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汉化—史理合一系列之一（4）

孝文汉化—敏捷变革分析之四

古语说得好，“虎父无犬子”。而这句话如果用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上，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10岁的时候，他就能用手指弹破羊的膊骨，骑马狩猎，箭无虚发。如果说这还算游牧民族看家本事的话，那么他涉猎诸子百家，擅长诗词歌赋，在马上口授文章一字不改，实在就是鲜卑族中的出类拔萃者了。

而拓跋宏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汉化”，这包括将当时北魏的都城迁到洛阳，命令鲜卑族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用汉姓，加速了民族融合，为日后隋唐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如此评价拓跋宏：“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于文明背景重大差异，本该对汉文化带来沉重劫难...谁料想，北魏鲜卑族统治者中有一些杰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快速提升统治集团的文明等级，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会聚。”因此余秋雨说，“北魏就是一个历史支点，它撬起了隋唐。”

他的长子拓跋恂却全然不同，其实因为古代鲜卑族普遍都早婚早育，父子俩年龄才相差16岁。拓跋恂得了幼儿肥胖症，从小就非常懒惰。骑马打仗这样吃力的事情，自然叫苦不迭，敬谢不敏。书呢，也是一页不看。成天吃喝玩乐，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十足一个纨绔子弟。

儿子如此不争气，拓跋宏心里老大不快，父子俩少不了拌嘴。好在拓跋宏年轻，自信来日多多。再加上平时没什么需要太子参与的大事，也就得过且过，一切推到明天。

没料到，在迁都这件大事上，拓跋恂却充当了改革的绊脚石，令拓跋宏进退失据，难过万分，父子俩矛盾总爆发。

把北魏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加速鲜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是拓跋宏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计划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诸多显贵抵制，尚在拓跋宏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反迁都的中心人物之一，竟然是14岁的太子拓跋恂。

迁都洛阳

鲜卑族早先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如今的呼伦贝尔东部、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当时大兴安岭又名鲜卑山，鲜卑族由此得名。鲜卑人的生活曾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朴，也没有文字。

后来鲜卑族日渐强盛，收了一些中原降人，造些兵器甲盾，学习汉语和兵法，逐渐在“五胡”（匈奴族、羯族、鲜卑族、氐族、羌族，历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就是说了这五族）中占了上风。

新兴的鲜卑族由拓跋氏领军，向南扩张，屡战屡胜，占领河北及山西，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公元397年定都平城，接着平定了柔然部落以及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北魏的贡献是，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五胡十六国”分裂扰攘的局面，合为一个北方的中国政权（当时南方的统一政权则是萧道成代刘宋而创立的萧齐政权，而刘宋政权则是刘裕代东晋所建立的）。

由此，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史学家许倬云说，东汉末年至“五胡十六国”，天灾人祸，北方汉族人口减少了一半。各种胡须样式和蓝绿眼睛的胡人大规模进入北方，填补人口空间，一些汉人则向江南流亡。“这一次为时200年的人口大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前，北方都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江南的开发由此而兴。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胡汉文化大融合。胡人定居，渐渐汉化。汉族中的大族也参加胡人的政权。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这个过程不免反复冲突，痛苦多多，拓跋宏家中爆发的冲突即是其中之一。但总的来说，是一步一步熔铸了中国北方新的华夏文化。“孝文汉化”改革，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拓跋宏自幼饱读汉族诗书，对当时发达的中原文化心向往之。北魏扩张之际，吸纳了很多汉族士人担任官员，并采用了汉族政权的典章制度。鲜卑人当中的改革者还开设学馆，让鲜卑贵族子弟研习汉族的诗书礼乐，祭拜周公、孔子，提倡农业。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说：“魏之儒风始振”，这是指鲜卑族吸纳了大批汉族官员学者之后，提升了本民族文化。两种文化互相激荡比较的结果是，拓跋宏立下一个誓愿：一定要彻底改革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习俗，使鲜卑族尽快融入发达的中原农业文化，成为“诗礼簪缨”之族。

从塞北平城迁都中原重镇洛阳，就是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渡到农业文化的象征。

据《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转》载，平城这座城市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也保存了草原文化的色彩。

