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丽的传说
文/江义高
我是1969年2月到开县（现开州）民主公社共和3队当知青的。这时“三年自然灾害”过去都七八年了，可闲暇时社员们总爱讲那时吃“大食堂”饿死人的往事，讲完后总是感慨万分地说，要不是刘伯承，我们肯定都被饿死了！说这话时，菜色的脸上总是写满了激动和感恩。我不知道缘由，他们就七嘴八舌地给我讲当年刘伯承回乡救人的故事。说是那年刘伯承微服回到家乡，看到土地荒芜、粮食歉收、民不聊生的情况后，把县委书记臭骂了一顿，命令他立即撤销“大食堂”，给农民分菜园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县委书记只得照办。这样大家才慢慢有了吃的，才没有继续饿死人。在那儿待久了，才知道不仅是农村社员，就是学校老师、供销社职工，甚至大队、公社的干部中都流传着这个故事。虽然版本有异，可中心意思却完全一致：是刘伯承救了我们开县人！有天下午干活休息时，贫协主席老曾坐在我身边，一面抽叶子烟，一面又唠唠叨叨地讲起了那故事。他还没讲完，我就问：这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哟？他惊讶地把烟杆一磕，睁大眼睛盯着我说：你还不信么？你看周围几个县，哪个有我们开县的人口多？我就去查资料求证。结果，邻近的开江、梁平、云阳甚至地区专署所在地万县，人口真的都不及开县！我对这个故事将信将疑起来。我家庭出身好，在“接受再教育”中表现也不错，还出席过 “铁桥区知青先代会”，故而1970年初“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公社就把我借调到“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协助工作。这是个难得的“美差”，我高高兴兴地去了。我的任务是每5天将公社各大队报来的“一打三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总，然后报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对各种运动一向都积极参加，这次也不例外。有一天，我把当期的情况汇总资料搞完后都深夜了。公社党委李继宽书记对我的敬业精神非常满意，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大捧生花生（当时属于受管控的二类物资）、一小碗甘蔗酒，来犒劳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俩津津有味地剥着生花生下甘蔗酒。李书记40来岁，矮胖身材，当地人，中师文化。几口甘蔗酒下肚后，他那一向严肃的脸上泛起了红光，话也多起来。他毫无保留地对我说：上次他到区里开汇报会，聂书记对我们民主公社的上报资料很满意，问是谁执笔写的？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后，他说，很好，要注意培养这样的知青。顿了顿，李书记又说，等运动告一段落后，你就写入党申请书。入党后，只要政策允许，我想法正式调你到公社来接张文书的工作。我听后高兴不已。突然，我想起当地流传着的刘伯承微服回乡的故事来，便趁他在兴头上，问是否真有其事？他问我都听到了些什么？我就把我听到的几种版本的故事讲了出来。他听后笑了笑说：你听的那些都东鳞西爪的不完整。今晚这儿只有我俩，我给你讲一个完整的刘伯承返乡的故事。不过你得承诺，不得给任何人说。我郑重承诺后，他慢慢地讲了起来——“公社化”实现后不久，上级就要求农村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安排生产生活，尽快实现“敲钟吃饭，盖章拿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于是，社员们就一起上坡干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干得多的，那是能力强的表现；干得少的，干得差的，甚至不干的，也无所谓，各尽所能嘛！而人的第一需要是“吃”，便从“吃”着手实现共产主义。各队都把象征小农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灶拆了、锅砸了，耕牛、农具、菜园地统统归公，建立起“大食堂”，以彻底抛弃私有制观念。在“大食堂”里，早上包子、馒头、花生米“尽吃”，中午“帽儿头”、回锅肉“尽胀”，晚上稀饭干饭随便舀，会喝酒的还有耙胡豆下酒。大家兴高采烈，欢呼共产主义社会的来到。然而如此不干只吃地过了一阵子后，粮食吃光了，猪儿杀完了，土地荒芜了。可上级征收公粮、派款派捐的指示依旧接连不断。无奈，“大食堂”只有拿牛皮菜、瓢儿菜、芭蕉头、野葛根之类的东西供大家充饥。不少人饿死了，没饿死的也皮泡脸肿、有气无力。那年下半年，刘伯承在成都开完会后，决定回老家看看。他坐着一辆军用吉普，带一个贴身警卫，驱车到了赵家场。他令司机把车停在场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后，带着警卫员朝多年前住过的老屋走去。时近黄昏，石板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路两边的土地荒芜，杂草丛生，这景象与他从报纸上看到的“形势大好”、“农业大丰收”、“社员安居乐业”之类的报道大相径庭，心中大惑不解。走到离老屋百多米远的地方，见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浑身浮肿、衣衫褴褛的老人，便上前同他搭讪，交流几句后方知，这人竟是他的一个远房堂弟！他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不动声色地继续询问当地农村的情况。堂弟把实情告诉他后，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良久，他令警卫员跑步回车上，去把所有的钱都拿来。警卫员把160多元钱拿来后，他悉数塞进堂弟手里，说：老弟，拿去治病，再买点黑市粮保命！言罢转身对警卫员说，去县城！警卫员敲开县委招待所大门，对所长说：有重要首长到了，请立即准备晚餐。不多一会儿，晚餐端了上来，一盆包谷米稀饭，几个包谷粑，两个咸鸭蛋和一盘萝卜丝。警卫员还要说什么，刘伯承摆了摆手说，别难为他了。转身对所长说，去把县委书记给我找来。所长答应了一声“是”，一溜烟地去了。包谷稀饭还没吃完，县委书记到了，同来的还有县长。县委书记偷眼打量了一眼这穿土白布衬衣、发黄旧军裤的清瘦老人，猜不出是哪一级的首长。稍事镇定，他笑容可掬地说：不知道首长要来，接待不周，请谅解。等首长吃过饭后，再听我们汇报。刘伯承把碗底的稀饭一口喝尽，不紧不慢地说：汇报就不听了，只请你下指示，把全县的大食堂立即撤销了，菜园地归农户，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不要让饿死人的事继续发生！一向温文尔雅的刘伯承生气了，拍着桌子操着家乡话大声说：么子地委天委的？要砍脑壳我刘伯承顶着！县委书记听罢禁不住浑身一颤，语无伦次地问道：您，您是刘……刘帅？县委书记答道：明白了，明白了。今晚我就起草文件，明天下发全县，下发全县……那年我在中心小学当校长，有天下午接到通知，去公社列席“三干会”。这次会议很奇特，人到齐后，主持会议的王书记宣布说：今天的会议不下发文件，不准记笔记，由县委的XXX同志宣布重要决定。接着XXX就代表县委口头宣布立即撤销“大食堂”、菜园地归户、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足10分钟。更奇怪的是，万县地区所属七八个县，唯有开县宣布了这一决定。几天后，各种说法的“刘伯承微服回乡”的故事就流传开来。后来我问在县委工作的同学：刘伯承真的回过开县么？他说：可能回来过，也可能没有。我再问，他就打官腔说：你入党都那么多年了，难道不知道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别打听的常识么？我听完李书记的讲述，眉头紧皱，满脸狐疑地陷入沉思。李书记见状，笑嘻嘻地说：这事过去都快十年了，你不必太认真，就当是一个传说，一个美丽的传说吧！
作者近照及简介：
江义高，生于1949年，重庆一中高68毕业。1969年2月到1971年3月在开县民主公社共和大队3队当知青；1971年3月到1991年5月在重庆制药机械厂工作; 1991年5月到1998年7月在重庆市医药管理局工作; 1998年7月到2010年3月在中国药业杂志社工作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