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之谦的《书吴让之印稿》谈篆刻的“巧”与“拙”（文末有福利）
1863那一年，篆刻界本来天下太平，大家你刻你的，我刻我的，不管南北、不论徽、浙，各自相安无事。
偏偏出了个魏稼孙，他是赵之谦的好朋友，这位是个印学大理论家，他本人不怎么刻印，但是他的印学理论水平很高，这一天，他找到赵之谦说，我有个想法，想把你的最近的印稿收集整理一下出个印谱，赵之谦一边说他这是多此一举，一边加紧了自己的刻印进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刻了接近200方（要知道赵之谦一辈子也就刻了不到400方印，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魏稼孙的。）印让魏稼孙给自己出印谱，就是后来的《二金蝶堂印谱》，也就是后来齐白石大师中年变法学习赵之谦视为珍宝的那个印谱。
不交流没进步，不争论没学问。魏稼孙深知此理，于是，他不但集了赵之谦的印谱，还把集好的印谱专程跑到泰州给当时公认的印坛领袖吴让之看，说，吴老啊，你看，这位赵先生的印怎么样？
赵之谦比吴让之小30岁，相对于吴让之来说，当然是晚辈，大概十年前见过吴让之大师的印，一时惊为天印，知道自己的印谱要拿给吴老先生看，特意刻了一方印“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并且在边款里对吴让之大为赞赏：“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再（载）一人而已。”
（赵之谦刻‘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
吴让之老先生一看此印，哟哟哟，过誉过誉，不敢当不敢当，天下第一人这样的名头之下，吴让之还是必须谦虚两句的，于是，当魏稼孙让他在印谱上题辞时，吴让之很谦虚地写道：
“撝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访仆于泰州。一册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惟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之。谨刻二方呈削正，盖目力昏眊，久不事此，不足观也”
其实，他是很受用的，只是“愧无以酬之”，并没有愧不敢当，还顺道刻了两方印给赵之谦，赠送印章，一是奖掖，一是交流。
（吴让之刻“赵之谦”）
（吴让之刻“二金蝶堂”）
魏稼孙显然并不满足这样的题词，于是让他评论两句赵之谦的印，吴让之一边感叹说：““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邓石如)室，何须更赞一词耶？”先生刻的作品已经达到邓石如入室的水平（吴让之还不是邓石如的入室弟子，他是邓石如弟子包世臣的弟子），已经不需要我再做任何称赞了。这种评价是很高的，如果到此为止，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
显然，魏稼孙真的是个“多事”的人，不行，不行，吴老还是说两句吧。于是吴让之做了两件事，一是评价了整个浙派的印，一是评价了赵之谦的印。评价浙派的印还好说，评价赵之谦的印时，他说赵之谦的印“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啥意思呢？
你赵之谦刻的这些印里面，像汉官印的都是不错的，其他类印就有点“让头舒足”，故作姿态，搔首弄姿，这属于“多事”。
赵之谦虽然是后辈，但对于吴让之这些评论，显然是不服气的，不仅不服气吴让之说自己的这些，对吴让之对浙派的论述也不服气。于是，当年秋天，当魏稼孙又“多事”搞了一套《吴让之印谱》出来让赵之谦评论时，赵之谦心绪难平，写下了一段很长的题词，这段题词，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赵之谦的印学主张：
“摹印家两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徽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予藉）、胡（城东）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让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今年秋，魏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定稿。让之复刻两印令稼孙寄予，乃得遍观前后所作。让之于印，宗邓氏而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其论浙宗亟称次闲，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让之以曼生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龙泓、秋盦，故变法自遁。让之薄龙泓、秋盦。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辟蹊径，神至处龙泓且不如，让之不信山堂，人以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让之称次闲，由此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让之易，不必辨也。少日师赤沈先生，同学者有何自芸，力学诗，始学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进而晋，又进而汉、魏。其言以《三百篇》为准，穷年累月，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长吟。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虐，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癫痫，余亦侮自芸为愚蠢。争不下，质之师。师告自芸，汝诗譬窭人子，勤俭操作，铢积寸累，以事生产，初获十百，久而千万，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彼诗譬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为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浪子，弦歌未终，叱诧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虞中落，然其乐也，人忧之矣。自芸犹欲争，而予骇汗竟日。今让之摹印，诚不与自芸诗比，而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此类也。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坿书质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会稽赵撝叔书时同客京师。”
