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忘记一双绣花鞋
——况浩文先生逝世三周年
文/钟正国
2018年1月下旬的那几天，真的好冷！在凌冽的寒风中，一位87岁老人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这位老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为重庆对外经贸事业打基础、扎营盘，成绩卓著，名留青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文革中冠名为《一双绣花鞋》，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民间。之后，因几度正式出版，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而风靡全国。
这位老人就是原重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况浩文。
我与他相知、相识、相交已逾四十多个年头，我们既是上下级的同事，又是同一栋单元楼的邻居；他是我尊重的长辈、博学多才的老师，又是推心置腹的忘年交。回顾几十年来的陈年旧事，还得从老邻居、新领导的话题说起。
早在1972年，我在重庆丝纺厂工作，刚交上的女朋友对我说，《一双绣花鞋》的作者是她家的隔壁邻居——况叔叔，而况的夫人费孃孃和她的母亲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两家人过从甚密，关系很好。当年我也是一枚粉丝，突然之间，觉得离这本传奇这么近，不由得对这位况叔叔产生了亲近和好奇之感。不过，当我正式走进江北城马号街岳母家的时候，况家早已搬离，费孃孃也调走了。几年后在一场婚宴上，我爱人指着一群人说，“看，那就是况叔叔。”我远远地望过去，只见他瘦瘦高高的个子，神清气爽，十分干练，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儒雅之气。由于人太多又很匆忙，没有面对面地介绍认识。尽管如此，我们总算有了一面之交。转眼之间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见到了费孃孃，却还没有与况叔叔相识。1985年，我已担任厂长办公室主任，国庆节值班，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被任命为市外经贸委主任的消息。事情也很凑巧，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市里就决定从1986年开始，我们厂将划归市外经贸委领导。离元旦节还有三天，上面通知说，“明天，市外经贸委的况主任要来厂里调研”，厂长安排我准备一份厂情资料，做好接待工作。第二天上午，况主任带着一帮人马如约而至。走进会议室，与厂长、书记以及陪同接待的计划、财务、供销等科室的领导一一握手，在这个过程中，他已记住了我的身份，就对我说，“请给我一份名单”。大家落座之后，他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然后厂长就开始汇报工作。况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不时请教一些专业术语，询问数据指标，主客双方无拘无束，会场气氛十分融洽。中午饭时间到了，大家前往食堂。这时，况主任要去洗手间，我急忙接过他手中的公文包，又赶在前面引路。趁这个空档，我赶紧说：“况主任，其实我应该叫您况叔叔，”“哦，我知道了，知道了”，他一叠连声地说道，爽朗地笑出了声。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一直到4点钟才结束。况主任与大家道别，当和我握手时，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我们是老邻居，今天就不去你家拜访了，下次再来。”这句话可谓石破天惊，在场的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我，弄得我手足无措。就这样，好像他乡遇故知，我和他正式认识了。况主任这次调研，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说是市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却没有半点官架子。他了解问题细致入微，刨根问底。与人交谈，自称“门外汉”，一口一个“请”字，十分谦虚而客气。他对工厂取得的成绩赞赏有加，在工厂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如获至宝。临行前他说：“在新的一年里，就按现有的工作部署办事，我不会横加干涉的。”“看来丝纺厂人才济济，我要从厂里抽调干部。”他又补充了一句。1986年元旦之后，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我们厂加入了市外经贸系统这个大家庭，成为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企业。一时间，机关处室联系工作，外贸公司考察货源，外商参观访问，兄弟单位学习交流，成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事上果然也有了动静，陆陆续续有人调到机关处室，就连厂长也去集团公司做了总经理。有传闻说，况主任需要一名秘书，组织科准备推荐某某去，而这个人却不愿意。