大部分成果一扫而光,更沉重打击了官僚知识分子“以夷制夷”战略的信心,使这一阶层开始分化。一部分成为死心塌地维护皇权的守旧派,一部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决心更深层次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谋求“君主立宪”,更有少部分以孙文为首,对变法、改良失去了耐心,决心彻底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以获新生。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康梁维新党人一败涂地,而惨烈的“庚子国变”和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则又使守旧派臭名昭著。此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希望就自然而然转移到了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海外革命党身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知识分子正是其天然的领袖。

但是过于理想化的革命党人不仅手中缺乏武装力量,更把西方政体施于中国古老肌体的效果看得过于乐观。当袁世凯、张勋相继复辟帝制、当各地军阀实力派打着共和旗号割据混战,革命党人的政治实验也进入了实质的“脑死亡”阶段。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护国讨袁、张勋复辟,从学技术、学理论、学政体到照搬西方政体开展社会实验,中国的官僚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分化、对立,犹如一位孩童在成长期不断寻找自己的理想信念一般,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挫败。

当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贤,认清各种思潮的短板,祭出“民主科学”大旗,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进而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现发掘马克思主义精髓后,官僚知识分子群体就再次产生分化。

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眼前利益,甘心委身于军阀资本家,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吹鼓手,另一部分则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就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启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预示着中国近代社会终于从混沌杂乱的思想激荡中清醒过来,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前进方向。

当然,中国近代社会的有机体包罗万象,除了始终占据正史显著地位的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还有农民、会党、商人等诸多群体。我在此暂且选择官僚知识分子作为对象,仿照陈旭麓先生有关“新陈代谢”的论述方式进行一番梳理归纳,唯有理出脉络线索,方才助于自身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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