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1853年2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意大利传来的革命消息，突然打破了伦敦很久以来普遍存在的、在天然的浓雾复盖下的政治上的消沉气氛。根据电报得知：本月6日在米兰爆发了起义；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由马志尼署名，另一份由科苏特署名，传单号召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起初起义曾经被镇压下去，但随后又重新爆发起来；驻守军火库的奥地利人被全部歼灭，等等；米兰的城门已经关闭。不错，法国政府的报纸发表了本月8日来自伯尔尼和本月9日来自都灵的两则补充消息，消息说起义在7日已被彻底镇压下去。但是意大利的朋友们却认为，英国外交部接连两天都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情报，这是一个吉兆。
巴黎传说皮萨、鲁卡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处在巨大的骚动中。
在都灵，内阁在接到奥地利领事的通知以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伦巴第的局势。最早的消息传到伦敦是2月9日，这一天恰好是1849年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纪念日[348]，是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日子，也是1689年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日子，这真是一个巧合。
假如不能有几个奥地利团的兵力转到革命方面来，那末目前的米兰起义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最近我会接到一些从都灵寄来的私人信件，也许，这些信件会使我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作详细的报告。
关于不久前路易-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福萨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349]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到惊奇；其实，当五个月之前从阿尔及利亚逃跑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三千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一千二百名公民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四千三百一十二人；这就是说，路易-拿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一百人！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人就达四千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二百二十六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二千六百一十一人，其中被赦免的有二百二十九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人是平均有三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被赦免的有一百八十人。在瓦尔省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六百八十七人。在被流放到凯恩去的一千二百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整个非洲去的大批人的人数相比的。这个数字据估计共达一万二千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在名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12月的血腥battues〔围剿〕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昨天，议会又召开了会议。在上院演出了一场戏，这可以算是“千年”内阁的未来活动的一个应有的序幕。得比伯爵质问阿伯丁伯爵，政府打算提出什么措施提交议会审议。后者回答说，他早先已经说明过自己的原则，再重复一遍是不必要的，而在向下院宣布这些原则之前，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说明是过早的。接着是一场十分奇妙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得比伯爵的话一句接一句，而阿伯丁伯爵只是意味深长地不住地点头。
哑场几秒钟；勋爵阁下并未起座。
得比伯爵：“也许，沉默就是意味着没有措施？”（笑声）
阿伯丁伯爵嘟囔了一句什么，谁也没有听清。
得比伯爵：“我是否可以请问一下，向上院将要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没有任何回答。
议长提议休会，上院通过了休会的决定。
假如我们从上院转到“忠于女王陛下的下院”的话，那末我们也许不能不同意：阿伯丁伯爵用他的沉默阐述内阁的纲领，比约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用冗长而费解的演说阐述得要清楚得多。罗素的演说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人”；把所有应由议会审议的问题的解决推迟一年，而在此期间，女王陛下的大臣们的薪俸将按时发给。约翰·罗素勋爵大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政府的这个意图：
关于议会改革，约翰·罗素勋爵声明说，它可能成为下届会议的讨论题目。这就是说，目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法案。并且，小约翰还竭尽全力否定这样一种设想：似乎他曾在什么时候答应提出比他在上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法案[350]更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代议制的草案。他甚至由于把这种诺言硬加在他的身上感到生气。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他甚至不能担保，他打算在下届会议上提出的法案能像1852年的法案那样全面。关于贿赂和舞弊行为，他说：
简直无法形容下院对顶点约翰[351]的这篇演说的反应多么冷淡和多么感到惊奇，很难断定，究竟是他的朋友大惑不解还是他的敌人的幸灾乐祸占主要地位。但是，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篇演说彻底推翻了卢克莱修的关于《nil de nihilo fit》〔“无中不能生有”〕［注：卢克莱修：“论物性”。——编者注］的学说。至少约翰勋爵是从无中生出了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篇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演说。
原来以为，内阁是把自己的生存同新的所得税税额和新的改革法案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但结果是：关于所得税，建议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保留一年。关于改革法案（甚至是在辉格党所规定的限度内的改革法案）则宣布说，大臣们只有在他们继任一年的条件下才准备提出。总的来说，除了改革法案以外，这些都是上届罗素内阁的纲领的再版。甚至预算草案的讨论都要推到复活节以后，这样，大臣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领到一季的薪俸。
关于部分改革的提案几乎完全是从迪斯累里先生的纲领中抄来的。例如，修正法律、废除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设立租佃者权利问题委员会等等。属于现任内阁自己的条款只有设想中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规模，根据约翰勋爵自己告诉我们的话来看，不会比他本人更大）和废除对于拉约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法律限制。赋予这个犹太高利贷者（大家都知道，他是波拿巴所发动的政变的同谋者之一）以选举权，是否就能使英国人民得到很大的满足，那是值得怀疑的。
由在最近的大选中遭到完全失败的两个政党的代表组成的内阁的这种无耻行径，除了下面这个原因之外，是很难用别的理由来解释的，这就是：任何新的改革法案都会要求解散现在的下院，而下院的大多数却牢牢抓住他们的议员席位不放，因为这些席位是他们高价买来的，是靠微不足道的多数选票获得的。
“泰晤士报”试图用来安慰读者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妙不过的了：
至于谈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社会舆论消极冷淡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内阁的冰冷气氛的笼罩下”，改革法案不由大臣们赏赐给人民，这对人民来说倒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应当忘记，阿伯丁勋爵曾经是托利党内阁的成员，这个内阁在1830年曾经拒绝同意改革方面的任何一个步骤。全国性的改革必须通过全国性的宣传运动来实现，而不能依靠阿伯丁阁下的恩赐。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件事：上星期一，全国保护不列颠工业和资本协会[352]的总委员会在里士满公爵主持下在南海公司大厦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会上该协会通过了解散协会的明智的决议。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11日 载于1853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370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348]见注59。——第593页。
[349]“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or 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594页。
[350]见注255。——第596页。
[351]见注250。——第596页。
[352]指保护农业和不列颠工业协会，该会最初的名称是保护农业协会。它是在1845年为同自由贸易派作斗争而建立的。该协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对废除谷物法（见注247）。——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