办公室的老主任对我说，“小钟，你最合适，你应该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无动于衷。那时，我的工作十分繁重，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心思想其他的事。后来又生了一场大病，住院治疗，休息了一段时间。1987年6月，厂长带队去广东考察市场行情，行前开了一个秘密小会，决定暂缓向外贸公司发货。很快外贸公司就发觉情况不对，于是频频催促，并报告了委党组，有委领导打来电话询问，强调要顾全大局，应有组织观念，等等。在家的领导顶住压力，含糊其辞地应付着。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接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电话，指名道姓找我。那时，我对机关处室的设置并不清楚，对政研室的职能一无所知，与这位室主任也从未打过交道，我想会不会与那件敏感事情有关。这天下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来客开口就说，“我们调研室是负责文字工作的，我来建立一个联系的渠道”，一句话说完，我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急忙把一些有关的总结、报告、简报等等资料翻了出来，交到他的手里。他一边浏览一边随意地问了一些问题，其中问到了我的工作经历、学历，甚至还问了婚姻家庭和父母亲的情况。这时，我明显的感觉到，这绝不是单纯的联系工作，而是在对我进行考察。下班回家，我给爱人讲了这件事情。我们猜想，会不会是况叔叔那里真的需要人，是他一手安排的？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值班，准备打电话问过明白。但心里又想，况叔叔其实对我并不十分了解，不会这么贸然行事的。犹犹豫豫，思忖再三，这个电话终究没有打成。时间到了9月初，企业管理处的领导来厂里，了解教师节的活动安排情况，调研室主任也陪同一起来了。私下里，他对我说，“我准备调你来政研室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去向况主任报告一下，并把结果告诉我”。原来如此，我点头表示同意。事已至此，这次就非得去打扰况叔叔不可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爱人和岳母陪同我来到市委大院三号门，敲开了况家大门。费孃孃迎接我们，我简单说明了来意。费孃孃说，“况叔叔下午要参加一个大会，现正在书房准备讲话稿子，我去告诉他一声。”旋即，费孃孃出来说道：“还有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她一边说一边招呼我们坐下。这时已经快到中午，费孃孃说，“难得一见，就在这里吃饭，”她看我们有推辞的意思，马上又补充道：“我不留外人吃饭的。”几句话就拉近了主客之间的关系，我们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和费孃孃拉起了家常。不一会儿，况叔叔的事情忙完了。我走进书房，还没来得及张嘴，他就说道：“你那件事他们汇报过，政研室确实需要人，我到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得先打个招呼，”他略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第一，这个工作很苦很累，要写文章，要熬夜，要出差；第二，你在厂里是办公室主任，来这里是没有职务的；第三，来了后，也没有房子住，家那么远，会很辛苦的，这些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去做决定吧。”我一边点头一边肯定道：“我愿意，我愿意！”就这样，1987年10月21日，我被抽调到委机关工作。那个曾经的老邻居况叔叔，成了我的新的领导。可是刚来的那个星期，却没有见到他，说是到海南岛考察去了。几天后的早晨，我在走廊里做清洁，只见他提着大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迎面走来，劈头就说：“他们把你弄来了嗦，好好干！”我还没来不及回答，他已经走远了。刚去的时候，我在政研室工作，第二年调到办公室，这两个部门都由他分管，我有幸成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顾那段看似平凡的经历，却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难忘印象。记得刚到政研室没几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也不问是谁，直接就说“我是老况，要一份关于日元升值的资料，越详细越好，明天交卷。”我放下电话，想了一下，就急急忙忙赶到图书馆去，查找报纸和财经类杂志，连抄带写，回来后又整理加工，剪辑成册，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一天上午10点多钟，得知铜梁、合川等地遭受了洪涝灾害的消息，他立刻让我通知有关人员，午饭后出发去查看灾情。我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准备，带着车赶到他家时，不料他已经坐公司经理的车走了，我们只好一路猛追，一直到巴岳山茶场才追到。