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与贵族的对决 | 秦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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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天下之兵，确实是弱民政策，但“焚书坑儒”，并不是愚民。准确的说，不是“焚书坑儒”，而是“焚书坑方（生）”，他坑的其实是一小部分方生（术士），与儒生无关，而且是因为一时之愤怒：有侯生、卢生两个奸人以可求长生不老药蒙骗始皇，后携赏赐逃之夭夭，间接地把祸水引向了当时咸阳的一部分术士，一共坑杀了460个。这么大个国家，这简直不算个事，再说还是那些术士自己惹的祸，比起后代的君主杀戮读书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秦始皇一直被后人误会了两千多年。就统治而言，始皇既已平定天下，根本没有再禁止学术的必要。始皇尚法家，从思想和指导原则论，法家的大敌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那时候，儒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泛称了，而是儒家的专用词，所以，“焚书坑儒”一词，本身就证明，这不是出于学术和思想的考虑。
实际上，秦律对私自藏书虽有惩罚，但并不严重，只是守城三天而已，秦律真正要杜绝的，是以古非今，也就是说，借书上的种种理想措施来非议现行制度，是重罪，要灭族。
始皇虽残酷，但并不鲁莽，他深知知识和学术的重要，只是在丞相李斯的建议和蛊惑下才下令焚书。而当时所有被焚烧的文献古籍，在秦朝宫廷中均有存本。再说那些收缴的书籍，并没有被他全部烧掉（“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而是藏在宫里，以备参考。至于以后那些存本哪去了？那就得“归功”于项羽的那把大火了。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也是最后的贵族王朝，它的贵族气非常明显，比如滥用劳役，秦亡，也是亡在这个上，至少，这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但纵观秦的治国精神，却已有平民的迹象。秦长城的位置，大体接近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长城以外，等于送给匈奴。论制度，重视农业，而非畜牧业，在当时是个巨大的进步。论个人，则始皇虽是贵族，但也具备一个农民的眼光了。
从封建转向郡县，或者说，从战国转向秦朝，其间各方面的剧烈变动无法想象，这自古未有之变局，要到西汉武帝时才渐渐缓和下来，并被人们所接受。而始皇，乃至整个秦朝，始终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种种的废旧立新等待去做，而其自身的贵族习惯和传统又拼死抗拒。
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尽管旧的东西会给人无限遐想，但如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最终都是夕阳挽歌。而起义军分化到最后，剩下的项羽和刘邦两路，可以说是英雄和无赖之争，可以说是莽夫和智者之争，可以说是暴戾和宽厚之争，但更基本的则是新旧之争，是为了让后人明白，这以后的天下，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事实是，刘邦战胜项羽，平民战胜贵族，而非相反。
如前所述，秦朝自己重视知识，却没有普及，自己有农民情怀，而又滥用民力而不知体恤，是个非常矛盾的时代。但矛盾掩盖不了其中的主线，这条主线是，平民不断壮大，贵族不断没落，国家朝着“去贵族化”的的方向在走，逃不了，躲不过。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明是，作为平民的刘邦，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英雄如项羽者，归附者甚少，手下谋士除范增外，几无可取。从人心向背来说，项羽之败不可挽回。
更何况，论及种种非智力因素，项羽也敌不过刘邦。刘邦善于克制私欲，项羽以一“霸王”之尊，却好逞匹夫之勇，更注重自身的酣畅淋漓，而不是军纪军令。刘邦用人不疑，该下手时毫不犹豫，而项羽“得一范增而不能用”，又有妇人之仁。刘邦行事作风不拘一格，项羽则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而凡此种种优劣对比，楚汉战争仍持续4年之久，可见当时贵族势力虽有衰退，但还有相当实力。
郭嘉是曹操手下谋臣，曾以袁绍作比，说曹操有十个优点，录之如下：
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多，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
曹操与袁绍，犹刘邦与项羽。
秦尧，安徽全椒人。笔名克利斯朵尧，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学位，金融从业人员，国家寿险高级管理师。受父亲影响，热爱文学，小学期间就在《滁州日报》《滁州广播电视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截至目前，已在省内外报刊和网络平台发表散文一百余篇，并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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