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伪解药的逆袭

萧春雷

喜欢吃的蔬菜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可能是萝卜。母亲来厦住过一段时间,有次贪图便宜,多买了几斤萝卜,就切成萝卜条摊在砧板和锅盖上,拿去阳台暴晒。没想到这些萝卜干盐腌了两天后,滋味极好,嚼起来生脆。我称赞说:“做萝卜干这么简单啊。萝卜真是天下最好的菜,清炒、炖汤、生腌,没有不好吃的。”母亲知道我的品位如此之低,十分欣慰,后来常腌萝卜干给我。我呢,百吃不厌。

白萝卜不宜生吃。我网购过一箱山东潍县绿萝卜,当成水果吃。绿萝卜有一层厚皮,辛辣;萝卜心也是绿的,脆而甜。我用水龙头冲洗一下,连皮带心咬进嘴里,于是甘甜之中带点热辣。记起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雪白芦菔非芦菔,吃来自是辣底玉;花叶蔓菁非蔓菁,吃来自是甜底冰。”芦菔,即萝卜。蔓菁,即芜菁。宋代的蔬菜,与我们今天的不同,当时恐怕还没出现红皮萝卜、绿皮萝卜呢。

我有点惊奇,萝卜如此美味,为什么上古的文献里罕见提及?便去了解它的底细。原来,我国早就有萝卜了,只是早期记载较少,它又频频改名换姓。在《尔雅》注疏里,萝卜的曾用名就有葖、雹葖、芦萉、芦菔、莱菔、温菘、紫花菘等等,非专业人士,难免眼花缭乱。

农业考古学家说,我爱吃的这种大白萝卜名叫中国萝卜,虽然埃及、地中海沿岸更早出现萝卜,但是中国萝卜并非引进,而是起源于我国本土。《诗经》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中“葑”指芜菁(又称蔓菁),“菲”就是萝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芦,芦菔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今之萝卜也。”

汉唐时期,萝卜最常用的名字是芦菔。很不幸,有史以来,芦菔就笼罩在芜菁的阴影下。芜菁也是根类菜,有扁圆的肉质根,形态与口感都与萝卜相似,二者可以相互替代。既生瑜,何生亮?唐代以前,芜菁无疑是最重要的根类菜,萝卜可有可无。北魏农书《齐民要术》在隆重介绍蔓菁(芜菁)的栽培方法之后,简单提了一句:“种菘、芦菔法,与蔓菁同。”可见今日人们喜爱的白菜、萝卜,当年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

宋代萝卜时来运转,在我国南北地区广泛种植,喜欢吃萝卜的名人很多。南宋晋江(今石狮市蚶江镇)进士林洪写过一本《山家清供》,介绍家常食品,就多处谈到萝卜。他说永嘉学派大师叶适酷嗜萝卜,“每饮,适必索萝菔,与皮生啖,乃快所欲”;诗人叶绍翁爱吃萝卜不亚于叶适,“然靖逸(叶绍翁)未老而发已皤,岂地黄之过欤?”他怀疑吃多了萝卜,让叶绍翁未老白头。

我们要知道,早期医家对萝卜有一些误解。唐孙思邈曾经告诫说:“(芦菔)生不可与地黄同食,令人发白。”宋代笔记《国老谈苑》记载,宋太宗想重用寇准,无奈寇准年纪太轻,难以服众;寇准知道后,“遽服地黄兼饵芦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须发皆白、貌似老成持重的寇准,如愿以偿,33岁就登上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宝座。这个故事强化了孙思邈的观点,元代吴瑞《日用本草》还说:“白萝卜,久食之,发白。”

萝卜如此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取代芜菁,成为首屈一指的根类菜?这是一个历史之谜。我思考了很久,才恍然大悟,这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另一个奇异观念——萝卜能解面毒有关。苏颂《本草图经》明确指出:“莱菔,功同芜菁……尤能制面毒。”该书还说了一个小故事:昔有婆罗门僧来到中土,看到人们吃麦面,大惊:“此大热,何以食之?”接着他看到面食中有萝卜,才放下心来,说全靠此物解毒,“自此相传,食面必啖芦菔”。我们看到如今的兰州拉面里,还要加点萝卜片,就是这种观念的遗留。

麦面为什么有毒?更早的时候人们吃麦面靠什么解毒?这样,我们就要简单说说小麦的故事。小麦原产中东地区,约四千年前传入我国北方,但中国人早期只知道粒食,做成麦饭,口感远逊小米;汉代发明石磨后,才把小麦磨成面粉,制作可口的馒头、面条,大约在唐代成为北方主食。麻烦的是,唐代医药学观念比较落后,陈藏器等人还主张,小麦受四时之气,兼有寒温,“面热麸冷”;粒食没问题,一旦去除麸皮面食,就是伤身的大热之物,称为面毒。这成了小麦普及的最大问题。

面毒之说,其实是一个假问题;萝卜不妨充当一种伪解药。因为《本草图经》等宋代本草著作均宣称找到了面毒的解方,小麦摆脱“毒”名,堂而皇之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萝卜如影随形,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元代农学家王祯评论说:芜菁与萝卜都是优秀的蔬菜作物,芜菁多产于北方,萝卜则南北均获其利,何况萝卜“尤宜生啖,能解面毒”。芜菁与萝卜的两千多年竞争史落幕,萝卜胜出,芜菁黯然退场。

我在新疆吃过芜菁,已经沦为一种地方食物,当地称恰玛古。细细比较,我还是更喜欢富含水分、鲜嫩生脆的萝卜。我想,萝卜取代芜菁,当初可能是一种误解,经过无数代农艺师的辛勤培育,最终被改良成完美的根菜,适合人类口味。历史的奇妙在于,即使一个错误选择,有时也能产生良好结果。

来源: 厦门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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