在察看了茶场的山体塌方之后，又赶到铜梁、合川，走进被水淹的外贸仓库，了解货物受损情况，研究部署抗灾措施。第二天下午，就在乘车返回途中，由他口授我记录，起草了给外经贸部的灾情报告，回家后立即用电报发出。过了几天，就收到部里的慰问电和调拨的钢材、柴油、水泥等救灾物资及款项。平日里，他会突然来布置工作，一边说一边往回走，我赶快拿着小本紧跟着，仔细听他讲，赶紧速记，这往往有三五件事需要办理。我刚到办公室的时候，还闹过一次笑话。他说请“于大富”来一趟，我翻开公司名录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于是只得请教老主任，她一听就笑了说，“这个人是中技公司的于老总，他续着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的胡子，外号叫于大胡子。”1983年，国家推出重大改革措施，赋予重庆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市里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决定在原外贸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主管全市货物进出口、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事务的新机构，最初是局的编制，后来升格为委员会，况浩文走马上任，成为首任一把手领导。当时，重庆的对外经济贸易还完全是一张白纸，所谓的几家外贸公司只是中央公司的分支机构，仅承担商品收购调拨任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出口业务。真是万事开头难，他深深地感到，虽然使命光荣，但责任却非常重大，必须下定决心，大干一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就在计划单列当年，他像“赶鸭子上架”一般，第一次组团参加广州交易会。这一年的秋季广交会上，重庆代表团的首次亮相成为爆炸性新闻，各路客商纷至沓来，争先恐后目睹这个新面孔。重庆团唯一的英文翻译应接不暇，不停地回答各种提问，几天下来，嗓子竟然红肿充血，难以胜任工作。这次参加广交会，除实现了成交额零的突破之外，他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之后的感受是，商场如战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人才的拼搏，智力的竞争，而重庆恰恰缺乏外贸专业人才，这是一个巨大的短板，必须尽快补上。1984年初，重庆几家报纸连续三天登载了招聘外经贸专业人才的启事。在重庆历史上，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突破种种禁区，公开招揽人才，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则消息像一缕春风吹遍了山城上下，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前来应考应聘。他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每一个应聘者他都要目测面试，各个环节组织严密。考试科目为英文和中文，英文由专业老师出题把关，中文往往由他亲自出题。这件事延续了好多年，以至于形成了“逢进必考”的制度。就这样，通过这项大胆的举措，缓解了外经贸人才荒的问题，这批人后来在企业、机关的各个岗位上，成为冲锋陷阵的骨干。1980年代的中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很小，外汇短缺成为一大矛盾。国家的外汇储备长期处于警戒线以下，不仅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影响到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因此，多出口多创汇成为外贸行业的紧迫任务。当时外经贸部提出了全国每天出口1亿美元，全年360亿的目标。重庆那时仅3000多万美元，占比不到全国的千分之一。经过缜密的分析测算，况主任提出了用三年的时间，实现重庆外贸年出口3.6亿美元、平均每天100万的目标。在一次经理会上，他自我调侃道：“这个数字在全国的盘子中微不足道，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而已。”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道：“凡事都是从小到大，积少成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要努力为国家做贡献。”扩大外贸出口，要紧的是抓住货源基地，培养拳头商品。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丝绸行业。经过深入的调研和详尽的论证，最终促成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将丝绸行业成建制地从工业部门划归到外经贸系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这无异于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对丝绸行业关怀备至，派出工作组到几家骨干企业蹲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整顿劳动纪律，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引导工厂盯准国际市场,组织生产经营，确保出口创汇。