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作家】赵斌录|​我的中学，烟云淡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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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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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烟云淡淡……}

赵斌录

不是为了记下生活的琐碎，而是为了留住时光的背影，为了记住那个青涩、阳光、质朴、真实的年代。

——题记

1

日前遇到高中时的几个好友，忆起那些同窗共读的日子，大家感慨连连。四十年过去，我们早已不再年轻。然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番清纯而美好的记忆。时光无情地染白了我们的双鬓，把岁月的沧桑印刻在我们的额上、脸上。但坐在一起再回首，那些美好的日子仍如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地流淌在我们心底，如诉，如歌。

淡淡烟云里，我们可爱的母校烟云淡淡……

2

听人讲，抗战时期我们的学校曾是日本人的野战医院，日本鬼子曾经在这里拿中国人做过解剖实验。于是，少年的我们到了晚上穿过空旷的校园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不由得头皮发麻，疑神疑鬼。黄志伟同学的姑姑是学校的外语老师，她住的那个老房子里墙上贴着白白的正方块瓷砖。还是砖墙或土墙壁上贴年画糊墙纸的年代，白瓷砖显得另类而神秘。志伟领我去姑姑家玩的时候，跟我说，这儿就是日本人的医学解剖室。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他逗我玩，一句话说得我东瞅瞅西看看，怎么也放松不下来。

太行山的孩子，最忘不了的外国人就是日本鬼子。国家暗弱的时候，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做了太多的坏事，不经意间就会被父辈们提起来。当高一一个冬天的上午，老师宣布课间休息都不要出教室，有日本客人来学校参观的时候，心里面老大个不愿意。不让出去，几个调皮的同学就挤在窗户后面，偷偷地窥探这些日本人，满足一下少年的好奇。那天，几个穿黑袍子的人在两个中山装的带领下走过校园。瑟瑟寒风里，黑袍子飘飘的。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那叫和服，就管它叫黑袍子。穿黑袍子的就是日本人。据说黑袍子中有两个当年曾经在这家医院工作过。虽然老师说他们已经是日本友人了，我们心里还是恨恨的。

3

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看着打仗的电影长大的。电影看得多了，好多情节和台词都像镌刻在了我们脑子里，不经意间就会蹦出来。《地道战》是我们喜欢的经典之一，除了对汉奸汤司令摇头晃脑奉承山田老鬼子的“高！实在是高！”耳熟能详，还对那曲曲折折神秘莫测的地道充满了向往。

而我们校园的地下，就有一条地道，地道的入口就在我们班教室门前。

星期三晚上停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不用学习。尽管学校后勤上免费给我们供应煤油，拿上我们用废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灯去了就能打上煤油，尽管打上煤油就能点灯学习，但我们心里有好多个理由可以抵制老师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们点起蜡烛，打起手电，摸下砖砌的深长深长的台阶，去地道探险。

地道是与苏修帝国主义关系紧张的时候加强战备修的。据说一旦发生战争，就地转入地下，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学校，该上课上课，该挨老师批评还挨批评。地道的洞壁用水泥抹得齐齐整整，平平展展的地面也是水泥的，比大西街的街道还平整。一条条地道纵横交错联成了一张地下交通网络，而每一条道路的侧旁往往又并排着几个整整齐齐的屋子，让人想起物理老师刚刚讲过的串联、并联和混联。

地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到处都透着一股神秘。有时候走着走着，眼看着前方是条死胡同，到了近前，一个直角转弯，立马又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地道上下两三层，大得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记得哪一次曾经走到尽头。我们总是在蜡烛将尽、手电光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心怀忐忑地知难而返。

走到地道的尽头是在一次梦里。那一回我和小伙伴们像一群大英雄一样埋伏在地道的出口，把鬼鬼祟祟地从地道里钻出来鬼子翻过来掉过去好一顿痛扁！

4

我们六十四班的班主任是刘德昌老师。那年他三十出头，白白的，瘦瘦的，一副黑框的宽边眼镜很严肃地架在鼻梁上，恰到好处地遮住了淡淡的眉。这样的年龄能在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担任班主任是一件极光荣、极艰巨又似乎很出格的事，毕竟学校里优秀老教师灿若群星。那时候老师就是老师，还没有“老班儿”的别称。金庸、古龙、梁羽生们得好几年以后才开始抢滩大陆，“冷面杀手”“灭绝师太”之类用于形容老师的雅号还闻所未闻。我们都规规矩矩地叫“刘老师”。

刘老师做得很认真。应该说，一丝不苟。不苟是不苟，但并不古板，相反，刘老师的课风趣幽默，很是轻松。那一次，他讲“一丝不苟”的“苟”，和“不苟言笑”的“苟”，信手拈来一个例子说，“苟，不是缑，不能把缑老师说成是苟老师。”他满脸的幽默和我们脑子里满脸严厉的缑老师一交汇，我们哈哈大笑，深深地记住了记住了“苟”和“缑”。

