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吴的本义是狗人
吴国王族自称“勾吴”，就已经把他们原本说什么语言、源头在何处、是何种民族背景的秘密显示出来。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笔者《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书中《34. 吴国祖先为何纹身断发？》已指出，太伯、仲雍之“奔荆蛮”，并非是儒家理论“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主动为真命天子周文王、周武王让路，这其实是古代游牧民族共有的“幼子守灶、幼子继位”习俗所致，已成年的大儿子们都会被父亲打发到远离故土的地方去自行创业，其时，他们可以带去已分属自己的部族和人口，所谓“从而归之千余家”是也。在古代，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规模的部族，因为已达“千户长”级别，足以征服大片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奴隶制王国。
所谓“荆蛮”，是指中国南方的水网稻作地区，那里湿热多雨，草木繁茂，荆棘遍地，战马无法驰骋，骑马民族视为危途。那里居住着尚未“开化”的蛮人，等级观念淡薄的农耕定居民族先民，中原王朝统治者习惯以“荆蛮”称之，当然还因为此前那里并没有“吴越”之称。
太伯们最初建都于无锡的“梅里”，这个读音放到古藏语里是“火虎”的意思，因为在原始苯教中，火虎是“王统”之象征。
但是，从黄土高原深处迁徙奔袭而来的吴太伯们，他们并不是以“虎人”自称的，而是以“勾（句）吴”自称，古羌藏语意为“狗人”。
“勾吴”后缀“-wu”（ འུ་ wu ）以表示“人”或“子孙”，是藏语的一大特征，古籍记载的奇怪族名，如“融吾”“攻吾”“唐兀”“蒙兀”等，都是这样来的。
但“吴”（wu）亦是国号，乃是古藏语对乌鸦的一种称呼，原始苯教之具象。这与大禹把国号定为“夏”是一样的，这个读音的本义也是乌鸦。
有理由推测，这个“吴”最初有两个读音，既可读作“gou wu”，也读作“wu”，前者是族名、自称，后者是国号。
自号“勾吴”本义是“狗人”，还可以从金文“吴”的造字方式中清楚地看出来：
金文“吴”是把“犬”上一小点，换成一大“口”而成
金文“吴”只是把甲骨文“犬”上的一小点换成了一大“口”，此小点原本就指狗舌头。注意，甲骨文金文的“商”“周”都有这个“口”，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是他们有同一种“狗祖”观念，有“狗舌崇拜”习俗的写照。
笔者研究金文，吃惊地发现，金文“口”原本就读作“gou”（狗），而不是“kou”，或者说，原本就有“狗”这样一个读音。有商周铭文为证：
河南博物馆藏周口鹿邑“长子口”墓出土青铜觥及铭文，约为商末或西周早期。
1997年，一支考古队受命来到河南东部“周口”鹿邑进行考古发掘，那里就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老子出生地“苦县厉乡”，那里有传说为老子家庙，始建于东汉的太清宫遗址，他们要对此进行考古发掘，希望找到老子的坟墓，但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商代末年或西周早期的君王级大墓，出土文物上千件。此墓廓殉人达15具之多，大多是年轻女子，墓室内中还殉葬有3个儿童，腰坑殉有狗，这些都是殷商王墓的特征，遗骨显示墓主人为60岁左右的男子，与老子无关，年代也要比老子早了500年以上。
墓中出土青铜器235件，其中有铭文“长子口”或“长子”的54件。铭文中的这个“长”（zhang），是族名和国号，就是“张”的本字，“子”是尊称，意为“王、王子”，而“口”是王名，国王的称号，读作“gou”（狗），只是单画了一个舌头用以代表而已。
部族国家以“zhang”（ གཙང་ gzhang ）相称，这是藏语和藏文化的一大特征。藏语把冈底斯神山脚下的象雄国尊为“长中”（zhang-zhung），字面含义是“中央之国”（定语后缀）。同源字有“璋、章、臧、藏、帐”等，本义都是“国”。
长子口大墓出土的玉雕神人，作狗蹬坐之状，臂上刻有琼鸟的双翼，夸张的大嘴獠牙毕露，正是“长子口”为何物的写照。
有人会疑问：长子口之“口”为何读作“gou”（狗）？这是因为，武汉鲁台山古墓群中也出土了铭文为“长子口”的青铜器，年代稍晚，约在西周康王时期，其中的“口”已经改写成了“狗”：
武汉鲁台山古墓群出土青铜器铭文为“长子狗乍，父已尊”。
墓主人毫无疑问是“长子口”的直接后裔，当时他们是否还拥有自己世袭王国已不得而知，但他们肯定知道祖先之“口”的本义和读音，为避免异义已改写成了“狗”，说明长子口之“口”原本就读作“gou”。
“长子狗乍”是倒置语序，意为“乍长子狗”，就是“享祭长子狗”。这个“父已”也是倒置语序，意为“已（彝）父”，就是祷告“上达在天之父”的意思。铭文显示，这时的“长子狗”已经成了“在天之父”，而不是墓主人自己。
由此可知金文的“口”，最初是读作“狗”的。这难道不是金文“吴”本义是什么的最可靠注解？难道不是“商”“周”为何都有“口”的最合理解释？
吴越方言把狗叫作“jiu”或“gei”，而不是“gou”，可见这个“狗”来自书面语，属于雅言字。
由“勾吴”们带来的“狗祖”观念，也在吴越古地名、人名中留下了烙印，如：句章、句容、句余（今四明山）、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践、句直等。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
笔者以为，所有这些“句”本义都是“狗”。例如“句余”，就是“狗王、狗域”的意思。秦代，嘉兴叫作“由拳”，也是“猷犬”的异写，就是“首犬，第一犬”的意思。
吴太伯们遥远东迁，建国于太湖流域，传了五世之后，才发生周武王灭商事件。武王只是“因而封之”，即在既成事实上承认了吴国的诸侯王地位，当然还因为吴国也迅速承认了周武王的“天子”地位。为了拉拢吴国，武王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了周之北，故夏虚之地（大约在陕南某地）。故历史上的“吴国”其实有两个，一个在太湖流域，一个在周王眼皮底下。这其实不是儒家理论称道的“亲情”所致，而是是古代游牧民族常用的“质子”以羁縻之的反映。
如吴太伯东迁的故事，笔者以为，历史上已经无数次发生过了，只是没有被史书记载下来而已。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国”，就是这种故事的遗迹。华夏古文明就是这种故事层层累积的结果，这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在起支配的作用。
附图：战国时代西戎大墓出土神人脸上的“口”字符
青铜戈高25厘米，顶上有人头，嘴呈吐舌之状。
涂银神人脸部特征。它长着猴的眼，吻部突出，面部刻一口舌纹，就是“口”，代表此人有发号施令的权威。此“口”符显示，直到战国时代，以狗舌代表君王的习俗仍然在西戎中延续着。
石峁古城出土玉雕人首上的狗舌纹，口舌向天，说明此神人能与天祖沟通。此物说明以狗舌代表君王早在4500年前的石峁古城时代就已存在，从而构成了华夏古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一大显著特征。
绍兴坡塘狮子山西北坡306大墓出土战国初期青铜基座，原整体镶嵌绿松石，四角都有狗蹲状人，这是墓主人有“狗祖”观念的反映。该墓出土文物计1244件，其中有黄金制作的人头碗。
左，金文“句”，字形与“启”极为相似，上面是一卧躺着的“人”，下面是一“口”，就是“狗”的本字。而“句”与“勾”原本就是同一字。
右，六书通“狗”字，造字方式：犬符+羌+三角状刃舌符，字形已反映出古人观念中“羌”与“狗”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