与此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出口专厂、促进贸工结合的路子。他多次带队到区县调研，到大型国企走访，为外贸公司牵线搭桥，号召公司兴办实业，建立出口基地，培育稳定的出口货源。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坚决压缩库存，抽活资金；大力推进易货贸易和边境贸易，开拓新的市场和新的贸易方式；帮助重钢推行“大进大出”战略，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使企业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丝绸行业严格实行“以销定产”，从根本上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举办首届“重庆对外经贸洽谈会”，第一次按照国际会展的标准，设置摊位200个，广邀客商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让重庆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重庆”。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稳住了局面。初步形成了“一软一硬”两大拳头出口商品，“软”就是指丝绸，“硬”则是钢铁和摩托车。丝绸行业划归外贸是一项大胆而有效的改革，在全国独树一帜，受到外经贸部的高度赞赏，也让许多兄弟省市羡慕不已。不过，还有一件事也开全国之先河，同样让兄弟省市争先效仿，那就是建造外贸大楼。当时，各专业外贸公司白手起家，没有办公场地，只能在解放碑附近租住宾馆酒店办公。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变换地点，像一群散兵游勇一般。一次川江旅馆发生火灾，弄得几家入住的公司措手不及。况主任想，这不仅影响业务工作，更要命的是对外形象会大打折扣，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像国外的大公司一样，建造一座自己的总部大楼。这件事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作出了决定，在最短的时间里，委托钢铁设计院画出了设计蓝图，完成了立项、选址、征地等工作。建造大楼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他动员各公司从长计议，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一呼百应，众人拾柴火焰高，加上外经贸部的大力支持，无偿调拨了钢材、木材和水泥等等物质，资金困难基本解决。紧接着成立了基建指挥部，夜以继日进行基建施工。国家历来对楼堂馆所的修建有诸多限制，比如面积、层高、装修标准等等都有硬性规定，免不了常常要打擦边球，踩着红线走。单说电梯，大楼需要5部高速电梯，国内的设备质量不过关，只能依靠进口。但是，国家规定严禁使用原装进口设备。当时正与日本三菱商社洽谈，经双方商议，将电梯轿厢底部用于平衡稳定功能的生铁块换成国产的，这才避开了这条规定。1990年，大楼顺利竣工。地面28层、地下2层，共计30层、标高100米；除主楼外，附属有宾馆、裙房建筑，共计3万多平方米，总造价4000多万元人民币。新大楼是全市最早的一批高层建筑，在江北辖区内独一无二。那时，红旗河沟以北还没有开发，大楼正好扼守在重庆的北大门，雄伟挺拔，鹤立鸡群，自然而然成为重庆的新地标。 七月,委机关和各公司陆陆续续入住办公，每天一千多人忙里忙外，进进出出。前来洽谈业务的外商络绎不绝，周边一些单位组织职工来观光，几家市级部门和国内同行也来考察取经。一时间，大楼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风光无限。就在这一年，全市出口创汇3.7亿美元，实现了当初确定的目标。国庆节前夕，况主任在大楼举行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国庆节后，又向市政府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得到一致的好评。外贸大楼的建成，使重庆外贸有了安身立命的一份家业，它像一座丰碑，记载了初创阶段的艰难历程，展示了重庆外贸人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一直以来，国家外经贸部对重庆的工作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对重庆取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期间，部里两次指定况主任为国家经贸代表团的成员，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 参与国家高级别的对外经贸活动。以上是我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之中，强烈感受到的他抓外经贸发展大事时的状态---思路清晰，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然而，通过我的近距离观察，对于其他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他也毫不放松。