刘老师被推荐上大学之前在晋南临沂县农村插过队，闲暇的时候，他会讲起上山下乡时的经历。有一天数学课临下课的时候，他匆匆忙忙赶来叫住我们，是为了告诉我们如果打球或者干活出了一身透汗，即使再热，也一定不敢马上冲冷水澡。跟他一起插队的一个知青战友就是热气腾腾地从田里回来，一盆冷水兜头浇下，立马晕厥倒地，被送进了医院。

刘老师是班主任，教书之外负有更多的育人职责。去了别人家要有礼貌，不要高声喧哗，不要直着嗓子喊“捏（你）爹在不在？”“捏（你）娘在不在？”要尊称对方父母为伯父、伯母。进门之前要敲门，敲门最好敲三下，不要用拳头擂门，也不要推开门就进。得到别人帮助，要说“谢谢。”遇到别人谢谢，要说“不客气。”去人家做客，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要抖落腿，也不要翘着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斜靠在座椅上。给长辈端水端饭的时候要双手奉上。吃席的时候不能在盘子里翻腾挑菜吃，不能老盯着自己喜欢的菜吃，不能长辈没动筷子就先抢着吃，不能嘴里含着食物跟人说话。“吃也要有吃相。”刘老师口才很好，说起来很风趣，这些将来要伴随我们一生的大道理，让他一说，在或开怀或嫣然的一笑中就长进了我们心里。

那时候的我们，就像一块块小海绵，贪婪地汲取着一切知识。虽然吃席的机会极少，我们还是记住了老师的话，“吃，也要有吃相”。

5

但是，在有一种场合，我们就再顾不得什么吃相了。

那时候，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粮食供应依然紧张。从家拿了粮票去食堂上伙，百分之七十是粗粮。可怜的一点细粮经不住吃，一日三餐至少得吃两顿粗粮。粗粮打在饭盒里就是玉米圪糁、玉米糊糊或玉米疙瘩。粗粝难咽不说，吃完了还老是烧心，到第三节课就在肚子里搅闹得五爪挠心，七上八下。食堂里肉菜几乎没有。被称作肉菜的准确地说就是带有肉味的土豆片或萝卜片，发现一块成型、成片的肉就像在沙子里掏出了砂金一样。美美地吃一顿猪肉大米，就如同《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神话，是同学们调侃时才用的语言。

越是粮食紧缺，老鼠越多。食堂大师傅们也深为其苦。去找食堂管理员买饭票的时候，他忙得顾不上。他正和两个大师傅在给一只老鼠做手术。那一次，他们逮了一只大老鼠，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给老鼠身体里植入花椒、辣椒，老鼠会发狂，然后就会疯狂地追咬同类。于是他们认认真真地给老鼠做了一次花椒植入手术。我满腹好奇地现场观摩了手术、缝合、放归的全过程，也满心希望他们的杰作能鼠到成功，护下更多的粮食。

吃不上就容易犯馋。偶尔地，不用上晚自习的晚上，我们三三两两结伴溜出校门，遛到英雄台，沿着英雄街遛到长运岗楼，再绕到学校后门上了操场大坡回来。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加重自行车后座上架着一个盆子的小贩，盆子里总是热气腾腾的卤猪蹄。那猪蹄充满诱惑的香气总是会肆无忌惮地钻进我们鼻孔里。我们总是会停下脚步，踟蹰一番。然后又总是会满是纠结地掏出千方百计省下来的一斤粮票换上一只猪蹄。那时候一斤粮票值三毛钱。钱我们没有，粮票却可以从牙缝里偷偷省出来。

然后，我们一人举着一只香气飘逸的大猪蹄子一路啃着回校，享受着天底下最美最美的美味，感觉比梁山好汉们还豪气、还解馋。

每每这样馋相必露地大快朵颐的时候，年少的我们就再也顾不得老师说的什么礼仪和吃相了。

6

我们的学校有太多的好老师。四十年后再回眸，星光闪烁之后，留下的依然是敬佩、温馨和感动。

外语王老师是解放前四川大学的高材生，认真，严谨，满肚子学问。那时高考大纲里才刚刚加进了外语，在总分里占五十分。大多数同学既不愿意学，也学不会。课上王老师一丝不苟地讲课，自习辅导的时候就默默地守在一边，眼神里满是怜惜和慈爱。

隔壁班的纪老师参加过战争，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是志愿军某部的战地记者。讲到改病句，他不怎么说语法，而是说：念！多念！多念几遍，毛病自见。念得不通顺的就是病句，念得磕磕绊绊的地方就是需要改的地方。