（丁敬刻“梁启心印”）
（黄易刻“姚立德字次功号小坡之图书”）
（赵次闲刻“镜花水月之庐”）
（陈曼生刻“我生之初岁在癸丑”）
篆刻界分两大宗，一是徽宗，一是浙宗，浙宗自赵次闲以后流为习尚，极丑恶，但是却被众多的人喜爱。徽宗的印风看似没有啥新奇，但是要真想学成，实际非常困难，巴慰祖、胡唐去世之后，传徽宗薪火的还有扬州人吴让之。吴让之所摹印，十年之前我曾见过一二方，十分叹服。今年秋天，魏稼孙把吴让之前前后后的印作都带来，我得以尽观。吴让之在刻印方面，宗邓氏（邓石如）而于汉人（其实吴让之学汉人在前，有十年的踏实学汉印的经历，而不是宗邓学汉），学的时间久，手指皆实，但可惜谨守师法，没有突破，于印为能品（既不是逸品，也不是神品，妙品，四品里面，属于最下面的那个能品）。吴让之讨论浙派篆刻，却对赵次闲极为赞赏，次闲学陈曼生但却没有他的才华，但是让之却认为曼生不如次闲。陈曼生刻印，自知赶不上丁龙泓和黄秋盦，于是变法求新，让之不喜丁龙泓、黄秋盦。蒋山堂的印则在以上这些名家之外又自求突破，神到处，丁龙泓也有不如的，让之又不信蒋山堂，人们以为这是走偏了路径，其实不是的。（赵之谦主张创新，这也是他最终开创和实践“印为求印”印学思想的原因。）这一段，赵之谦认为吴让之凡是浙派有创新的他都不认可，对吴让之的评价也只是停在“能品”的层次，已经不复那方印款里说的天下第一了。
紧接着，赵之谦展开论述浙派和徽派的巧与拙了。
（蒋仁刻“真水无香”）
浙宗是以精巧为创作风格的，徽宗则以朴拙为创作风格的，现在让之的作品，一笔一画，都力求展势，其实已经是讨厌朴拙而追求精巧了，其实，浙宗里面，精巧没有人能超过次闲（这也是吴让之喜欢赵次闲的原因），陈曼生巧七而拙三，丁龙泓忘拙忘巧，黄秋盦则巧拙对半，蒋山堂则九拙一巧。让之称赏赵次闲，因此让他评论我的作品，他只认可那些像汉官印的，其他的都不认可，而且他认为我这些作品是学邓石如来的，其实不全如此。不是吴让之不能知道，他说这话是有上述原因的，我也没有办法让他改变自己的看法，不必再行争论了。
吴让之这样评价我的作品是你对巧拙有自己固化的看法，是有认识基础的，多说无益。
说不说了，其实赵之谦紧接着就开始举例子，打比方，以自己同窗作诗风格不同为喻，讲述了自己与吴让之的不同之处，显然，他认为吴让之是不如他的。同时，他认定，一个人的篆刻风格是跟印人的性格特色、人生经历相关的。
（吴让之刻“迟云山馆”）
吴让之下十年死功夫学汉印，最终见邓石如作品，尽弃所学而从之，十年的汉印功夫，汉印影响深入骨髓，想弃自然是弃不掉的，也正因为有这十年的汉印功夫，吴让之才有最后的成就。赵之谦当然也是宗汉印的，他曾在《苦兼室论印》里说：
“刻印以汉印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显然，不宗汉印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能死宗汉印，随功力所到，也应当触类旁通，有所创造发展。赵之谦这种发展的、开放的印学思想，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比吴让之的完全死守汉印，死守邓法是先进的。
赵之谦的学印过程是遍学浙、徽的。他的好友胡澍在《赵撝叔印谱》序中总结了赵的取法历程。云：“吾友会稽赵撝叔同年，生有异廪，博学多能。自其儿时，即善刻印。初尊龙泓，即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直奔腕底”，也正因为学得深，他充分认知到学汉印的不易，他在仿汉印式的作品“何传洙印”的边款里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輙落。愈拙愈古，看似平淡无奇，而殊不易。”在他眼里，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浑厚，是最难达成的。
（赵之谦刻“何传洙印”及边款）
吴让之学汉印是出了名的，入邓派其实也还在徽派的“拙”这个圈子里，应是以拙朴为主的印人，因此见了赵次闲的精巧而称赏不已，而对相对朴拙的丁敬、黄易、蒋仁的作品反倒认为不好的原因，其实是吴让之也在朴拙的方向上挖掘较深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赵之谦的分析也是精到的。
赵之谦对于书法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观点，他认为：
“书家有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能以临摹规仿之，斯真第一层妙义。后世学愈精，去古愈远。一竖曰吾颜也、柳也，一横曰吾苏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有志为逮，敢告后贤。”
（赵之谦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
不学书法的小孩子，和学到深处的积学大儒，这两种人的书法作品才能谈达到极高境界。对于拙与巧的认知，与他的印学主张是一致的。也正是对拙与巧有这样精到的认识以及其发展创新的学术指导思想，他才真正在最后到了能“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边款语）的地步。
吴让之的印学成就多来自后天的勤奋，踏实汉印，这是他拙的一面，他喜赵次闲，又以披削刀法形成舒展自如的刀法，这是他的巧，赵之谦的天资聪慧，这是他巧的一面，但他于汉印的沉着思考，又获得了汉印浑厚的朴拙气息，这是他拙的一面。两人印学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两人印学思想的境界，赵之谦是开放的，是可发展的。吴让之是闭合的，是停滞的。谈到这里，我们足以跳出更小的拙与巧的区别这个层次的概念了。
1863年的那场拙与巧的争论，对于中国篆刻史，意义太重大了。
64年之后，1927年，吴昌硕已至晚年，他在沈均初藏本《吴让之印存》上也题了长跋，说道：
“让翁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南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论其治印亦复如是。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职是故也。余癖斯者亦既有年，不究派别，不计工拙，略知其趣，稍穷其变，而愈信秦汉铸凿，浑穆渊雅之不易得及。证诸让翁，吾言可信。鲁盦（就是沈均初）先生所藏印存，为魏稼孙手抑，神采意态如其书，如其画，读竟欢喜，题句归之。丁卯初冬，安吉吴昌硕年八十四。”
由此思之，赵之谦的说法还是有义愤的成分在内的。天资卓绝的赵之谦与质仆的吴昌硕当然不同，他太骄傲了，因此言辞刻薄，让人不忍，吴昌硕的说法，平实多了，也中肯多了。
（【老李刻堂】之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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