常常以小见大，细致入微，同样投入极大的热情，照样办得有声有色。刚到办公室那段时间，我负责办理人民代表建议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工作。按照常规，这完完全全是一件程序化运作、公文来公文去的事情，只需做好登记、摘要，落实处室回复，一把手签署认可就算交差。可是，他看了我送去的摘要之后，又调原件去研究。他说，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对基层情况很熟，这些意见建议很有价值。于是，他挑出了永川人民代表提出的“扩大芦笋种植加工和外销”意见建议，热情邀请这几位人民代表到粮油进出口公司开专题座谈会。经双方交流沟通，提出了解决产品注册、收购价格和出口配额等措施。在座谈中，还涉及到蘑菇和黄桃罐头出口的相关问题，也一并进行了协商。这次座谈会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于是举一反三，又指示畜产、茶土、茧丝绸等公司的老总们，到两会现场去，主动与代表、委员接触，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使外贸出口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我委的这一举动，在全市开了新风，成为两会热议的话题，得到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度赞赏。因此，我委被评为办理提案和意见建议先进单位，在一次全市的相关会议上，我去做了经验交流。1980年代后期，全国集中开展公文规范性管理工作，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制订了条例，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根据市里的安排，我起草了实施方案向他汇报。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重视这件事，他的看法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他严肃地说：“公文办理实质上反映的是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办公室的基本功，你们要大张旗鼓地搞好这项工作。”他还说，召开一次全系统的会议，到时我来讲话。根据他的指示，我调整了工作方案，并很快组织了全系统各单位办公室主任和机关各处室参加的培训会，请他到场讲话。在这次大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公室是对内对外的窗口，工作头绪很多，而公文办理最能体现精神面貌和业务水平。我每天要签发大量的文件，了解个中情况，最有发言权，早就有话要对你们说。”接着，他侃侃而谈，列举了诸多问题。其一，文件过多、过滥，连篇累牍，照抄照转，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其二，篇幅太长，文字臃肿，文理不通，文法混乱；其三，一文多送，一文多事，要得急，甚至坐等批示……等等。看得出他是有备而来，直面问题，一点都不讲情面。他批评一些文稿字迹潦草，龙飞凤舞，他说：“我耐着性子，像考古一样连猜带想，有些哪里还有汉字的形状，到有几分像蒙古文、藏文。”他指出文面不整洁，“随意涂改，多处增删，墨一团黑一团，乌烟瘴气，满纸乌云，好似布下迷魂阵” ……他的讲话虽然风趣而幽默，但却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在一阵阵的掌声之后，大家都深深感到办公室工作责任重大，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会议之后，我起草了《公文规范性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举办了学习培训班和公文展览；制订了《办公室工作考核办法》，列出5个大类20个小项作为考核内容，在全委系统开展办公室工作竞赛活动，每年进行考核评比，交流经验，表彰先进。通过这些措施，办公室工作走上了规范性管理的轨道，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事业和工作面前，他好比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高速而富有成效。在日常生活中，他率性而为、情趣高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为人谦和，礼贤下士。外贸大楼进入装修阶段，要制作一幅铝板画用着大厅的装饰，于是况主任命题《多情最是蜀山月》，请西师美术系的王教授作画。初稿画出来后，需要审查，基建处长准备安排在重庆宾馆，请况主任确定时间。他当即就说：“不妥，不能让王教授动步，我们到北碚去，你们找一个幽静一点的地方。”记得是八月酷暑的一天，我陪同他驱车到北温泉农庄与王教授会面。主客寒暄之后，进入正题。况主任首先说道：“重庆外贸大楼正在修建，从建筑规模和功能设施来讲，在全国外贸系统都是第一流的。这幅画挂在大厅，是很引人注目的。当初有人提议用西洋画，我不同意，我说要突出民族特色，要体现巴蜀风情，只能用中国的山水画。于是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文人出题，画家作画，这种风气从宋代就开始了。