拓跋宏登基时，北魏在平城已经建都百年。一开始，拓跋宏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只是想把平城改造成为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他在这里大兴土木，建设了孔庙、祭祀寰丘等一系列具有中原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并且进行了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换句话说，他要在平城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

年轻的拓跋宏这些“汉化”改革，遭到了为数众多的鲜卑元老贵族坚决反对。

这些元老贵族认为，拓跋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靠那种“马背上生活”的草原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与他们剽悍的战斗方式是一致的。如果改变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风消逝。其结果就是，不仅不能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人同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战斗力优势也就完蛋了。

显然，这种舆论在保守的鲜卑部落里占了上风。随着意识形态转型逐渐深入，拓跋宏以及他周围一批二三十岁的鲜卑族精英，越来越孤立了。

种种强大的阻力，迫使拓跋宏不得不放弃了以平城为基础进行改革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合实现他的理想的环境。既然在旧势力钳制下无法施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们。

当时选址方案中还有邺城（河北大名，历史上有名的铜雀台就是建在这里），这里物产富庶，形势险要，安全系数高，而洛阳在黄河以南，做为国都则显得过于突出，洛阳南方很少有可以据守的天险重镇，在与南朝对峙的形势下，容易出事。

可是，拓跋宏选择新国都的动机，重点在于文化，所以他看中了洛阳，洛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比较优越的地方。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段历史时期，洛阳的地位有如今天的北京之于中国。

北魏时，保定才子杨衔之著《洛阳伽蓝记》，描述洛阳往昔景色，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的句子，可见都城的文化涵蕴与繁华盛景。

拓跋宏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迁都问题，拓跋丕、穆真、陆睿、穆泰等重臣坚决反对，吵得几近分裂。

人的习性大都安于现状，因循苟且。看看目前东邻韩国正在策划的迁都遇到多少障碍，就能明白迁都不易。北魏开国百年来，鲜卑族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在平城累积了大量动产和不动产，要说搬家，就像是你手头上的100张房产证都变成了废纸，当然是100个不愿意。元老贵族们又说，鲜卑族到南方，水土不服，一个个闹起病来死于非命，该谁负责？

拓跋宏迫不得已，在公元493年春天精心导演了一出以假乱真的危情大片。

先是，拓跋宏命令太常卿（负责教育、礼乐、祭祀的部长）王谌就迁都一事占卜，得到吉利的“革”字卦。拓跋宏兴奋地说：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出自《易经·革卦》）！

于是，拓跋宏召集文武大臣，一句不提迁都的事，只是宣布要攻打南齐。

拓跋宏的堂叔、任城王拓跋澄不赞成。原因是，公元450年时北魏孝文帝曾发大军攻打南朝，结果严重受挫，死伤甚重。从那以后，鲜卑人害怕同南朝作战。一些官员们也附和拓跋澄。理由是北魏多年来戎马倥偬，元气损耗，应该喘一口气。

拓跋宏大怒，斥责拓跋澄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这样讲，难道想要破坏我的大局吗？”

拓跋澄赶紧说：“社稷的确是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但是我看到了危险，所以才讲。”

拓跋宏寻思了一会儿，缓和下来：“各言其志吧，也没有关系。”

退朝之后，拓跋宏把拓跋澄召进宫来，屏退左右密谈。拓跋澄在辈分上虽然是拓跋宏的叔叔，可年纪跟拓跋宏一样大，而且一直是拓跋宏的心腹助手。

拓跋宏说了真话：“刚才怕群臣非议太多，所以话说重了，叔叔不要在意。讨伐南齐是大仗硬仗，有不同看法也正常。其实，我以用兵为名，真意是想迁都。平城这个地方，地处边塞，气候严寒，交通不便，打仗倒是个重要关口，若要论到文化建设和国都气势，就不理想了。我想把国都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洛阳，你看怎么样？”

实际上，拓跋宏并非是跟拓跋澄协商，他只是在给拓跋澄做工作。至于迁都的策划，早就由另外几个智囊在幕后沙盘推演完成了。鉴于迁都问题在当时极富爆炸性，拓跋宏的操作十分秘密，就连拓跋澄也没有事先告知。

拓跋澄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我赞成！”

拓跋宏又说：“咱们北方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这怎么办呢？”

拓跋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非常之事。陛下就是非常之人，大胆放心地干吧！大伙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拓跋宏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军师啊！”

