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VS王瑞：电影没办法给出答案，经历了也就真正懂了
■ 本期轮值毒叔 ■
■冷面笑酱·汪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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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作风格多样，不想一成不变
汪海林:我们接着昨天的唠，说说您以前的创作吧，我觉得您那个风格还是挺多样的，也拍电视剧。
王瑞:是的，可能跟我毕业之后就留校当老师挺有关系的。我其实比较拒绝拍都一样的片子，比方说有一个片子拍完了，然后基本上这一类型的片子还会来找你，你还会来拍。我也有过这个阶段，从现在回溯以往可能会发现，我创作上本能的好像就选择比较新鲜的事物。其实现在想想原因可能心里是憋着一个事儿，当老师尽量想触碰点更新的东西，类型更全面一些，你可能回学校能有东西可讲。
汪海林:那您接触电视剧跟电影，您定位拍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王瑞:其实在我心里看是都一样的，我其实1997年的时候开始拍第一个电视剧，当时的电视剧跟电影的差别更多的是这种设备上差别，媒介上的差别，那个是用胶片，这个是用磁带，磁带的这种表现力、还原力要差一点。但是，我拍电影的时候，怎么后来就拍电视剧去了，我拍了大概有10年，是因为我这个戏之前有一部戏叫《冲天飞豹》，是一个献礼片，我们大概干了有小一年，就是有特技，有什么的，光去基地下生活，就下了有四五次，找飞行员什么的。结果拍完了，我后来在一个组里碰到一个演员，正好是《冲天飞豹》里边的演员，他是跟我说一个笑话，他说导演咱这戏我去了4次才看上，我说怎么呢？说前三次电影院因为人少，人就退票了，他说我第4次才想起来问影院工作人员最少得多少人，得知大概10个人我们才放。最后组里的演员他第4次带10个人去才看上。他是逗着玩说的这句话，我听着就特别的感慨。因为，我其实是想的说我拍的东西是想让人看见，我特不想拍成一个戏，大家都听说过，但其实谁也没看过这个戏，我就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当时因为这个才去拍电视剧。
汪海林:那后来去拍了电视剧，这个转折点很有意思。
王瑞:因为电影大概你都能记得住，电视剧再好的脑子你很难记住，特别是越来越长了，叙事上好像就结构上不太一样，但我拍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是都一样的。
汪海林:照着一个标准在拍。
王瑞:对。当时大概1999年之后，我觉得拍电影的也少了，也全没人看，那时候最低谷。我拍电视剧还有一个是满足我自己，因为我一毕业一留校，其实就已经开始拍戏了，我挺喜欢那种生活的，每隔一段时间拎着一个箱子，然后跑到一个剧组，一批人在一起，然后每天拍戏，每天拍戏。所以，我心里其实从来都不问我拍的是什么，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只是爱这种日子。
汪海林:喜欢这种生活工作的方式、这种状态。
王瑞:对，喜欢这种状态。
汪海林:有的时候偶尔打破一下教书的特别规律的生活，进入到另一个集体生活里边去，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说一下，这个片子的摄影李伟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我看得出你俩很有默契，这种默契感从何而来？
王瑞:李伟我们俩大概2000年左右拍过一个戏，很小的一个电影，是频道的电影。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我就发现合作起来很默契，有的事儿用不着说得很多，你大概说他就明白，他一做你就觉得很对，就是这种。所以这个戏就是这么一个挺要劲儿的戏，有很多事儿是说不清楚的，完全是感受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起他来了，事实上证明他完成得真挺好的。我们俩其实这是第二次合作，两次合作回忆起来都是特别愉快。
汪海林:而且我看他构图，包括他的影像风格很美，又不是明信片的，广告画似的那种，它都是有质感的。
王瑞:我看我觉得跟他当老师是挺有关系。如果说，他当年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到行业里边儿，可能也是会对摄影的这种技术、艺术有进一步的研究，成熟起来。但当老师的时候，他有一半时间是纯研究的，而且这种研究不单是他自己的，可能眼界就更开、更阔。我觉得李伟之前拍的东西也不这样，其实他也是根据你要拍的这个东西来想他的影像上是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特专业的那种感觉。
二
观众看到的，就是我想表达的
汪海林:我们回到剧情上说，可能很多观众会问那个问题，女主角后来去哪了？
王瑞:我想着，因为之前他们曾经埋伏过，在夫妻两个对话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在满洲里有她的一个姐姐。最后片尾的时候，这个男人走进的城市，其实就是满洲里，她是到城里去找了。她回家之后那个胖子，伊力奇跟她靠着车上俩人吵架，那有一场戏里边她也跟他说过，说她一个人在草原上带着小孩，弄着羊根本都没办法，所以她现在是进城了，去到她姐姐家了。
汪海林:那就是说，我们的理解就是她最后向远处城市走去，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找他。