现代最有名的就是老舍先生与齐白石大师合作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王教授接着说道。“你这个题目蕴含丰富，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作了两个稿子。”说着就展示出两幅画稿来。同样都是月下的景色，一幅画的是峨眉山，另一幅则是巫山。王教授进一步讲解他的构思，介绍两幅画稿的异同和优劣。不过听得出来，他更倾向于峨眉山那一幅，强调说：“峨眉天下秀，这正好象征了重庆外贸发展的大好前景。”况主任一边看画稿一边听，略一思忖道：“我这句诗是当年关牛棚时的感慨。那个时候被造反派隔离审查。晚上，革命群众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却被剥夺了资格。月亮出来了，它的清辉洒遍大地山川，也照在我的身上，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个中篇《月照蜀山》，发表在《芙蓉》杂志上……”听到这里，我也说了看法：“峨眉山是锦绣山河的象征，巫山则是穷山恶水的写照，而后者恰好暗合了况主任写这句诗时的处境和心境，因此用巫山那一幅比较贴切。”况主任和王教授觉得有道理，于是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久，王教授邮寄来了第二个画稿，况主任看后，亲笔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由我誊抄转交，至今还记得一些原话。“溽暑挥毫，辛劳备至，大作初具，甚为感谢！”这是信的开头。接着，在一大段赞赏肯定的话语之后，委婉地说道：“山势可否再挺拔一点，水流可否再逶迤一些，河面或礁石上可否点缀航标灯一二，使其月光下的朦胧景色有些许亮点……”最后写道“以上皆为槛外人语，仅供先生参考。”后来，我接到王教授的电话，他说：“你们况主任太客气了，他的意见非常内行，我已经照办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遵照中央的对台工作方针，1989年下半年，况主任决定成立金城实业有限公司，专事对台贸易。他说，这个名称是由抗战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句口号演绎来的。公司准备吸收市里有名的几位台属进入董事会，他们是国民党元老张群、沈昌焕的老朋友陈叔敬、原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的妹夫戴运伦、原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的胞妹何应湘。有一天要召开公司筹备会，况主任给我下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他说：“你负责接待这几位特殊的客人，代表我去接他们到会，会后再把他们送回家，要看着他们进了家门才着数。这几位老人对我们很重要，不能有半点闪失。”我望着他郑重其事的神态，不仅明白了这件事的分量，心里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楼道里与他相遇，往往他会先向你打招呼。机关上下每一个工作人员，在他面前没有拘束感，就连办事员、打字员、工勤人员都能与他交谈。他从不叫年轻姑娘们的名字，而直呼“丫头”或小名，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有空闲的时候，他和职工们一起观看进口大片，与大家聊热播电视剧。在一次饭局上，他与客人议论电视连续剧《渴望》，兴之所至，竟然一起哼唱主题曲《悠悠岁月》，用筷子击打碗碟，一连唱了好几遍。机关职工成立兴趣活动队组，他欣然同意担任文学社名誉社长和书画社顾问。为支持第一次书画作品展，他赞助3000元人民币，并写《竹枝词》四首表示祝贺。有一次，在渝北乡村参加文学社活动，大冬天里气温很低，农家乐老板送来火盆取暖，他戏称这也是一次“炉边谈话”，和文学青年一起畅谈理想人生和文学。他生活简朴，不讲排场，不肆奢华。同志们都说，他穿西装很有派头，很有风度，也正符合外经委主任的形象，建议他着西装上班。他笑道：“我的感觉和你们大相径庭，我不上当，还是穿便装随便。”不过，他的办公室里一直准备了一套西服，那是以备临时安排的外事活动之需。每天他提着大公文包上班下班，早上来的时候，从包里拿出来一大叠批阅签发的文件，足足有十多厘米厚，那是他头天晚上的工作成果。下班时，包里又装满了文件和资料，提溜着回家，晚上加班。中午12点了，他总是还在开会或者与人谈话，按照惯例我就去街头小摊煮二两小面，作为他的午餐。他最不喜欢宴请活动，能躲的就躲，能推的则推，他吃不惯那些菜肴，往往宴会后回家还要加餐。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接待部里的一位领导同志，办公室为找不到合适的场所而发愁。他说：“不要紧，这位领导是四川老乡，早年在重庆求学，日子很苦，熟悉那个时候的生活。我们就在自己的宾馆用家常菜招待，保管满意。”于是他亲拟了菜单，就连河水豆花、水豆豉、折耳根都入了席。果然，面对这桌饭菜客人非常感动，说“我参加了那么多的宴会，只有这次让我难以忘怀，不仅尝到了家乡的味道，还勾起了许多难忘的往事。”他到区县企业去考察，大都不在接待单位用餐，总是找路边店吃豆花饭。他让随行人员事先准备一瓶味精，他知道小店老板舍不得，而他的口味吃得很重。