过了不久，拓跋宏命令在黄河上架桥，声言大举南征。公元493年9月，拓跋宏率领20万大军，浩浩荡荡抵达洛阳。

他巡视了战乱破坏之后的洛阳，看看那些曾经富丽堂皇的一座座旧宫，不禁感慨系之，朗诵起《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诗倒是确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当时正值秋季，阴雨霏霏，官兵们一个个在秋雨中发抖。拓跋宏身着盔甲，跃马扬鞭，下令大军南下。大臣们悲从中来，纷纷跪在马前，叩头哭劝，请求不要再攻打南齐了。

拓跋宏见时机到来，就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去南方打大仗，那么就迁都到这里，你们看怎么样？拓跋宏还当众宣布：这件事不容迟疑，马上就得决定。这样吧，赞成迁都的站在我的左边，不赞成的站在我的右边！

大臣们以安定王拓跋休为首，绝大多数都站到了拓跋宏的右边。显然，大家不愿意迁都。

另一个皇族拓跋祯见势不妙，赶紧说：干大事的人不必跟大众商量来商量去，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这句话总算替皇帝找了台阶。

大臣们见状，都不说话。有些大臣顾及到和皇帝的关系，不情愿地站到左边来——迁都总比到南边打仗送命要强点。

公元494年11月，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就当时情况而言，如果鲜卑族还像祖先一样活动在北部大漠，那么，坚持草原文化形态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现在已经占领了广袤的中原，并建立起各级统治机构，在这种情形下还要保持草原文化的边际形态，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拓跋宏认为，必须放弃原有的文化成见，进行一次文化大调整、大改革，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胡汉之间的隔阂，巩固政权。拓跋宏颇有远见，这也是巩固统治唯一的必经之路。拓跋宏的决策，得到了鲜卑族年轻精英和中原人士的支持。

拓跋宏迁都之后，北方剩下了保守势力。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成天咒骂。为了缓和保守派的激愤，拓跋宏做了一定的妥协。他规定，一时不习惯洛阳生活的官员，可以“冬则居南，夏便居北”。这些官员当时被称为“雁臣”，像候鸟一样，每年更换栖息地。

太子拓跋恂对迁都非常反感。洛阳夏天热，肥胖的拓跋恂热得嗷嗷叫。拓跋宏赐给他汉人宽大的衣服，他也扔在一边不愿意穿，私下里还是穿胡服。拓跋恂手下有个官员叫高道悦，高先生屡次苦劝拓跋恂要带头遵守父王的法令。拓跋恂听了只是哼哼两声，私下恨上了高道悦。

虽然拓跋宏做了让步，仍然不能得到谅解。

保守势力暗中策划，甚至企图发动政变，推翻讨人厌的拓跋宏。他们早已侦知太子拓跋恂不满迁都，于是拓跋丕等人阴谋截留拓跋恂做为人质，选择时机宣布北部独立。

另一个方案是，把拓跋宏诱到北方来加以逮捕，然后利用北方军事力量消灭迁都集团。

但是拓跋宏身强力壮，文武兼备，既有聪明的谋士，又统率着精锐大军，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帝，所以保守势力顾虑重重，意见不一，迟迟不敢举事。

不久，保守派领袖拓跋丕、陆睿利用太师冯熙（拓跋宏舅舅）之丧进行试探，他们上书要求拓跋宏亲自到北方奔丧。

拓跋宏心里明镜一样。他不去，派了拓跋恂等人作为代表前往参加丧礼。保守集团在犹豫之中未敢发动，拓跋恂等人参加了葬礼从北方回来了。

公元496年8月的一天，拓跋宏出发巡视河南嵩山。

忍了很久的拓跋恂见父亲走了，就和几个亲信密谋调动骑兵部队，回平城老家。

事情往往是这样，该做的时候不做，不该做的时候又特别想做。拓跋恂如果执意要留在平城，那么，赴北方治丧的时候脱离拓跋宏，是最佳时机。现在已经回到拓跋宏手心，再想动作就不容易了。

