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如用兵”，孙子兵法与中医的“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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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徐大椿所著的《医学源流论》中，有一篇“用药如用兵论”，说的是治病和用兵是一样的道理。
“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病邪好比是敌人，药物好比是士兵，治病如同打仗。
首先我们要知道疾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是辨证的过程，兵法上叫“知彼”；同时还要知道每味药的药性，就像将军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兵法上叫“知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用药，就能获得良效，兵法上叫“百战不殆”。
中医“望、闻、问、切”收集的信息就是症状，症状只是表象，如果我们只根据症状来用药，而不辨证，就无法了解疾病的病位、病性，就如用兵不知敌之确切所在，敌之数量多少，敌之勇怯如何等，胜利的可能只有一半。
辨证就像破案，症状只是线索，线索有真有假，有全有略，好的侦探只要找到一些片断，就能把线索一个个串联起来，整个案件就可以告破。
辨证也一样，面对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好的医生能够从中抓住几个要点，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然后，根据辨证结果谴方用药，故能效如桴鼓。
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
许多人知道学中医要背汤头歌诀，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方剂是中医治病的最主要手段，尽管一张处方中的药物可能有多有少，但大多数是以“方”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中医把处方的过程称为“开方”而不叫做“开药”。每一味中药都有性味、功效、归经等，这是治病的基础，所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
方剂是在单方专药治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由简到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药物经过配伍，能够增强疗效，随证合药能够适应病情需要，同时还可以监制药物的烈性或毒性。
因此，相对于单药、专药的应用，方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所学的方剂大多是经过历代医家长期应用并证明有效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整体辨证思维。
有人认为，中医应用复方是因为对各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不明确，其实不然，这是由于中医的理论所决定的。
大家可能会发现，西医学在药物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越来越明确的今天，各种药物合用的现象却越来越复杂。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一餐要吃30颗药片，其中降压药3~5颗，调脂药2~3颗，降糖药2~3颗，抗血小板聚集药2~3颗……再加上保肝药、护胃药等。
药是吃了，指标也都接近“正常”，但是，人整天晕乎乎的，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他说，服药的感觉比生病更难过！
虽然类似的病例越来越多，以至于大部分的患者和医生都习以为常，但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体是一个整体，靠“有效成分”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更何况，西药的合用与中药的配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只是根据对抗的原理进行叠加，而后者根据“理”、“法”的指导选方用药，或选药组方，中医把“方”称为“阵”。
中医组方的基本理论叫做“君臣佐使”，就如同打仗需要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简单地说，就是针对病证的主次选择相应的方药，根据药物在方中的作用将其分别称为君、臣、佐、使。
君药是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中，君药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臣药和佐药的作用是辅助君药；使药的作用是调和方中诸药，四者各司其职。
如治疗脾胃气虚的“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等4味药组成，主要功效是补益脾气，其中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作用，所以是君药。
白术健脾燥湿但补气力较弱，效果不如人参，所以是臣药；茯苓渗湿同时能健脾安神，故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
甘草能协同上药的补气作用，又能调和其他几味药的作用，就是使药，可见同一方中不同药物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
而同一药物在不同方中的作用也可能不同，例如：甘草在大多数方中是使药，主要作用是调和诸药，但在“炙甘草汤”中它就是君药，主要作用是甘温益气、缓急养心。
所以，中医方剂发挥的是整体的功能，而非个体的作用，一个方的功效绝不是单味药物功效的简单叠加。
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阴阳，以平为期”，主要针对疾病发生的病因病机，也就是“证”，再根据“证”来制订治疗的法则即“治则治法”，然后根据治法选择相应的方药，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简而言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方用是药，讲究的是法要对证，因法选方，这就叫理法方药一致。有了方就形成了“阵”，布好“阵”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阵容。
因此，中医看病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处方中的药物也要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加减，有时还需要投石问路以观之，这与兵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是一样的道理。