陶老师是老知识分子，当年血气方刚的时候，得知自己仰慕的大文人周作人投靠了日本人，立马奋笔修书，厉声责问。十年动乱中，有一天学校组织教工开大会，大家散会的时候一起身，有人发现陶老师垫在座位上的报纸印有领袖的像。于是，已经准备离场的人们被重新叫回来，大会继续开，内容却换成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陶某。之后，陶老师离开了心爱的讲台，被勒令在学校的果园劳动改造了许多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劫后归来，陶老师刚直依然。遇到不合适的事，依旧会仗义执言。遇到有同学扔掉吃剩下的半个窝头，照例会叫住他严厉教育一番。陶老师的古汉语修为极高，一堂普普通通的文言文课常常让他讲得抑扬顿挫，慷慨澎湃，宛如一场激情演说。

刘淑英老师严肃，认真，一板一眼，讲数学的时候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完全是以逻辑和数理服人的节奏，跟德昌老师妙趣横生的语文课风格迥异。刘淑英老师是随爱人李老师来到长治的。李老师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十八岁那年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的时候就代表国家去苏联做过访问演出。后来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放到了这里。李老师话语很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都是整整齐齐的白衬衫，昂首挺胸，气度俨然。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人才青黄不接。好多学校都是李老师这样在运动中被打倒或被贬谪到长治的老知识分子在挑大梁。沉寂多年的市话剧团新排练了两部大型话剧《一只绣花鞋》和《西安事变》，一时全城轰动，一票难求。据说，也是被下放到长治劳动改造的一个姓罗的老导演恢复工作后牵头排练的。

瘦高个的世界历史老师也是贬来的。那会儿，历史课是公认的副课，几乎没有人听。学业荒废多年，我们连中国历史的几个朝代都点不过来，世界历史就更遥远、更没用。于是上课的时候各种小动作、各种开小差，把历史课变成了最休闲的课堂。但老师不急不火，依然有条不紊地希腊、雅典，埃及、罗马，然后布置作业，然后在下课的铃声中不慌不忙地步出教室。

下一次上课，依然如故。

很多年后，想起历史老师，想起在乱纷纷的教室里那份淡定和从容，那份不管听众有几多，我自淡然对天歌的超然，心生感悟。在那个年代，许多有见解的知识分子都历尽波折。不知满腹经纶的老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故事，才磨炼出了这份阴晴无扰、宠辱不惊、超然物我的洒脱？也许老师只是一个历史学学者，管理一帮懵懵懂懂的半大孩子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只是命运的波涛把他抛在这里，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和休憩而已。

那一次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要求学生们给老师提意见，而且必须提出一名讲得最差的老师。我们踟蹰再三，提出了历史老师。理由是老师讲课方言重，我们听不懂。老师方言是重了一点，但并不是我们听不懂，而是顽皮的我们谁都没有去听。把老师评为最差老师，我们都有些于心不忍。再见到老师的时候，心里就多了一份歉意。但老师若无其事，淡定如常，仍然轻轻咳嗽一声，开始了他的讲课。

物理景老师和化学潘老师都是文革前北师大的学生，总能在不急不缓之间从从容容地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知识的大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年以后，有幸迈入北师大的校门，看到迎面“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的大字校训，顿时领悟了老师的深邃、严谨和从容不迫的长者风范。

7

说到我们的老师，谁都无法绕开缑老师。

缑老师在二中时间最长，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来到二中读书时起，他的命运就和我们的中学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先学生，后留校任教，然后教导主任，然后校长，直到退休。缑老师当了十九年校长，成功地把我们学校拉入了省级名校的行列。

我们在二中上学的时候，他是教导处主任，还教我们平面几何。

缑老师是那种用激情和热爱传授知识的老师，他的几何课丝丝入扣，动人心弦，让人一点也不敢走神。课堂上，一会儿在讲台上凝神推演，一会儿在课桌之间来回巡视，一会儿又笑眯眯地背着手站在了我们身后。虽然教的是几何，在他手下，却把直线、线段、辅助线，梯形、椭圆、三角形都赋予了生命。一支教鞭，两根粉笔，却似指挥着千军万马。一节四十五分钟的几何课，倒像是一场金戈铁马的影剧大餐。他给我们的，是思维方法，是解题工具，是逻辑素养，更是对知识的热爱。

那一次，他要帮我们补一补做题慢的短板，精心设计了四十五道几何题，要求一堂课做完，平均一分钟一道。我们神经绷得紧紧的，紧张得头都顾不得抬，脑门上渗着汗珠，连擦一把汗都嫌浪费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缑老师说了一句：“大家抓紧时间了啊！还有三百秒。”三百秒？我们一下子集体愣住了，继之，恍然大悟，“哗”地一声笑了，空前的紧张中就这样瞬间幻化出一片轻松。