高道悦出来劝阻，拓跋恂竟然“手刃高道悦”，然后带领心腹和少数骑兵仓皇出城，却不料半路遭到将军拓跋俨率领军队拦截。拓跋恂自知理亏，半夜里讪讪回到宫中。

第二天一早，尚书（总理）陆琇飞马出城，向拓跋宏报告这一消息。拓跋宏大吃一惊。他明白，太子身后是一批反对迁都的权贵，如果太子到了平城，肯定会造成国家分裂。

拓跋宏马不停蹄赶回洛阳，召见拓跋恂，痛责一顿。痛责还不算完，拓跋宏和咸阳王拓跋禧拿起棍子，两人轮流动手，打了拓跋恂100棍。拓跋禧是拓跋宏的弟弟，有资格参与杖责。这一顿棍子打得太重了，拓跋恂过了一个月才能坐起来。

教训了拓跋恂之后，拓跋宏召见诸大臣，讨论废掉太子的事。两个辅佐太子的大臣都脱下帽子，承认教导不力，跪下请罪。

拓跋宏说道：“你们以为这是一家子内部的事情吗？我要你们讨论的事关乎国家成败！大义灭亲，是古人崇尚的美德。现在拓跋恂企图背叛皇帝逃走，在某些人支持下回到北边去搞分裂，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罪恶吗？如果不废掉他，将来一定是国家的祸根！”

拓跋宏当即决定，废掉拓跋恂的太子头衔，贬为普通老百姓，囚禁起来。每天供给拓跋恂的食物，仅能勉强维持生命。

这个时候，叛乱爆发了。穆泰、陆睿、拓跋丕、拓跋隆、拓跋业、贺头、乐平、拓跋拔等一大批北方的文臣武将，拥立阳平王拓跋颐为帝，公开谋反。拓跋颐表面答应了，暗中紧急报告拓跋宏。拓跋宏派拓跋澄率大兵讨伐，很快就平定了叛乱。穆泰问斩，陆睿、拓跋隆等100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留在北方的勋戚贵族，都牵连进事变当中，这一次是把保守势力一网打尽了。拓跋宏推进文化转型的阻力基本消除。

又过了几个月，拓跋宏得到报告说拓跋恂仍旧不肯悔过，密谋作乱。于是，拓跋宏在公元497年3月下令拓跋恂饮毒酒自杀。

粗笨的棺材，平常人的服装，拓跋恂就这样被草草埋葬了，此时他才15岁。

拓跋宏为了推进文化改革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始终不悔。镇压叛乱和杀掉拓跋恂，震撼了满朝文武。朝野内外都掂量出了拓跋宏钢铁般的改革决心，不敢再跟他较量了，这也是拓跋宏后来的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改穿汉服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赵雍下令改穿胡服，使得赵国军队的战斗大幅提升。而拓跋宏与赵武灵王相反，拓跋宏下令鲜卑人改穿汉服。

形式上虽然相反，实质却是相通的——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补己之短。赵雍改穿胡服是为了打仗实用。拓跋宏改穿汉服，是为了尽快地把游牧民族融入到更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当中。因此，如同迁都一样，改穿汉服也是整个改革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拓跋宏性子急。公元494年12月，定都洛阳刚一个月，众人正忙着搬家折腾，很多人还没房子，拓跋宏就下令士民禁止穿胡服。

鲜卑人为了适应游牧生活，习惯于披散头发，服装开左襟，妇女戴帽子，穿小袖短袄。进入中原之后，统治区域越来越大，鲜卑人这套打扮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很不协调。

在街上，鲜卑人的打扮和服装，是一个显眼的符号。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生疏，代表了隔离，并且隐含着“占领军”的敌意。拓跋宏看到这景象，心中很是忧虑。

一次，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拓跋宏当场将汉族的衣冠赏赐给鲜卑贵族官僚，要求把鲜卑的官服改为汉官服。穿上汉服，就改变了符号，这是融入中原文明的重大象征。

为了检验服装改革的效果，拓跋宏时常到街上巡视。有一次，他在街角看到有的鲜卑族妇女仍然我行我素，身穿胡服，十分生气，立即训斥手下干部，要他们严加管束，把改穿服装的决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过了不久，洛阳街头再也见不到穿鲜卑族服装的人了。

改说汉话

和服装改革相比，改变语言要困难得多。虽说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是古今皆然，但语言的力量根深蒂固。五四之际，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等人想废除中文，改为拼音文字，结果闹了场笑话。谁都知道，绝改不了。但是拓跋宏居然破天荒做到了。原因之一是中古时代北魏皇帝残忍粗暴，威权很大。一声令下，谁个不听，是要灭九族的。二是鲜卑族毕竟人口不多，改革基本面不大，成本相对较低。

