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什么多：包多皴多大鼻涕多之鼻涕篇

包多皴多鼻涕多之鼻涕篇：飞短流长说鼻涕

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手上皴多，脸上鼻涕多，身上包多。

小时候，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鼻涕那个多哟。天一凉就开始鼻涕横流了，啃上口窝头、一路小跑奔学校，惹得鼻子吸溜吸溜个不停，鼻涕也毫无顾忌地流下来就着窝头一起进肚。再加上日子穷极了，买不起纸，撕个旧报纸擦巴擦巴，再不行干脆就往袖口上一抹。那时候孩子们的袖口乌涂乌涂地硬巴巴地比抹布还脏。

吃窝头就咸菜，我们是毛主席的好二代 ，那应该是回到家里。上学路上吃窝头就鼻涕，我们的生活比蜜咸，别有一番滋味。

有个住隆福寺街口的同学卢占奇，我给他起过两个外号，一个是谐音陆战棋，一个是形象卢大鼻涕。我在他家上小组，做作业时时不时鼻涕掉在本子上，然后第一时间用袖口马上去擦干净作业本。那个时候当老师不容易，抬头讲课面对同学，低头判作业作业本上忘不了已成痕迹了的鼻涕。

记得特别清楚。2011年11月11日晩上几个小学同学聚会，PM2.5的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打电话邀我前往，我忙去不了。于是一个一个地开始问候，轮到卢占奇时他问：你还记得我吗？我答：记得，卢大鼻涕。

虽然我的鼻涕没他多，可也名列前茅。妈妈带我去看过东头盐店大院把口坐堂的老中医唐大夫，让他好个脉，开点去鼻涕的中药。旁边的街坊窦连成是东城区摔跤的跤王，他对我妈说您傻呀，唐太夫那儿子唐加和鼻涕比谁不少，他亲儿子的鼻涕都治不了，怎么可能治了你儿子的鼻涕。

妈妈还是不死心，又带我找了刘大夫。刘大夫，北京铁路医院东华门分院眼科医生，成份不好，好像当过国军军医，老挨整当不了主任。奇怪的是他家门口老搁着一幅官材，挺吓人的。

刘大夫的女儿刘克强是我小学和中学一个班的同学，后来分到银行，四十多年一直失联。我一直抱有希望，在整个同学群的同学都战狼味十足的时代，她总不会又是一个老粉红吧。

刘大夫高个子，表情上十分严肃，他坚持鼻涕是鼻子分泌出来的，应该属于耳鼻咽喉科范畴。他说，流个眼屎，哧沫糊、红眼病什么的找我才对。

1971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日子，迎风流泪去宽街中医院开了三幅中药，每天热水熏蒸，果然灵验，三天痊愈了。过了一个月，病又犯了，正好大沟巷胡同倒尿盆上厕所时碰见刘大夫。他说傻孩子，眼睛不流泪了与中药无关，是理疗的作用。不用中药热敷一样管用。

1973年，医务室的方宏道医生认为我应该手术把右眼的小黑痣割掉。我又去找了刘大夫，他说不割你可能活七八十岁，割了危在旦夕。你若不信，我给你写个条子去问协和的胡琤、劳远琇、同仁的张晓楼，万万割不得呀割不得。

1974年在协和医院因咽角化症摘除扁桃体，正碰上张庆松教授查房。他是中国变态反应医学的开山鼻祖，文革初期他坚持针灸扎哑叭能说话，针刺麻醉疼不怕是做假。文革时张教授挨整的一条罪名就是，他查房见到鼻腔恶性黑色素瘤的患者，对学生说，这种肿瘤恶性程度太高，除非把头砍下来，几乎无法根治。对于阶级弟兄的这种恶毒言语当然是不可饶恕的，能不批斗。

修脚的妙手堂王希子安爷爷是个道医，他坚持抜火罐治疗，用火攻可以驱散湿气。鼻涕是湿的，没了湿气，鼻涕才能减少。最后希子安爷给我拔了三天火罐，大鼻涕照旧，一点不少。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鼻涕越来越少，特别是改革开放生活一好，几乎流大鼻涕的现象很难看到了。十分奇妙。

1994年因双歧杆菌科普，结识了中国流行病学泰斗刘秉阳教授。在中国这方面泰斗只有三个，都出于湘雅，都留美，还都是湖南人。一个汤飞凡，一个魏曦，再一个就是刘秉阳。由此我还曾经写过一篇《预防医学湘雅远远胜协和》的文章。

为什么流大鼻涕的越来越少？刘秉阳教授的回答才让我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问我，问抗生素。