他与机关的同志们同乘一辆大客车去参加市里安排的义务劳动，外出调研随行人员都挤在他的车里，我和他到成都开会七八天，都同住一个标准间……他虽然搬了几次家，住了新房子，但却没有豪华装修和高档的成套家具，家里面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写字桌、木椅子和茶几。2003年，机关组织职工购买经济适用房，本来给他准备了一套联排别墅，但他连同女儿几家人竟然凑不足50万元钱，只好放弃而选择了其他的房型 ……他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人，然而，他那自然而然闪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浓浓的人情味，却无不感染着周围的人。机关经济适用房如期落成，我们两家同住一个单元，他在11层，我在6层。2005年，两家先后迁入新居。时隔多年之后，以前的老邻居终于又搬到了一块，想来也真是有缘分。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的岳父已仙逝多年，95岁的老岳母于搬家前几天去世了。楼上楼下，比邻而居，交往因方便而频繁多了。2008年，我退休之后，时间更加充裕，总是隔三差五地去到他家，有时甚至一天几趟，进进出出来来往往，逐渐成为常态。我们聚在一起，无非也就是谈天说地。国际国内形势、反腐败斗争的进展，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机构人事动态，外经贸指标完成情况、机关人员变化，当前汇率、金价、油价、股市等等，都是长久的话题。除此之外，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历史掌故……总之，包罗万象，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随心所欲，尽兴而为。这些年来，他的视力逐渐衰退，不能看电脑和手机，电视也看得很少，报纸只看大标题，消息来源大大受限。他常常问我“网上有啥新的消息？”我就打开手机，将收藏的一些资料读给他听。我给他讲《琅琊榜》、《欢乐颂》等热点影视剧的梗概，介绍《舞林争霸》、《中国好歌曲》等有轰动效应的综艺节目，有时还陪着他点播回看。我在电影频道上看了哈萨克斯坦关于纳扎尔巴耶夫的传记影片，主人翁由总统本人出演，我讲给他听，都觉得很新奇。由此，我们又聊到了前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说到俄罗斯的现状。我看了电影《战狼2》，读了小说《芳华》，他都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述。我们一起议论×诒和的纪实性散文，交流对《×黄春秋》的看法。我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和国画，这也是他常关心的事。有一次，老师要求以张家界为题材搞创作，我没有现场写生的感受，仅凭图片弄得缩手缩脚。他给我出主意说：“既然这样，你干脆彻底放开，不要受图片的约束，以《梦里依稀武陵源》为题，充分发挥想象……”他这一番话使我豁然开朗，我重新挥毫泼墨，画自己心中的张家界。后来，这幅画得到了老师的肯定，还送去参加了画展。几年前，在例行体检时查出了胆管疾病。从那时开始，他就频繁地住进医院，一次次的手术药物治疗，控制病情发展。2017年夏天，酷暑难当，我们一起到江津东胜避暑，在那里我们也是邻居。海拔1200米的高山之上，满目葱翠，凉爽宜人，非常舒适，他心情舒畅，愉快地度过了87岁的生日。国庆节期间，他又住进了医院，几天后回到家里作短暂休整。我去看他，只见精神倦怠，更加消瘦，心里有不祥的预感。这时，他的女儿提起更换门厅墙壁上那幅画的事，笑着对我说：“这出在你的手上，看着办吧！”我回答道：“这太简单了，我画一幅牡丹花吧，但要由老爷子命题。”他坐在椅子上，听着我们的对话，然后转过脸来，望着我慢慢地说道：“国色天香……牡丹花……让我好好想一想。”隔了一天，我又到他家去。他拿出两张小纸片给我，只见上面写了好几个题目。我一一看了，又听他讲解，我俩反复斟酌后，圈定了两条。一条是《历尽贫寒显国色》，另一条是《乳燕双飞逐天香》。接着，又对“历尽”还是“历经”进行了推敲。然后，他指着这一条说：“这句话概括了我的一生，”停顿了片刻，用手指着我说道：“也概括你的一生。”隔了两天，他再次进了医院。不料，这一次再没有回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们俩在家里的最后一次交往。那段时间，我在家里赶着画那两幅命题之作，但心绪不宁，画了好几稿都不满意。我也抽空去医院看望他，给他带去一些新的消息。我给他讲电视连续剧《风筝》，特别告诉他，剧中用大量篇幅表现了主人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情节真实而生动。几年前，他与上海文广集团签约，将小说《风荷》改编成影视作品，就是因为内容涉及到文革，剧本一直没有通过审查，而迟迟未能面世，我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心结。他听了我的话，显然有点激动。说道：“这个信息太重要了，我总算看到了一点希望。”一天，我挑了四幅画作，带到病房去请他过目，正好他的两个女儿也在场，几个人一起品评，最后选定了一幅。因题款中有“况老命题之作”一行字，我随口说道：“剩下这几幅也只有你们况家能用，送外人也不合适。”这时，旁边的一个病友说：“我家也姓况，我想要一幅。”于是，我让他也选了一幅，剩下两幅带回了家。几次去医院，看到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又听医生述说病情，免不了为他担心。