其实，鲜卑人开始崛起之际，要求汉官讲鲜卑话，因为那时候所用的汉官不多。即使如此，朝廷上也是汉话和鲜卑话杂用，障碍极大，朝廷不得不设置名为“译会使”的翻译，行政效率打了一半折扣。后来北魏扩张成功，疆域辽阔，鲜卑人成了少数，从上到下语言不通的矛盾日益突出。头脑清醒的拓跋宏力主改弦更张，废弃鲜卑话。

当然，拓跋宏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们在迁都一幕中已经看到，在导演才能方面，拓跋宏比目前国内的张艺谋导演的本事更大，能把假戏演真，不至于在演出过程中穿帮露馅，让观众发出不齿的笑声。除此之外，拓跋宏还是一位刚柔相济的思想工作者。

服装改革之后半年，公元495年6月的一天，拓跋宏又和他的大臣聊起来了。

拓跋宏问：“你们是希望我远追商朝、周朝呢，还是希望我连汉朝、晋朝都不如？”

大臣们回答：“臣等愿意陛下超越所有前代君王！”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呢？”

大臣们听出点音来了，不知拓跋宏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只好惴惴不安地回答：“愿陛下圣政日新。”

“那么，是只图当前混得下去呢，还是要传给子孙万代呢？”

大臣们面面相觑，答道：“愿百世相传。”

“好，大家思想统一了。既然如此，必须加快改革，谁也不能违背！”

大臣们众口一词：“上令下从，谁敢违背？”

拓跋宏把锅盖揭开了：“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兴。我今天说一说'言’的问题。现在我决定禁止说鲜卑话，一律改说中原汉话。”拓跋宏看看大臣们惊愕的表情，慢慢说道：“当然喽，30岁以上的人，改起来也难，可以放宽要求。但是30岁以下的，必须马上学习说汉话，不得有误！如果故意违背我这个命令，就要降级或者撤职。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臣们已经被拓跋宏旋风式的改革弄晕了，多少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君主志远气高，说一不二，只能顺着来。于是都低声回答：“一定贯彻陛下的指示！”

拓跋宏又说：“我曾和李冲商量过改说汉话的事。你们猜猜李冲怎么说的？他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没法说谁的好。干脆，皇帝说什么话，就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不动脑子，光拍马屁，一点不负责任！”拓跋宏把头转过来冲着李冲说：“应该叫御史把你拉出去！”

李冲吓得连忙摘下帽子：“臣罪该万死！”

拓跋宏说：“如果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提出来讨论。我最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朝廷上遵旨，私下里抗旨！”

拓跋宏的改革，促进了鲜卑人对汉语的研究。在鲜卑人陆氏家族（由鲜卑族“步六孤氏”改成的汉族姓氏）中，出现了一位颇有建树的汉语声韵学者陆法言。同时，鲜卑族的民歌也译成了汉语，收集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部分北朝民歌，就是在拓跋宏下令改用汉语之后翻译的。

改用汉姓

改说汉话之后半年，急性子拓跋宏又发大宏愿，要鲜卑人改用汉姓了。

鲜卑人的姓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贺楼、步六孤、丘穆陵等。

公元496年正月，拓跋宏颁布诏书说：“北方人把土称为拓，把君主叫做跋。我们北魏也是黄帝的后裔，以土为最尊贵，所以叫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拓跋氏改姓元氏。诸位大臣的复姓都要改为单音汉姓。”

拓跋宏首先带头，将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定为最高门第。

接着，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把独孤氏改为刘氏，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把贺赖氏改为贺氏，把贺楼氏改为楼氏，把勿忸氏改为于氏，把纥奚氏改为嵇氏，把尉迟氏改为尉氏。以上八姓是北魏功勋之家。

当时北方汉族有四大高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拓跋宏指定，鲜卑族的八姓与汉族四大门第地位相同。

拓跋宏将鲜卑族的100多个姓氏改为汉姓，改姓后的地位与汉族的不同门第互相对应。拓跋宏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他带头将汉官李冲的女儿立为皇后，还让自己的弟弟娶汉族世家女子为妃。