缑老师是硬汉子，在教导主任的任上，更多表现出的是严肃、是坚毅、是刚强，学生们大多都怕他。工作中雷厉风行，嫉恶如仇。讲起话来，干脆利索，斩钉截铁，不容辩驳。高年级同学说，前几年乱的时候，曾有受过他批评的坏学生怀恨在心，在他家后窗户外面放过炸药。后来碰巧因为家里没人，那个窗户的里面又恰巧摞了一摞棉被，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物理景老师是缑老师的妻子。一次我们去老师家取测验卷时，正赶上缑老师感冒发烧躺在床上。那次老师一定难受坏了，辗转在床上“哎呦，哎呦”地呻吟。我很诧异。原来坚强如缑老师这般的硬汉子也是会生病的，硬汉子痛苦的时候也是会呻吟的。

参加工作很多年后，我因遭人构陷仄入困境，满肚子委屈而百口难辩。缑老师听说了，专门找了我去问明了缘由，又找到有关部门门上一是一二是二地摆开了事实替我解释。后来经多方努力，组织终于澄清了事实，给了我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那年我年近不惑，已经从二中毕业二十二年了。缑老师也已经退休了。然而老师不辞劳苦，一趟一趟找人去说，就是为了还我，这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清白。我敬佩老师的仗义执言，更为他那份舐犊之情动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老师眼里，我们既是他精心雕琢的作品，也是他终身呵护、牵挂的孩子。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突然邂逅缑老师。老师很高兴，说，那天我梦见你了，一下子想起了当初那个年代。

我被老师打动了。随着老师的梦，又走进了那个年代，走进了高高的台阶上平房教室里那朗朗的读书声，走进了那人人争先个个向上的氛围，走进了拨乱反正之后的一片欣欣向荣，似乎又闻到了当年那股沁人心脾的气息，似乎自己又置身二中的课堂，站起来在怯怯地回答老师的提问。

与老师邂逅的那个下午，成了最灿烂的下午。

8

门房马师傅是二中最老的老人了。

缑老师说，马师傅比他来二中还早。当年他扛着铺盖卷一脸稚气从沁水乡下来二中读书的时候，马师傅就已经在这儿当门卫了。

马师傅个不太高，黑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大圈套着小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就像是凿下两个玻璃酒瓶的瓶底子给栓了个铁丝架子。除了看门，马师傅还负责上课下课的铃声，准确得像一块上海牌手表，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停电的日子，他会准时而用力地敲钟，“铛—铛—”地把上课下课的信号传递到每一间教室。

把上下课信号传递到每一间教室并不容易。教室全是平房，分成好多排整齐地排列在诺大的校园里。从第一排的教导处和六十三班到最后排的六十四、六十五班中间有很远的距离。那时候连老师也没有手表，上课下课全凭马师傅的信号。身体并不强壮的马师傅是怎样做到的呢？我有些疑惑。问了宝平班长和璐琦他们，他们也都说不清。有的说是敲钟，有的说是一边走一边敲着一面锣，众说纷纭。时光远去，连我们当时很日常的经历也已模糊在岁月中。也许，正是因为太日常、太平凡人们才没有留下深刻的记忆吧。这份日常而平凡的工作马师傅做了一辈子，从小马做成了老马，直到退休。

记忆里马师傅从来不生气，有调皮的同学跟他恶作剧，也只是憨憨地笑笑。偶尔责骂几句，斥责声里也更多地是疼爱和呵护。倒是老师们看到了，会毫不犹豫地叫住学生批评一番，教育他们要懂得尊重，要尊重马师傅。

马师傅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戴着一顶半蓝半黑的旧帽子站在大门口，透过“酒瓶子底儿”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潮水般地涌来了，又潮水般地退走了，脸上是难以遮掩的满足。就是这份守候，马师傅迎来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

9

班主任刘老师教我们语文。那段日子，他迷上了《三国演义》，讲完正课，不留神就绘声绘色插进来一小段三国。刘老师原来是北京来的知青，一口京腔字正腔圆，讲起三国来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什么吕布戏貂蝉啊，什么割发代首、望梅止渴啊，什么夏侯惇眼睛中箭，拔出来吞下肚去继续厮杀啊，什么曹阿瞒逃亡途中杀了吕伯奢全家呀，听得真过瘾。

比刘老师讲得还好的是刘兰芳。广播里正在播放着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就像一个挠人的小爪子，天天勾扯着我们的心。

每天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飞一般地冲到食堂，心急火燎地打上午饭，来不及扒拉一口，就迫不及待地以最快的速度一溜小跑赶到一个老师家的窗户下。这时，正好赶上刘兰芳老师清脆的女高音：“上回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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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斌录，古城上党公务员。喜欢读书、旅游、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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