1月26日上午，他的二女儿告诉我，医生已打了招呼，说就是这两天的光景了，叫做好准备。我们商量之后，我代为打电话向机关报告了情况。下午，我赶到医院去看望。几天不见，情况已经大变。只见他躺在床上，呈昏睡状态，面色蜡黄，枯瘦如柴。脸上罩着氧气面罩，床头柜上的检测仪器，红绿灯闪烁不停，屏幕上曲线跳动不已， 一个护士正在作静脉注射。我在床头伫立，静静地凝视着他。护士作业完毕，两个女儿也被医生叫了去，趁这个空档，我走到他的面前，俯下身子。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艰难地伸出手来，把氧气面罩掀开，问道：“机关有啥子事没有？”我急忙答道：“没有什么事，你放心。”我接着又说，“这两天市里正在开两会。中央调整常委班子，调进调出幅度很大。”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听到了。我帮他把氧气面罩戴上，用毛巾揩去额头上的汗水。我知道，这是与他生离诀别的最后时刻了，心里悲痛难忍，泪水涌出眼眶，哽咽着挤出一句话来：“况叔叔，你受痛苦了。”从医院出来，已近黄昏，铅灰色的天幕笼罩着大地，寒气袭人，华灯初上。我心情沉重，思绪万千，步行往家里走去。当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思前想后，腹拟了一幅挽联。第二天，字斟句酌定了稿。这幅挽联选取了两件大事概括了他的一生，每联19个字，他的名字“浩文”两字嵌入其间。我精心安排了每个字的大小，计算了总的长度。再找出宣纸，裁成3.5米长的条幅，用铅笔画上格子，摆好笔墨，一切准备工作停当。1月28日早上7点钟，我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他女儿发的讣告，知道他已于凌晨3点去世。我忍着悲痛，当即给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打了电话，又用微信转发了这条消息。然后，走进书房，拿起毛笔，饱蘸浓墨，一气呵成，写就这幅挽联：
改革开放 奠基重庆外经贸 浩气长存巴渝大地
山城谍战 成就一双绣花鞋 文脉永驻华夏神州
我和爱人匆匆吃过早饭，带上挽联和剩下的那两幅画，先到他的家里去看望费孃孃。老太太几年前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神志不清，有保姆专职护理。这时，费孃孃刚刚起床，我们给她打招呼，她像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地望着我们。我不由得想到，她现在这个状况，或许也是一种辛运，不然的话，她该有多么的痛苦。上午10钟，他的孙子开车送我们到达江南殡仪馆。我把挽联平放在他的灵柩两旁，两幅他命题的国画牡丹花摆在正前方。我在灵前肃立，紧闭眼睛，双手合十，默默地为他祈祷，愿他鲜花簇拥，含笑九泉。那两天，我都在灵堂陪伴着他，也帮忙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29日下午，重庆市商务委举行告别仪式，我含着眼泪向他深深鞠躬，作最后的告别。1月30日上午9点多钟，他的灵柩移出灵堂，送往火化间。我没有到现场，这时我们在家里守在费孃孃身边。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神情呆滞，双眼微闭。我们向她问好，她突然问了一句：“有什么事情吗？”我惊了一跳，难道老太太清醒了？我想，对于费孃孃而言，这可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啊！这天中午是机关老同志分支部的团年会，11点钟我赶往外贸大楼。乘轻轨在红旗河沟站下车，眼睛向前方望去，龙湖新壹街的建筑群挡住了视线，已看不见外贸大楼的身影。由于机构合并，市外经委的名称已经成为历史。新的机关迁往南岸之后，这里已人去楼空。这时，我已走到大门入口处，面对着大楼仰望。身后的城市主干道依旧是车水马龙，喧嚣不已，而外贸大楼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在寒冷的空气中，显得是那么的落寞。我们在外贸宾馆聚餐，大家的交谈中少不了况主任的话题。无意之中，听服务员说，明天外贸宾馆就租赁出去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营业。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太不可思议了，真让人唏嘘感叹。就在此时此刻，我似乎才真正地意识到，那个与我及我的家人相知相交几十年的况叔叔，那位受人尊重、被人爱戴的况主任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连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和重庆外经贸那些辉煌的岁月，都一起结束了。几天以后，我把那幅装裱好了的画送到他家里，帮着挂上了墙。他女儿清除了杂物，做了清洁，在平柜上摆了水果和鲜花。她说：“我不准备挂遗像，这里就是祭奠他的地方。”她接着又说，“那天火化的时候，我们把他的几本书摆在遗体旁，好让他一并带走。可是，工作人员说这不行，倒是你送的那幅挽联和那两幅画随他去了。”我听了心里得到一丝慰藉。当时我就想，还应该写点什么，来寄托我的哀思,与他作最后一次心灵交流。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稿子。清明时节，细雨霏霏。4月8日，他的骨灰安葬于江南陵园的高山之上。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