拓跋宏这些眼光远大的举措，有利于巩固北魏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鲜卑族和汉族的双赢。就促进中国北方各民族大融合而言，拓跋宏真可以说是千古奇人，居功至伟。拓跋宏的改革内容不止于此，限于篇幅，不能尽述。但上述几条改革措施，有一条能做到已属不易，拓跋宏却能在较短时间内一一实现，惊心动魄，势如破竹，若有神助，可谓奇迹。这是很难为后人复制的。

公元471年，拓跋宏5岁时就受父亲禅让，当上了皇帝。公元490年，担任监护职责的冯太后去世，24岁的拓跋宏开始独立执政，这以后，掣肘不多，拓跋宏大权独揽，天资聪颖，文武兼备，意志极为刚强，这些都是他推动改革的有利条件。

拓跋宏的改革范式是威权高压，破釜沉舟，你死我活，立竿见影。这也打上了北魏皇帝威权独大的印记。

公元499年，拓跋宏病重去世，年仅33岁，至为可惜。拓跋宏的继任者北魏宣武帝及孝明帝宠用奸佞，荒淫贪婪，国事日衰，这是后话了。

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普列汉诺夫曾说过，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民族，一定会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民族产生吸引力，反之则不然。面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对象，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对策。拓跋宏是见贤思齐，奋力改革，结果使北朝文化日渐发达，黄河南北摆脱了西晋末年以来战乱频仍、停滞衰败的局面。就近代以来各国改革的情况来看，只有的日本明治维新能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气魄相比。

下面我们从管理的3个维度：环境因素（天时）、问题需求（地利）、管理职责（人和）来分析一下“孝文汉化”。

环境因素（天时）：鲜卑族拓跋氏兴起，逐步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五胡十六国”分裂扰攘的局面。这一时期北方胡汉文化大融合。胡人定居，渐渐汉化。汉族中的大族也参加胡人的政权。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这个过程反复冲突，“孝文汉化”改革，正是在胡汉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拓跋宏的改革是顺大势而为。

问题需求（地利）：孝文汉化所面临的三大核心痛点是：服装、语言和姓氏。这三个是文化融合的典型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文化融合就无从谈起，胡汉始终要分道扬镳，冲突不断。就像新疆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不同的服装、语言和姓氏，就意味着是异族。《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同的族类，一定意味着冲突大于融合。

管理职责（人和）：拓跋宏解决上面所述的三大痛点，所采取的关键手段是迁都洛阳，避开平城的反对派。本来拓跋宏希望太子拓跋恂能够成为改革项目中的R（执行）角色，而自己则充当A（负责）的角色，这从拓跋宏派太子拓跋恂等人作为代表前往平成参加冯熙（拓跋宏舅舅）的丧礼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太子拓跋恂后来变成了改革项目的反对派，就算其忠心耿耿的手下高道悦也无济于事，拓跋恂铁了心要回平城，“手刃高道悦”。在无奈之下，拓跋宏只得废除太子拓跋恂，身兼项目的A（负责）和R（执行）两种角色。

这种没有制衡的项目体制，就要求身兼两种角色的项目经理文武兼备，好在拓跋宏是这样的人物，他天资聪颖，文武兼备，意志极为刚强，这些都是他推动改革的有利条件。而拓跋宏的改革范式是威权高压，破釜沉舟，你死我活，立竿见影。这也打上了北魏皇帝威权独大的印记。一旦最高权威没有拓跋宏这样的文武兼备天资，组织就很容易出现系统级风险。就如同拓跋宏的继任者北魏宣武帝及孝明帝宠用奸佞，荒淫贪婪，国事日衰，就是一个例子。

日本明治维新与北魏拓跋宏的孝文汉化的发展趋势也非常像，明治维新强大了日本的国力，但日本这台战争机器在后来继任者的手中因为没有制衡，逐步被拖入战争的深渊，给本国人民和周边国家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宋·洪迈《容斋续笔·萧何绐韩信》中的名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像孝文汉化这样的改革宏举，非拓跋宏这样的雄才大略不能任。但没有制衡的A（负责）和R（执行）合二为一的项目体制，很容易在庸主昏君手中翻车，不能不引以为鉴。

我们下一期将分析第四期变法案例：王安石变法。下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