记得李可老中医在治疗阴寒内盛的假阳证病人时，就嘱其将熬好的四逆汤放在冰箱凉了后再喝，他说实际上冰镇的四逆汤过了中焦后就发挥热的作用，这招不就是兵法所说的“瞒天过海”吗？
但是，现在有些中医师治病不讲理法方药、君臣佐使，讲的是“药理作用”、“有效成分”，什么“抗病毒”啊、“改善微循环”啊，挺吓唬人的，但那些药已不是中药，至少不是一个真正中医眼中的中药！
有一个很常用的“中成药”，说明书上写着的功效是“清热解毒”，主治是“风热感冒”，理由就是，清热解毒药能够抗病毒，而感冒是病毒引起的。牛头不对马嘴，竟然能行销全国！类似的说明书已经越来越多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药物防治疾病，是以药性之偏来纠正病性之偏，调整脏腑功能，纠正阴阳偏胜偏衰，使之恢复平衡。清初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其中有一篇就叫“用药如用兵”。
清代兵学家邓廷罗在其所著《兵镜备考》中说“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可见，中医用药与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历代兵家无不奉为至诫。医家治病，有如兵家打仗，用药用兵，均同此理。
所谓用药如用兵，意即医家治病需通晓药性，用之得当，则疾病立消，如兵家用兵，用之得当，则旗开得胜若医家不谙药性，用药不当，则不仅病邪不祛，反伤正气，甚者贻误性命，而如兵家用兵不当，非但不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历代兵家常胜者，必善用兵，历代医家有为者，必善用药。
已故著名医家施今墨先生便在用药上颇有创新。施先生治病，常以两药相伍而用，名之曰“对药”。配伍得当，常能取得奇妙的功效。
如黄芩单用可清肺胃之热，配伍白术则为保胎圣药，配伍半夏则可制胃酸。一味药经过巧妙配伍，能超出单味药原有的功效，可见配伍用药是很有学问的。
其他如桔梗配枳壳，一升一降，上下通达，可调理气机；苍术配元参，一燥一润，一散一收，用治消渴降血糖等，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对药配伍，古代医家亦不乏其例。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桂枝汤中，以桂枝配白芍，一阳一阴，一表一里，一散一收以调和营卫；生姜配大枣，一表一里，一辛一甘，既调营卫，又保胃气，其择药之精，组方之巧，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例子说明，熟知药性合理组方之重要性，临床医生切切不可忽视，这是重要的基本功。
掌握了这项基本功，治疗中便可驾轻就熟，有如兵家通晓兵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此方能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战争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之一部是取得胜利的有效方法。
《孙子兵法》一再强调集中兵力的好处。《孙子兵法·虚实篇》说，两军对峙，要使“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以众击寡，就能造成明显的优势而迅速取得胜利。
《孙子兵法·九地篇》又说：“为兵之事，在于顺（通慎）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孙子在这里指出：谨慎观察敌人的动态，然后集中兵力攻向敌人致命的一点，就可以轻巧地成功大事。
同理，在治病过程中，当查明病情后，也要集中药物和其他治疗措施，专攻疾病的关键之处，造成对疾病的强大优势。这样“以众击寡”、“并敌一向”，就可以“巧能成事”，治愈疾病。
为了顺利地击败敌人，在战争中往往需要制造一种有利的态势。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作战计划确定之后，“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根据如何对自己有利而采取适宜的措施，如调动大量的军队、准备充足的武器、占领制高点、开展外交活动等。
《孙子兵法·势篇》还指出：“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即形成的态势要险峻，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攻击的节拍要短促，使敌人无喘息重整的机会。
在医治疾病时，也要为之势，并尽可能创造“势险节短”的攻击态势，以便迅速治好疾病，使病人康复。不能让邪气深入，加重病情。
《孙子兵法·火攻篇》在用兵作战方面提出了三条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其意思是说，没有利益可占，不要出动军队；没有得胜的把握，不要用兵动武；不到危急关头，不要与敌交战。
这是因为出动军队与敌交战，会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一定要在对己有利必然得胜，或到了非战不可的危急关头，才采取行动。
同理，所有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这也是古称药物为“毒药”的原因。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才用药物，并且在能治好疾病的原则上，尽量选择毒性小的药物，减低副作用。
此外，在治疗疾病时，中医也很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
治疗时要对病人指出疾病的危害性，以引起对治疗的注意。告诉病人疾病是可以治好的，使其与医生配合治疗，并告知具体的措施和调养方法，解除其苦恼的消极心情。
如“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
如果病人紧张慌乱、忧虑过度，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而使病情加重。只有情绪乐观，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与疾病作斗争，药物治疗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病体迅速痊愈。
军事思想中也非常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军队的士气和决心在战争中能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故《孙子兵法》十分强调“治气”、“治心”。
《孙子兵法·军争篇》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中医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更是对中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因此熟悉掌握一定的兵家思想对理解中医理论，指导治病有很大的帮助，广大医务工作者能把兵家理论与中医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能提高防治疾病的水平，为治愈疑难病证增进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