王瑞:对。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坐车正好去满洲里，就走过那个弯的时候，突然远远地看到这个城市，这时候就有了这个片尾了。我拍这个片尾那天，心里挺那个劲儿的，挺感慨的。我其实在拍什么，我觉得就是一种妥协，我觉得人这辈子不得不妥协，你再刚强你可能都得妥协。其实最后这个片尾，两个人都妥协了，女人那么排斥进城，她要养小孩儿，她要进城。男人这么想出去溜达，现在背着玩具往回跑。我特意让这个男孩往城里走的时候，我让他笑。我觉得特悲凉的，就是你很愤怒的妥协，不这么处理，我觉得还不惨，惨就惨在你自以为还挺高兴的，但其实你妥协了。我其实拍的是这个。
汪海林:我那天听包世宏说，说国内有很多观众提的问题，都会让男的说渣男什么东西，是他们关注点在这儿，我看片子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这点。
王瑞:这个很奇怪，我们当时不是路演嘛，路演走了十几个城市，每个城市大概得放个四五场的样子，基本听下来把观众分成三类，一类人认为风光片，风光挺好的。还有一类人是认为是一个民族电影，说的是当下蒙古民族的一些生活。还有一类人会说这个电影看起来很民族，但是其实跟民族没关系，是每个人当下所碰到的一些困境。基本上观众分成这三大类。
汪海林:然后，对里边人还进行了价值判断。
王瑞:对。我听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对的，因为我其实拍这戏的时候就这么想的。我当时拍的时候，没想到会这么大的事儿，因为当时我们从电影学院上学到拍戏，在电影学院里，这种电影在当年是挺平常的一个电影，这根本都不叫闹什么想法。这些年以后，在接触到电影院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可能长期以来，看一类片子看多了，很多观众特别希望你直截了当的给他一个答案，你想说的事儿，特别明摆着把它搁在这儿，我觉得也许这样对于观赏者来说更舒服一点，根本用不着想问题。但是，我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想我本身拍这个戏只是对生活的一个回忆，一个体验或者是一个思索，我其实跟观众的水平是一样的，我并不比人家高多少，我没法儿去指点大家，你这个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把这些困境搁在这儿了，而这个困境还得是说你有了生活经历，或者你有了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体会到的这些东西也会挺不同的，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在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不太爱说这个戏我想说什么，我就是说你看见什么了，你说看见风光片了，你觉得也挺爽的，你看的这么美，心里挺美。我觉得也挺好，这个人他心里没事儿，他不觉得那个是个事儿，他觉得草原很美，我觉得也挺对的。
汪海林:观众有的时候，他从现实逻辑去评判这个人的行为，是吧？
王瑞:是的，维度很多，会有更多种可能。
汪海林:观众可能就想如果我老公是这样，那可不行，那我一天都不能跟他过，说拜拜就拜拜了，说这人来无影去无踪的。
王瑞:那人家直接就跑了。
汪海林:直接走了。
王瑞:我是这么想，我也不觉得这人做得对，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这么做，他就得到了这种后果，其实也是对的。戏里边他的那些人，他的朋友对他并没有就是因为他跑，大家还奖赏他。
汪海林:没有人支持他，他其实挺孤独的。
王瑞:你说得对，你想他这么长时间往回跑了，然后被别人骂了一顿，妻子对他是什么样的，你其实也很难知道，是原谅他了，还是说痛骂一顿，还是从此以后有短了？等小孩长大了，妈什么时候想起这段都会说一遍，这都有可能。
三
希望更多的投资人能够关注文艺电影
汪海林:所以，我觉得从主题上来讲，里面整个关注的角度来讲还是很高级的。就是生命是怎么回事儿，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从保尔就开始思索的问题。这是探讨一个很高级的命题，而且创作者自己也没有一个答案。中国电影确实缺这种，这种片子少了。您说得对，好像以前这种片子挺多的，现在突然间变得特别稀缺的一个。
王瑞:我觉得其实有一方面，可能确实很难能有人拍，我这个戏就是运气好吧，十几年了，突然能有人投资。但是拍上之后，我其实心里压力很大。包括去东京，去金鸡奖，我其实心里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说我把人家钱给花了，这个片子如果在东京得一个奖，是不是会更好卖一些？假如说拿了个金鸡奖，是不是让投资人心里觉得好受一点？其实，我这个戏的投资人从来没有过说我要赚钱，根本没跟我提过，我心里都有压力。如果说要是给你投资之前有各种说法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种戏少，可能跟这事儿是有关系，很难成。
汪海林:确实也是，但其实包括国际发行，包括这些，其实应该是能回收吧？
王瑞:现在好像日本那签了，可能也卖给网上了。我其实心里很重的一件事儿是我一直特别盼望着，当然说哪个国家都一样，艺术片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如果说这种片子是电影的大多数，其实也不对。一个健康的电影工业，我觉得可能还是这种娱乐类的电影多一些，这种电影稍微少一些，但是它得有。我很怕说，因为我做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赔得叮当的，更没有人投了。其实，我心里给自己一个期望是说，这电影如果结果还不错的话，是不是能够鼓励一些投资人还可以继续来做这件事儿？能投艺术片，敢投艺术片的投资人，其实并不一定要赚钱，但至少别赔钱，你总赔钱，他就没法做了，可能我更大的心理上比较重的压力是这个。
汪海林:好在结果也还是挺好的，很完美，所以再次祝贺王瑞导演。
王瑞: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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